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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非遗:地缘和日常

发布时间 :2017-03-03      作者 :本刊记者 杨云倩      

  
  乔晓光认为,民间艺术从日常生活而来,又与地缘息息相关。 摄影 郭莎莎/人民画报

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切口,如何认知和了解京津冀文化的共性与个性?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过程中,非遗的整理和保护有着怎样的意义? 

  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央美术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乔晓光教授。

  “京畿直隶、京剧相声、年画窗花……提起京津冀,总能让人想起三地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底蕴。三地山水相连,本是文化一脉的天然共同体。”乔晓光说。

  从剪纸看中国民间艺术

  从上世纪80年代末结缘剪纸,到将剪纸艺术与现代美术相结合,再到对中国民间艺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奔走宣传、积极抢救,乔晓光的心中,对非遗保护有着不灭的热情。在专访中,他提出,以地缘和日常为特质的非遗文化是认知京津冀的前提和基础。

  一把剪刀、一张纸——再普通不过的工具,一双灵巧的手,加上脑海中千变万化的创意,就成了多彩多样的剪纸作品。传承了一千多年的剪纸,在乔晓光的努力下,与现代艺术相结合,又多了几分时尚色彩。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美术学院开设民间艺术课,第一次将民间文化资源作为活态艺术传统知识体系纳入高等教育中。随后,民间美术研究室、民间美术系相继开设。原本学习中国画的乔晓光,在河北小城接触到了木版年画,继而又结识了剪纸,从此与民间艺术有了不解之缘。在乔晓光看来,剪纸体现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传承千年,背后是人性的魅力和地域文化的特色。

  连续两年在全国文化遗产日(610日)举办的京津冀非遗联展上,蔚县剪纸、北京料器制作、河北秸秆扎刻、聚元号弓箭制作、杨柳青木版年画、“风筝魏”制作吸引了人们的目光,而展台前这些非遗项目的国家级传承人所做的展示,更成为了现场一大亮点。

  20025月成立的中央美术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其学术前身是创立并发展了二十多年的民间美术研究室和民间美术系,而科研思想,则是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时期起就强调的文化的人民性。早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就主张文艺工作者要向民间学习,提出艺术要扎根人民、深入人民。与实践相结合,延安鲁艺的艺术家走到了乡村农民生活中,一大批接地气的青年艺术家涌现出来。

  以剪纸、木版年画等为代表的民间艺术,在当时团结人民一致抗战的工作中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学习》和《自卫军》是古元的两幅木刻新剪纸窗花作品,都将解放区农民提倡的新生活展现了出来。当时解放区农民新生活倡导移风易俗、识字扫盲、学习文化,建立农村新文明风尚。《学习》刻绘的是农民识字学习的场景。《自卫军》的主角是抗战时期延安农民组织起来的武装力量,自卫军手持红缨枪、腰挂手榴弹,呈现了战争年代特殊时期的农民民兵形象。这些贴在窑洞上的木刻剪纸作品展现了农民自己的生活和形象,深受欢迎。

  从延安鲁艺时期,到上世纪80年代央美研究民间艺术,再到央美非遗研究中心的成立,几代人延续了七十余年,围绕民间艺术的研究与创作而不断努力。乔晓光说,这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大学中都是独特而值得珍惜的个案。

  “中国是传统农业大国,乡村则靠文化支撑。否定文化,民族精神便无以为继。我们做的田野调查研究工作,是把传统和当代相联系,是对传统的再认识,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和中国文化对世界的贡献。”在乔晓光看来,就剪纸这样一个具有非遗普遍意义且极具文化魅力的艺术形式来说,仍活跃在民间的剪纸艺人就是其活态的证明。“北京剪纸”非遗传承人徐阳将花样运用在服饰、器具上;天津北辰的赵氏剪纸第三代传人赵德宝义务教授剪纸;河北蔚县剪纸起源于窗花,迄今有200多年历史……

  民间艺术从日常而来

  北京长期是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流传至今的景泰蓝制作技艺、玉雕、雕漆技艺等为代表的“燕京八绝”,显示了都城文化和皇家宫廷艺术的精美华贵。天津因由漕运文化而兴,以杨柳青木版年画、泥人张彩塑、风筝魏制作技艺、天津快板、天津时调等为特色的津门文化,让人感受到“九河下梢天津卫”的熙攘繁华。河北古为燕赵之地,因日常生活需要发展出以蔚县剪纸、磁州窑烧制技艺为代表的民间手工艺,体现出华北大地的古朴悠然。

  人们认知京津冀地区的文化源流,大多是从这些闻名遐迩的文化元素而来。乔晓光研究非遗多年,一直在提倡“日常艺术”。在他看来,这些文化现象无不是出自于人们的日常生活生产。他认为:“艺术混生在民间生活中,这是民间美术最基本的特质。即生活的日常性,在民间艺术的表现中得到最为充分的叙事与升华。”

  “民间艺术来源于民间,又反映着民间的生活文化。我们研究的是剪纸,但又在通过剪纸去了解、研究乡村的日常生活。以往我们习惯从汉字、文物、遗址去了解中国,但很少从民间角度,或是从一个村庄、习俗、民间艺术去认识中国。”乔晓光说。

  正是因为日常,乔晓光认为非遗应该回到民间,回到农村去。在他近30年的艺术研究生涯中,乔晓光将大量时间扎根于田野,去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考察与保护——关注乡村、农民的艺术,记录民间艺人的现实状况。

  乔晓光认为,民间日常的生产生活和民间文化对不同地区的影响,回到文化地理的层面上,就形成了蔚县剪纸、杨柳青木版年画等民间艺术,它们不仅构成了京津冀地区文化的一部分,还影响了山东、山西、内蒙古、东北等地区。

  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考虑非遗

  “非遗项目从日常生活而来,而这些民间艺术的产生和发展都不是孤立的,京津冀三地之间的文化项目既和本地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又和周围地区相互勾连。”在乔晓光看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北京商业交往范围广泛,资源腹地辽阔。尽管物资从江南经运河进入京城,但周边地区对京城的贡献也不可小视。

  相邻地区文化相近,但又各有特色。表现在日常生活中:河北蔚县窗花赫赫有名,而天津是全国少有的有春节贴窗花习俗的城市;北京的曹氏风筝和天津“风筝魏”造型不同,各有所长;杨柳青木版年画几乎已经成了年画的代名词,而河北武强木版年画、北京木版水印画也都散发出强烈的地域气息……民间艺术文化的传播覆盖了京津冀地区,三地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借鉴、相互补充。

  地缘起源于地理概念,而又延伸出文明、艺术以及科学,从而共生共存。地缘性文明构成三地之间的联系。推而广之,道路、交通、河流、大洋,复杂的地理文明又沟通了世界。

  乔晓光认为,考虑三地的协同发展,地缘性文明是第一位。地缘是理解京津冀的一个重要视角,民间生产生活构成了京津冀地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错综复杂关系。当理解了地缘文明生态的关系后,京津冀协同发展是符合历史也符合未来的趋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协同一体是主流。

  不过乔晓光心中也颇有些紧迫感,优秀的民间剪纸艺人一个个先后离去,小部分人的力量毕竟渺小。在迅速城镇化的今天,剪纸这一农耕文明的产物,似乎正伴随着城市发展、乡土社会的消失而远去。“在趋向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地缘性文明资源的整合是未来的趋势。21世纪,人类共同发展、重新认识、取得新的文化融合的时代来临了。交通便利和传媒发达让人们身心更近一步,但文化心理准备还没有完全做好,文化差异影响着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

  因而,在乔晓光看来,保护和发展好京津冀文化,是让世界人民更好认识中国的契机。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定要考虑到乡村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能在发展中丢失了这些文化物种。把京津冀地区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尤其是与生态、节日关联的非遗物种保护、发展好,推动城乡二元的互补互动,让民间文化在日常生活中产生更大的影响,才能发展成为一个更有内涵和底蕴的京津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