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在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化未来”会议上的演讲

在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化未来”会议上的演讲

曾培炎

（2016年12月8日，澳大利亚墨尔本）

尊敬的安德鲁斯州长，

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

很高兴在美丽的维多利亚州与大家相聚，也欢迎大家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墨尔本会议。在当前全球化遭遇逆风，反自由贸易倾向有所抬头的背景下，论坛以“全球化未来”为题召开会议，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毋庸讳言，“全球化”这个名词与我们每个人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紧密。地球是人类的共同家园，不同的资源禀赋、地理气候和人类活动等因素决定了，全球化是经济社会发展趋势。从理论上讲，全球化是生产要素从一国内部配置到全球范围配置的转变过程，是生产力基于市场规律发展的必然。根据IMF的定义，全球化包括贸易及交易（trade and transactions）、资本及投资（capital and investment）、移民与人员流动（migration and movement of people）、知识的传播（dissemination of knowledge）等四个方面。历史地看，大航海的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与殖民贸易的兴起、到二战后联合国和WTO的创建，都是全球化的重要发展阶段。与之伴随的，则是全球地域的开拓、人员交往的紧密和经济增长的繁荣。全球化快速发展的百多年来，是人类历史上生产力发展最快、人民生活水平改善最多、社会文明进步最大的时期。而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应用，以及国际资本的大规模跨国流动，又推动全球化在21世纪初达到了新的阶段。

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把原本一路高涨的世界经济推下低谷，而且也使加速发展的全球化进程遭遇了波折。全球化最主要的动力源——跨境贸易与投资不断萎缩：全球贸易增速连续5年低于全球GDP增速，国际资本流动与危机前相比缩水六成多。在国家政策层面，去全球化和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移民政策不断收紧。人们对于全球化的前景也陷入迷茫，甚至有人认为全球化趋势正在出现逆转。

对于这种悲观的预期和看法，我并不赞同。从总体上看，全球化本身不至于就此停止或逆转，发展潮流依然会继续。上述现象，仅是全球化历史进程中的曲折和回调。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当前的治理体制和经济结构，同全球化深入发展不相适应所造成的。这些不适应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国际规则制度的不适应。同快速发展的全球化相比，建立于60多年之前的现行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明显滞后。少数国家主导的国际规则与世界经济多元发展格局难以适应，导致全球经济秩序问题丛生。各经济体之间的政策协调远远落后于全球化的需要。当前的一个悖论是：一方面，全球化深入发展需要全球范围有效的治理和监管，需要加强各经济体的政策协调；但另一方面，全球化给各国之间及各经济体内部群体之间带来的利弊有别，协调治理显得十分困难。经济全球化与全球治理要求不适应、不适调，使其成为全球化产生负面影响的重要原因。

第二，财富分配机制的不适应。全球化推动了要素配置的跨国界优化，而有失公允的经济金融制度，在全球范围扩大了资本和劳动收益的差距，进一步催生了过度放任的金融化和虚拟经济。投机巨头利用资本优势、金融衍生产品和制度法规空隙，获取了大量附加值，加之合法避税逃税，导致大量财富向少数人群集中，贫富差距加大。据美国研究机构数据，自1970年以来，与经济快速增长不相称的是，美国中产阶层和工人阶层收入停滞不前，而占人口1%的富人收入却增长了150%以上。国际资本的投机本性和巨大能量，扭曲了整体分配格局，扭曲了合理收入差距，也扭曲了对全球化的认识。

第三，各经济体内部结构调整的不适应。全球化过程意味着国际产业链、价值链的重构，必将对各国内部经济结构形成倒逼。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产业将根据生产成本梯次进行转移。对于有产业淡出的国家，应该主动调整，发展其他比较优势更明显的产业部类。但很多情况是，一些经济体由于受自身政治、社会因素的制约，或者由于政策不当，没能及时调整以跟上全球结构变化的步伐，造成经济发展减速甚至停滞。中国在融入全球化当中，也遇到一些困难和挑战。当前，由于人口红利消退、生产成本上升、资源环境制约，一些原本具有优势的产业，比如服装加工、产品装配等，正在向海外转移，钢铁、建材等传统产业产能出现过剩。但是，中国坚定信心，主动调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采取“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的对策，加大淘汰落后产能，引导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转型升级。与此同时，做好失业保障、人员培训转岗工作。艰巨的调整行动，是中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选择。

综上所述，全球化进程中的制度完善和结构调整，不可能一帆风顺、一蹴而就，会有一个不断磨合、适调的过程。在经济周期下行、增长动能转换和技术创新寻求突破的时期，由于市场疲软、就业困难、收入下降，加之政府财政紧缩、福利消减，社会民众的不适感会凸现出来，以致形成各类反全球化的思潮和行动。这些负面影响，需要各国的正视，积极加以消除和弥补。而不应因噎废食、诿过于人，更不能情绪化地全部归咎于全球化。我相信，全球化趋势在克服曲折之后将会继续向前发展。

女士们，先生们，

一个健康可持续的全球化，应该是“包容、公平、协调、创新”的全球化。包容，是其核心内涵。全球化应秉承开放、合作、共赢精神，使各个国家、各个群体都能参与其中，并从中受益。公平，是其衡量要素。全球化应合理反映各方诉求，致力于缩小各经济体发展差距和贫富差距，兼顾效率与公平，均衡资本与劳动收益。协调，是其必要手段。在全球化潮流中，各经济体应加强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和税收政策的协调，解决制度、政策、标准不对称问题，在世界经济重振中实现联动发展。创新，是其驱动引擎。注重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合作与商业模式创新的作用，支持推广突破性新一代技术，克服生产要素流动的限制，鼓励市场深度开放，提升贸易、投资、人员与信息流动的便利化，激发全球化发展的内生动力。

为实现这种健康可持续的全球化，国际社会首先应凝聚共识，相向而行，形成合力。如果任由保护主义、排外主义泛滥，世界经济和全球化将会陷入长期停滞的泥潭。三个月前的G20杭州峰会，在创新增长方式、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重振贸易与投资、推动包容联动发展等方面达成诸多共识。中国领导人提出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描绘了全球增长新蓝图，为全球化进程注入新的动力。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化发展的最终目标，而全球化也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

在推动全球化的过程中，现有全球经济治理机构负有重要责任，应更多地发挥引领、监管和矫正的作用。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IMF、WTO在内的各类国际组织，都需要进行相应完善和改革，以充分反映当前世界经济和全球化发展现状，支持多边和区域性贸易区建设。特别是要使这些机构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以保障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的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坚强的国家领导力是实现结构调整最重要的推动力。当政者应审时度势，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寻找合适定位，促进产业优化重组。统筹“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妥善解决结构调整引发的经济社会矛盾，做好对公众和舆论的政策解释。强化政策执行力，将各国之间达成的共识付诸实际行动。

此外，在推进全球化的过程中，还应处理好一些具体问题。譬如，如何使WTO与各种区域性贸易机制以及众多分散的FTA之间互相协调，而不是相互掣肘？如何使国际资本流动收益，在资本输出国与输入国、资本与劳动之间合理分配，更多发挥对促进全球化的正效应？如何支持被边缘化的中小企业和弱势群体共享全球化成果？如何加强全球产业链供方与需方的协调，实现市场的稳定和可持续？我期待通过各位有识之士的讨论和交流，能够就这些问题聆听大家的高见。

女士们，先生们，

27年前，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霍克先生，提出了建立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建议，旨在加深亚太各国的经贸关系，得到了有关方面的积极响应。多年来，APEC在推动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加强成员间经济技术合作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7年后，就在两周前，APEC领导人峰会在秘鲁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郑重提出了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Free Trade Area of Asia-Pacific）的建议。这充分显示，中国和澳大利亚都在推进全球化进程中扮演着积极角色。我们相信，这次会议必将促进澳大利亚、特别是维多利亚州同亚洲各经济体的紧密联系，增进亚太地区推进全球化的共同利益。为此，我真诚地希望和预祝此次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