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主旨演讲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一次系统地公开论述“一带一路”的未来，即要坚持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携手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之路，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这其中“开放”一词精准地回应了当下世界出现的逆全球化、保护主义等消极现象，让国际社会感受到“一带一路”的积极效应。回顾“一带一路”建设推进的四年，中国用实际行动表明秉承开放的理念，使得“建设更加公正更加合理的世界”不仅仅是口号，更是务实的行动。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诸多实际举措，将塑造全球开放的新格局。

“一带一路”扭转了世界开放的传统惯性

四年来，“一带一路”的进展使得全球开放格局在器物层面、制度层面与思想层面都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一种新的开放国际局面正在形成。

一是在器物层面，世界发展进程所倚重的金融、贸易、投资、基建、商品等内容都出现了重心的转移，以新兴经济体为全球化开放动力的新格局正在形成。

过去，世界发展的重心主要在发达国家，增长动力主要来源于以美欧为代表的西方世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对全球发展的引擎力量越来越小。以E11国家（中国、印度等11个新兴国家）2015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52.9%（其中中国一国约占30％），远大于G7国家的22.9%。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一带一路”在新兴经济体增长的作用功不可没。以2017年一季度为例，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1.66万亿元，同比增长26.2%，高于同期中国整体外贸增速4.4个百分点。中国对俄罗斯、巴基斯坦、波兰、哈萨克斯坦和印度等国进出口分别增长37%、18.7%、19%、69.3%和27.7%，数倍于全球贸易增长的平均水平。

随着“一带一路”进展的深化，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响应与参与其中，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开放格局还会越来越大。尤其是中国在海外建了近100个工业园区，开辟了比较好的境外合作区的纺织、家电、箱包、服装等产能合作以及以公路、铁路、机场、港口为主要依托的基建发展，不仅直接带动当地的就业，拉动了驻在国的经济，更重要的是，形成了全球网状的开放战略支点，使全球开放动能从传统的发达国家逐渐向新兴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区域转移。

二是在制度层面，全球治理体系所倚重的国际金融、贸易、投资、信息机制都出现了均衡化的改革趋势，以更加兼容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的国际制度开放新格局正在形成。

2016年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行董事会终于正式批准了2010年份额及治理改革方案，超过6%的份额将从日本、法国、德国等发达国家转移给新兴市场及发展中国家。中国份额由此前的3.994%增加至6.390%，排名从第六位升至第三位，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巴西、印度、俄罗斯也跻身前十大份额国。同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成为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成员，权重（10.92%）仅次于美元（41.73%）、欧元（30.93%）。人民币还成为目前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前五大贸易支付货币、前九大外汇交易货币。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升，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来自于“一带一路”推进的贸易增长与货币地位提升。

国际金融机制的改革是国际制度均衡化的重要标志，这也是像类似TPP那样试图以美日为重心的区域主义贸易制度流产的背景。与TPP相反的是，中国倡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自由贸易区等与“一带一路”异曲同工的倡议进展却相当顺利。中国推进跨境电子商务的兴盛，以及互联网机站与网络支付等软硬件的国际普及，使国际制度的效能越来越能覆盖过去全球治理的盲区。诚如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开放将更有利于“解决发展失衡、治理困境、数字鸿沟、分配差距等问题”。

三是在思想层面，全球发展经验不再局限于“华盛顿共识”的西方模式，而是产生了互学互鉴，尤其是“向东看”、从中国发展道路中汲取有效经验的国际知识开放新格局。

二战结束以来，新独立国家的发展道路长期受西方模式的影响。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以政治选举化、经济私有化、社会自由化为核心内容的“华盛顿共识”成为主导其他国家发展政策的主要理论来源。然而，过去20多年的实践表明，“华盛顿共识”并未在其他国家带来足够的福祉，甚至还出现了大溃败。

“一带一路”则从新的思想层面为全球提供了发展知识的公共产品。当全世界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都在思考，为什么过去40年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政党、同一个民族、同一片国土面积却能取得了奇迹般的发展成就与截然不同的变化？此时，中国经验如“实事求是”、“贤能政治”、“要致富先修路”、“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等就成了全世界争先效仿的新知识。以发展、治理理论为主要内容的国际知识由过去“西学东渐”逐渐拓展与“中学西渐”并行的新开放格局。这并不等于西方的经验完全过时了，但“一带一路”的确为全世界的知识开放体系提供了新契机。

开放新世界的未来愿景

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统计，从1950年到2008年，只有两个发展中经济体从低收入进入高收入发展水平；只有13个中等收入经济体进入到高收入发展水平，其中有8个是西欧周边的欧洲国家，本来差距就不大，或是石油生产国，另5个则是日本与“亚洲四小龙”。换句话说，半个多世纪来，全球发展结构并没有出现质的变化。富国仍是富国，穷国多数还是穷国，世界上200多个经济体多数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或者“低收入陷阱”。

但中国不一样，经过近40年的发展，使占全球约80%贫困人口完全脱贫，实现了“四个现代化”，更重要的是，通过“一带一路”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帮助改善全球治理的结构与水平，本质上是通过提高有效新的国际供给，来催生新的国际需求，实现世界经济再开放，进而既造福于全球未来发展，也造就负责任大国的中国地位与形象。具体点说，未来新开放世界的可期待愿景至少有三点：

第一，通过打造跨国互联互通，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提高贸易和投资水平，满足“一带一路”国家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和提高基础设施水平的迫切需要，提升全球福祉，在当前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促进世界经济形势的再平衡、再增长、再开放。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约有12亿人没有通电、24亿人没法享有基本的卫生服务。这使得联合国确定的2030年全球消除极端贫困目标的实现变得异常困难。过去40年，中国成功走出了一条扶贫开发道路，现在正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以政府主导、社会帮扶、民众主体、基建先生的方式与全球中低收入国家进行发展经验的分享，许多国家看到了国运改善的希望，毕竟，“道路通，百业兴”，尤其在印尼的雅万高铁、老挝中老铁路、东非蒙内铁路等大批设施竣工以及瓜达尔港、比雷埃夫斯港等大量港口规划实施后，中国通过基建带动全球开放，并改变各国发展状况的概率大增。更重要的是，在贸易与投资领域，中国已开通中欧班列50条，到2020年中欧班列将达每年5000列。未来5年，中国将进口8万亿美元的商品，将向全球投资7500亿美元，预计出国旅游的中国人年均达1.3亿，为“一带一路”增资7800亿元，将从2018年起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等，中国发展巨大的牵引力与带动力效应将会越来越显著，并最终创造新开放世界的新一轮商业机遇、投资机遇、盈利机遇。

第二，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增加中国与各国利益汇合点，推动变革全球治理体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以制度开放的逻辑，尽可能地实现各国在国际治理中的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在“一带一路”大背景下，中国将牵头成立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银行等新机构，对世界银行等传统国际经济金融制度进行有效补充；中国通过IMF份额改革等制度改革，以及在国际民航组织、国际电联刑警组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等大量国际组织上加派中国籍负责人与职员的方式，更多地体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大国的代表性，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法治化、开放化；中国通过强化“一带一路”绿色化的进程，进一步推进全球落实气候变化的相关协定，优化全球环境生态；通过打造国际互联网设施、跨境电商等事务，进一步提升全球发展的互联网水平，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实现更好的国际制度包容性与有效性。由此见，通过中国“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制度新供给，新开放世界的制度红利也是可期的。

第三，通过民心相通，推进文明交流互鉴，加强“一带一路”的跨国学术研究合作、科技创新合作、生态环保合作、民生建设合作等方式，打造一个新全球化时代的新开放社会。

套用哲学家亨利·博格森提出“开放社会”的逻辑，当下世界越来越被原本以开放社会自居的西方模式所桎梏，西方成为近年来经济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政策僵化、政治衰败、福祉退化、权利超载的最大策源地。此时，“一带一路”通过推进各类跨国合作，如未来5年内安排2500人次青年科学家来华从事短期科研工作，培训5000人次科学技术和管理人员，投入运行50家联合实验室；未来3年向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600亿元人民币援助；在沿线国家实施100个“幸福家园”、100个“爱心助困”、100个“康复助医”等方式，实现新型全球开放社会的形成。新型的国际开放社会不只是西方主导的，而是由东西方平等、民主地享受各项国际权利。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西方的超越，实现更多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开放体系，改写当下以西方样本为基石的整个全球社会科学体系，最终创造人类社会的新一轮文明演进。

中国人应为新开放的世界而奋斗

“伟业非一日之功”，作为伟大的事业，“一带一路”建设的未来当然需要伟大的中华民族投入到这项伟大的实践中。稍有遗憾的是，虽然“一带一路”已实施了近四年，但是从政府到社会，从企业到个人，并不是所有机构与民众都能看清“新开放世界正在来临”的事实，也不一定都能把握“一带一路”的开放意义。对此，从政府到个人，恐怕都应该有所调整。

从政府的角度看，需要鼓励各级官员加强学习，要加强能力建设和战略投入，加强对全球治理的理论研究与人才培养，认识到新形势、新变化与新格局的重要性，需要在“一带一路”顶层设计的基础上建立一系列的统筹协调机制，制定更符合于“新开放世界”背景下具有国际视野的政策与相关规则，在各个层级真正推进中国政府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与国际治理的现代化。

从社会的角度看，需要完善一系列的商务支撑体系与服务意识，在投资、保险、金融、企业管理、法律、审计、咨询与调查等各个服务领域强化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支持，减少不必要的运营风险，完善各个机构与企业的国际化战略，使中国经济、投资、贸易、金融力量真正实现全球化，增加与各国利益汇合点，夯实正确义利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等理念和举措在全球的推进与普及。

从个人的角度看，需要提高民众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减少各界对对“一带一路”不必要的误解，引导社会舆论理性客观地认识“一带一路”的正面意义与现实紧迫性，进而通过自身经验讲好中国故事，以人人都能成为“一带一路”大使的姿态，为“一带一路”纵深发展、开放发展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