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发展是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倡导的“阻止地球退化”目标所指。绿色投资强调投资活动必须兼顾经济、环境、社会等多维目标，是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集中体现。
未来几十年，大量基础设施将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建设，这些项目将对周边环境乃至全球气候产生重要影响。“一带一路”投资项目必须兼具经济效益、环境友好和社会和谐等特征，符合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巴黎协定》要求，才能行稳致远。推动“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应重点关注以下十项重大问题。
一、加强政策沟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执行不同的环境和社会标准以及绿色投资政策，需要在遵循相互尊重、平等互惠原则的基础之上，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策对话与协商交流，协调政策立场，增强互信，求同存异，推动各国投资政策、环保法规、标准制度的沟通协调，健全相关国家绿色投资的规章制度，营造开放、透明、便利的投资环境，为沿线国家完善绿色投资政策提供指导，促进政策沟通，积累民众共识，共同推动绿色发展。
二、强化能力建设。加强与多边组织、研究机构和专业智库开展合作，鼓励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府部门及投资企业提升绿色发展的专业能力，在经济、环境和社会的评估、监测、预警、应急、信息、统计、科技、宣教等领域加强能力建设，努力提升在公共政策、投资决策、建设管理和运营监管等环节的学习能力、执行能力和改革创新能力，奠定“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发挥作用的专业能力基础。
三、重视环境风险决策。“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出于对环境安全等方面的考虑，对外资采取总量控制、投资许可等诸多限制，降低和破除投资壁垒成为当务之急，而控制环境风险则首当其冲。把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因素纳入投资决策过程，深度开展环境和社会尽职调查，科学核算投资项目环境资源成本，包括改善环境、治理污染等绿色发展成本，以及环境破坏带来的损失和资源耗费造成的不利环境影响成本，将环境资源成本内部化，纳入项目投资决策体系，制定并完善环境风险防范行动计划及应急管理预案。
四、开发绿色金融工具。2016年8月，中国“一行三会”（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委发布《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股票、绿色保险等金融工具支持经济向绿色化转型。“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同样离不开绿色金融工具的支持，除了传统的绿色信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多边金融机构应推动绿色金融工具创新，积极运用绿色债券、绿色资产支持证券（ABS）、排放权融资和绿色投资基金等绿色金融工具，为“一带一路”绿色项目提供融资支持。通过灵活使用环境责任险、巨灾险和绿色建筑保险等工具，积极探索绿色保险，有效规避项目运营和资产管理中存在的环境风险。
五、关注弱势群体环境权益。“一带一路”沿线涉及国家和人口众多。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经济体，对“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均充满期待。应充分考虑投资项目对中低收入国家、地区及人群的影响，确保工程建设及运营的可持续性，尤其应关注弱势群体的环境权益不受侵害。要引入与投资相关的重大政策、重大规划及重大项目社会风险评估机制，建立具有普适性的环境和社会风险评估标准，确保“一带一路”倡议所推进的投资项目必须以环境友好和社会和谐的方式执行，投资企业必须充分重视维护东道国的生态环境安全，自觉维护公共健康和公众安全，实现可持续绿色发展目标。
六、充分披露绿色环保信息。信息披露是增强境外投资企业和金融机构社会责任意识，激励避免污染性投资、加大绿色投资力度的有效举措。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过程中，各利益相关方应重视投资项目环境及社会影响等方面的信息共享，加强对绿色投资项目的信息披露，加强对相关企业的资质审核和建设项目的全过程监管，建立环境信息披露的约束与激励机制，确保投资企业有效披露环境相关信息，包括能源消耗、温室气体排放、污染物排放、水资源利用和生态建设等相关信息。在“一带一路”绿色投资中，可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金融机构构建绿色投资信息收集通道，携手开发 “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信息数据共享系统，及时披露绿色投资相关信息。
七、加强与利益相关方沟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历史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俗等方面迥异，使得利益相关方的沟通协调显得尤为必要。要加强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环境保护专业机构、媒体、当地社区民众、各类社会组织等利益相关方的有效沟通，建立冲突解决机制，及时、有效解决与社区、供应商和客户之间存在的纠纷。积极打造绿色信息综合服务平台，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网络信息平台建设，积极推介绿色投资项目以及相关技术和产品，促进当地政府和社会民众能够更好地理解绿色投资理念及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
八、完善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从产业链、生态链、资金链及产品供应链等不同环节推动实施绿色环保政策，把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因素纳入供应链管理体系，积极推进绿色供应链合作网络建设，支持绿色投资、绿色生产、绿色采购和绿色消费。开展供应链各环节的绿色标准认证，探索建立绿色供应链绩效评价及跟踪监测体系，从绿色供应链管理的角度完善“一带一路”绿色投资项目决策及运营管理机制。
九、构建绿色投资国际标准体系。借鉴现有的绿色投资国际标准规范和政策指导工具，如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环境和社会安全保障政策体系、国际商业银行的赤道原则等成果，结合“一带一路”投资的实际需要，研究制定“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应该遵循的投资原则、评价指标及监测评估体系，包括绿色投资项目识别与分类标准、绿色投资风险识别标准、绿色投资运营管理及产品交付标准，构建符合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要求的绿色投资国际标准体系，确保“一带一路”绿色投资所遵循的国际标准既要高效先进，又要符合各国实际，确保促进东道国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十、有效推动绿色影响力投资。影响力投资强调创造投资项目的社会影响力，强调义利并举、公益与商业相融合，是改善发展中国家社会底层的民生状态、实现正面社会和环境效应的重要手段，同时也应成为“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倡议的重要实现手段。“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要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支持下，动员各种金融资源，开发绿色影响力投资工具，加强影响力投资项目策划及可融资性分析评估，平衡具体投资项目的商业利益及社会环境影响，研究提出规避项目投资的可能风险，确保项目周期全过程的可持续性，推动实现投资项目的正向环境及社会影响力。
（王安：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