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在中国的不断推动下,拓展多元化投资,鼓励进行第三方市场合作,逐渐形成了普惠发展、共享发展的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和价值链,为沿线国家加速融入全球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供了新动能。
产能合作取得巨大进展
五年多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增长平稳。2013-2018年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900亿美元,在沿线国家完成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超过4000亿美元。2018年,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56亿美元,同比增长8.9%,占同期总额的13.0%。在此期间,国际产能合作和第三方市场合作更是得到了快速推进。目前,中国已同哈萨克斯坦、埃及、埃塞俄比亚、巴西等40多个国家签署了产能合作文件,同东盟、非盟、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等区域组织进行合作对接,开展机制化产能合作,也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日本、葡萄牙等国签署了第三方市场合作文件。
中国积极响应并与相关国家推进市场化、全方位的产能合作,促进沿线国家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产业发展层次提升。一批基础设施完备、主导产业明确、公共服务功能健全、具有集聚和辐射效应的产业园区,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国际产能与装备制造合作的重要平台,为沿线国家创造了新的税收源和就业渠道。其中,白俄罗斯中白工业园、泰中罗勇工业园、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中老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中印尼综合产业园区等建设取得积极高效进展,与其他国家合作共建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工作也在稳步推进。
一大批产能合作项目的落地,给所在国家带来资金和技术。交通、电网等基础设置建设成就卓著,陆海空组成高效的运输通道,中国同中亚、欧洲有关国家合作开行的中欧班列已超过一万列,印尼雅万高铁,中泰、中老、匈塞铁路相继开工,多处铁路、大桥、港口建设完成投入使用,大量中国企业走出国门,为未来进行更为全面的合作作好铺垫。这些项目在设计、建设、融资以及运营过程中,都有来自不同国家的供应商共同参与,播下了合作的种子。比如,在投标连接曼谷与国内3座机场的高速铁路项目中占据优势的联合体中,就包括了中国铁建、曼谷高速公路与地铁公共有限公司、日本海外交通与城市开发事业支援机构、中国中信集团、德国西门子公司、韩国现代集团、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等来自不同国家的企业。
产能合作契合当今世界发展需要
当前,贸易摩擦、货币宽松政策转向、地缘政治动荡都阻碍了世界经济的增长,种种因素带来的复杂化和不确定性日益凸显。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推动庞大的资金流涌向股市等金融市场,并没有真正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这有可能为下一次金融危机埋下火种。从全球的角度看,资金实际上并不缺乏,缺乏的是真正可以带来经济效益的项目。
国际产能合作很可能会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亮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工业化程度不高,相较于传统的出口贸易模式,以产能合作的境外投资方式更能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需要,通过聚集多个国家的产能合作,不仅有助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提升当地人们的生活水平,投资的边际效益也会较高。
中哈合作显示出了产能合作互利共赢的局面,成为中国在海外产能合作的样板。哈萨克斯坦资源丰富,但经济结构相对单一。通过中哈在汽车、化工、冶金等多项领域产能合作,其经济结构已经有了显著改变。如,通过产能合作为哈方带来了第一座大型水电站、第一家电解铝厂,已经确定了超过260亿美元的51项产能合作项目清单,为哈方的经济发展拓展了空间,将带动整个中亚地区的经济繁荣。
国际产能合作是国家间的贸易往来、经济交流的全新模式不同于过去的霸权主义大国对小国的资源掠夺,而是一种现代化的优势产能互补,不同国家都能够从中获得利益,并在彼此合作中加深了解、深化友谊,并自然而然地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国际产能合作推动者的中国,也正在赢得更多国家的尊重。
产能合作也是中国建设“一带一路”的需要,并为自身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更大空间。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和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其工业企业已经具备相当的实力。通过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企业公平竞争合作,有利于我国企业在国际上建立自己的声誉,也有利于减少其他国家对我国贸易领域的牵制。同时,我国与国外制度环境和技术标准、信息服务平台、企业国际化能力方面相比,均存在很多不足,更多参与国际产能合作,可以学习吸收欧美工业技术标准和管理方式,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人才队伍、尤其是中高级经营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完善对各国法律、汇率、财会制度等各方面的知识储备,为以后企业在更加错综复杂的国际市场中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构建全球产业链,打好基础。
“一带一路”沿线处于不同工业化阶段的国家之间具有产业转移的天然动力和优势。随着我国企业的产业转型升级以及成本的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面临承接中国劳动密集性产业、实现工业化和经济腾飞的窗口机遇期。在沿线60多个国家中,一些国家的人均GDP不到中国的一半,有的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从产业升级的角度看,中国劳动力成本上涨得非常快,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失去比较优势,这是沿线国家承接产业转移,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重大机遇。根据中国发展的经验,产业转移需要硬件基础,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便成为能够承接转移的关键抓手,此举可以帮助国家降低交易费用,让国内比较优势变成国际竞争优势,实现经济转型发展,这也是中国为世界均衡、可持续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
产能合作仍有很大空间
2017年亚洲开发银行在香港发布题为《满足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的报告称,从2016年到2030年,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将超过26万亿美元,年均1.7万亿美元,供给与需求缺口巨大。许多经济体因港口、铁路和道路不足,而无法与更广阔的市场高效连接。
产能合作的前提是要有充足的资金保障。产能合作的受益方是参与其中的所有国家,这不仅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包括欧美等发达国家,因此通力合作、促进共赢是各国应该秉持的共同目标。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存在大量类型多样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也需要巨额的资金支持、成熟的技术保障和高效的管理运营。然而,“一带一路”沿线的大部分国家缺乏项目建设经验,技术积累匮乏,导致建设技术比较落后,难以满足相应项目建设的需求,项目管理运营上也缺乏合理的机制。仅仅依靠当地国家的财政或国际组织的援建,显然也不现实。
在国际金融机构要发挥重要引导作用的前提下,大力推动PPP模式,可以填补较大的资金缺口。我国在这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积极发挥本国民间资本的力量,引导它们参与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PPP项目中去。一方面,可以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外部资金补充,履行中国政府的对外援助的承诺,缓解国外政府的财政资金压力;另一方面,借此机会为外国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引入新鲜血液,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项目建设水平和管理运营效率,传递中国的建设、管理经验,改善周边国家基础设施援建格局,也会增加我国在沿线国家中的美誉度和影响力。对国内企业而言,通过参与国际PPP合作,为民间资本“走出去”开辟更为广阔的空间,有利于提高国内企业对外投资的能力和效率,完善我国资本的国际配置格局,提高其国际化运营水平。
此外,产能合作往往涉及到多个国家、多种文化、不同民族,还需要基础设施的配套,因此一定要加强“五通”工作。在政策沟通方面,需要继续深化合作机制,开展双边合作、多边合作。同时也需要通过高层互访来不断加强政治互信,不断夯实传统友谊,积极拓展合作领域;在设施联通方面,则需要强化技术标准的对接、建设规划的对接、交通贯通的合作、能源联动还有信息资源的畅通;在贸易畅通层面,需要加强便利化建设,在国际贸易形势严峻的情况下迎难而上,并为投资提供更多便利化,这将有助于产业的布局和产能合作的开展;资金融通方面,需要加强金融的监管合作,为产能合作提供稳定的资金环境和资金支持,规避金融风险;民心相通,则要求建立新型区域关系,共建和谐友好的外交关系,谋求共同发展,以民心相通促进政治互信,以政治互信推动民心交往。
“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不仅仅是中国“走出去”的重要步伐,更是沿线国家参与其中,加快自身发展、提高资环利用率、促进经济繁荣和国民幸福的重要途径。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抓住了国际产能转移的机遇,快速实现了工业化,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现在,作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国家,我们有责任进一步深化合作,促进投融资,加强产业合作,从而优化区域内各国之间的产业链布局,打造命运共同体。各国也会在这场产业大调整、大布局的中寻找到更多的机遇,也会带动发展更多的新科技和商业模式,从而有可能为全球经济面临的发展困境尽快找到方向和出路,推动 “一带一路”建设走得更快、更远、更好。
(卞永祖: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产业部副主任;沈嘉诚: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实习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