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澄清，用一生为中国通信与互联网发展铺路

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理事长黄澄清接受人民画报社记者采访。 摄影 马耕平/人民画报

　　在中国互联网协会的办公大楼里，我们见到了协会副理事长黄澄清。现年61岁的他神采奕奕，完全没有年过花甲的那种沧桑，眼睛里透射着人在中年时的睿智与活力。与他交谈时，还不时能听到爽朗的笑声，比起工作近40年的厚重感，更传递出一种乐观与激情。

　　黄澄清的人生颇有几分传奇色彩。他是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后第一批参加高考的知识青年，通过高考改变了“知识青年扎根农村”的命运。又因为“留在城市”的愿望，他选择进入北京一所中专学校学习卫星通信专业，却不料这改变了他后半生的轨迹，更让他成为了一个推动中国通信与互联网事业的发展的躬身入局之人。

　　通过近40年的夙兴夜寐，他在几番“破”与“立”中刷新着自己的认知，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推动了中国通信事业的从旧到新和互联网的从弱到强。当我们惊叹于这些成绩时，他却只是微笑着说：“通信也好，互联网也好，在国家发展过程中，有修路的，有搭桥的，有开车的，有拉货的……我们就是那些修路搭桥的人。”

　　“很多省份都在找我们修电路”

　　1980年5月，黄澄清自北京长途通信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的无线通信局工作，9年后，也就是1989年，又被调入邮电部电信总局工作。在新岗位上，潮水般涌来的通信需求让他感到应接不暇，也让他意识到改革开放所释放出的巨大的发展潜力。“改革开放刚开始，中国经济刚刚起步，通信的需求特别大，那时候有托人找关系花5000元都装不上一部电话的情况（1990年中国人均GDP为1644元人民币）。当时我在邮电部电信总局无线处，买个BP机，花1400元也要托人找关系。后来有了‘大哥大’，一部花3万元都很难买到。”

　　除了个人通信需求外，中国各个省份也对通信的发展表现出极大的需求。“要致富，先修路”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句名言，而这条路，除了人们熟知的高速公路、铁路之外，还有电话、数据通信用的电路。“当时我参与了建设北京到上海的数字微波干线工程，徐州市政府找邮电部一定要在徐州开口下电路。那个时候下电路就相当于给地方钱一样，能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所以很多省份都找我们要开通更多的电路。”

　　在需求驱动经济发展的同时，黄澄清敏锐地发觉，电信部门的管理理念需要改变了。1998年，在信息产业部成立后，黄澄清调入信息产业部电信管理局服务质量监督处担任处长，主要负责监管电信服务质量。在调研后他发现，老电信部门并没有为用户服务的概念。在当时，电信部门乱收费现象严重，电话装机没有时间保证，修理服务也不规范。而在他看来，电信服务的不规范，监督与问责缺位，主要是观念的问题。“因为在改革开放之前，电信部门是为党政军高级干部服务的，不存在经济核算的概念，是一种国家特供的高级服务。特别是电话刚刚商品化的时候，属于卖方市场，许多人都求着电信部门装电话。所以我发现，首先要转变观念，要有为公众服务的意识。”

　　在调研之后，黄澄清便带领着他的团队开始探索电信部门服务质量的改进方法。在他的领导下，信息产业部出台了电信服务质量标准和监督管理办法、用户申诉管理办法，制定了电信企业服务质量报告制度、服务质量公告制度和用户申诉制度，成立了电信用户申诉受理中心。至今，这些标准、办法和制度还在沿用。

　　不过在他看来，现在电信部门的服务仍然有一些用户不满意的问题，但已经不是过去通信供给短缺造成的问题了。“现在主要是企业为了自己的经济效益，使用户觉得电信资费太高了，希望价格便宜点，资费要更加透明等等。对于这种新问题，电信部门还需要采取新的措施来解决。”

2004年12月30日，北京无线信息服务委员会成立，时任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秘书长黄澄清、新华网总裁周锡生、搜狐网总裁张朝阳、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理事长高卢麟、新浪网总裁汪延、网易总裁丁磊（从左至右）出席。 摄影/东方IC

　　“互联网虽然不完美，却是成功的”

　　就在黄澄清和他的同事们在电信领域攻坚克难，大干快上尽快解决电信服务产品短缺的同时，一场更大的变革悄然而至。1994年年初，正值中美双边科技联合会议召开之际，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胡启恒代表中方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申请联入国际互联网，并最终得到了认可。1994年4月，中国正式接入了国际互联网。提及此事，黄澄清在兴奋之余，也表露出遗憾。

　　“作为通信行业的从业者，我们也知道了互联网技术在兴起。但是我们当时对互联网能有今天这样应用是万万没有想到的，觉得可能就是科研用的一种网络技术。因为对我们搞通信的人来说，互联网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网络管理系统。此外，互联网也没有计费系统，没有服务质量保证。这么一种网络当时在我们看来，是不可能成为国家的基础设施的。所以，我们没有重视，就由中国科学院率先促成了中国联入国际互联网。”

　　在中国联入国际互联网之后，黄澄清所担心的问题也接踵而至。由于互联网的开放性，它在便利人们交流与传递信息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有害信息，是一把“双刃剑”。于是，网络信息安全便提上了议事日程。2000年，在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组建开始不久，他便被调来主持相关工作。不过，他很清楚，互联网的治理并不是一个国家能完成的，因为互联网无国界。参与全球互联网的治理，也成为了亟待解决的事宜。然而，在这件事情上，中国政府却因为国际上的互联网无政府主义而碰了一个不小的“钉子”。

　　“当时，国际上有个组织叫国际互联网域名与地址分配机构（ICANN），它会组织各个国家的民间组织讨论互联网地址域名的分配问题，但它因为受‘互联网无国界，无政府，无管理’的影响而排斥政府主导。很早的时候，中国工信部曾派官员列席了ICANN的大会，却没有表决权。当各国民间组织代表要投票表决的时候，各国政府代表却被要求回避。”

　　作为政府无法参与互联网这项重要基础资源分配的决策，让当时的中国代表触动很大。回来后不久，中国信息产业部便决定要成立中国互联网协会，代表中国行业来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而这副重担，便落在了黄澄清的肩上，他成为了中国互联网协会的主要筹备负责人。从此之后，他便走上了改善中国网络安全与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的漫漫长路。

　　“从跟跑到并跑，有些领域我们实现了领跑”

　　2002年3月初，一篇刊登在《南方周末》头版的报道引起了黄澄清的关注：《互联网走向分裂》，而其中披露的中国互联网存在的问题，是垃圾邮件泛滥。国外电子邮件服务商大面积地封杀了中国电子邮件服务企业邮箱地址。时任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胡启恒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她当即决定，要在两会上提案建议治理垃圾邮件。后来，这个提案转交到黄澄清手中，他详细论述了关于电子邮件立法的必要性并提出了许多建议。经过3年的反复努力，电子邮件的管理方法终于敲定。2005年11月，信息产业部制定公布了《互联网电子邮件服务管理办法》。在黄澄清看来，这个办法是中国互联网发展进程中最成功的一个规章。他有些兴奋地说：“事后我们做过一个分析，中国的垃圾邮件数量排名落到了全球各国排名的第12名。而中国网民数量是世界最多的，可见这个行动取得了相当了不起的成果。”

　　除了这次反垃圾邮件的行动之外，反流氓软件、色情淫秽信息的治理、调解360与腾讯的争端、出台互联网行业自律规范……都是黄澄清担任中国互联网协会秘书长时，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在胡启恒理事长为首的理事会领导下，带领中国互联网协会秘书处做的一些具体工作。在改善国内网络安全的同时，让中国参与到全球互联网治理，并让世界充分认识中国的努力，也是他面临的重要课题。“在接下来的几年，我能体会到，我们在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方面，从跟跑，发展到并跑，在有些领域已经实现了领跑。”

　　自2004年起，中国互联网协会与国内相关机构和组织合作，发起了信息无障碍的行动。“我们要建设一个文明、包容、人人受益的信息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就算是盲人、残疾人也得到信息。比如说，健全人上网，能看得到验证码，但是盲人看不到，所以上网不方便，而我们就协调各方参与共同解决这样的问题。”

　　经过多个部委与各级单位的合作，这项行动取得了切实的成果。2008年3月，工信部正式发布了中国的第一部信息无障碍标准：《信息无障碍—身体机能差异人群—网站设计无障碍技术要求》，要求网站内容要具备可感知性、可操作性、可理解性和兼容性。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残奥会以及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都实践了信息无障碍。后来在2013年，中国互联网协会还启动了“美丽中国——中国政务信息无障碍公益行动”。到2014年，又开展了“美丽中国——中国百城政府政务信息无障碍行动”和“美丽中国——中国百家主流网络媒体信息无障碍行动”。

　　在2008年联合国组织的第三届全球互联网治理论坛（IGF），以及2016、2017年国际电信联盟（ITU）组织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上，中国互联网协会与各国参会代表分享了中国信息无障碍建设成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赏，其中“中国政务信息无障碍服务体系”荣获2017年“信息社会世界峰会”项目大奖（Champion of WSIS Prizes 2017）。

　　“记得有一次在参加全球互联网治理论坛，在一个分论坛介绍这个行动的时候，一位澳大利亚的代表跟我们说：‘这个行动很好，能不能做成英文的文本让我们也可以进一步了解？’我开玩笑地说：‘中国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为了学习你们的先进技术，我们都下功夫学习过英文了，现在你能不能也学学中文呢？’”

2016年2月1日，2015青春中国——最具人气APP推荐活动榜单在京揭晓，微博、人民日报、网易新闻、百度地图、腾讯视频、爱阅读、滴滴出行、美图秀秀、天天酷跑、支付宝、手机淘宝等APP产品获得活动最具人气奖。图为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理事长黄澄清在活动现场发言。 摄影/XINHUA

　　“未来，我们的网络治理观念还要转变”

　　作为参与中国网络治理的元老级人物，黄澄清对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发展也有着自己的认识。在他看来，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而2009年是一个分水岭。

　　“在2006年的时候，我曾去看望一位在美国伯克利大学作访问学者的同事，他带着我拜访了他的美国导师。当时，这个美国人问我：‘在美国，互联网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了，在中国是什么情况？’我当时觉得，中国人使用互联网，主要是消费娱乐，比如：获取信息、看影视片、玩电子游戏等等。互联网那时候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并不是特别大。可以说，在2009年之前，中国互联网属于消费型互联网。但现在回头看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做大做强的企业都是从那个阶段开始起步的。”

　　2008年，风向标变了。那一年，中国互联网协会所主办的中国互联网大会，将会议主题定为“融合促进发展，渗透创造价值”。黄澄清感觉到，互联网将变成社会经济的放大器和增幅器。一系列信号也在佐证着他的判断：就在2008年，中国电子商务B2B市场交易额达到3万亿元；网购交易额也首次突破千亿，电子商务在中国越来越活跃；同时，各种新的业态也在陆续诞生，“互联网+”的萌芽已经出现；而到了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到了“互联网+”行动计划，此后，各种新业态的发展便如日中天。

　　在黄澄清看来，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发展就像是中国互联网治理一样，也走出了一条“从跟跑，并跑，再到领跑”的路。

　　“在起步阶段，中国的互联网企业确实有过许多模仿，像是腾讯QQ模仿了MSN，百度模仿了Google。但是最近三五年间，我们能看到中国互联网企业探索出了许多新模式，像是移动支付、摩拜单车、互联网金融，这是中国互联网企业发展的新阶段，刚刚开始有了自己原创的东西。现在中国的移动支付应用非常广泛，摩拜单车在美国华盛顿也能看到，而互联网金融概念，美国也没有，这更是中国实现弯道超车的机会。”

　　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中国互联网的创新式发展也带给黄澄清新的压力。而这个压力，还是一直贯串他人生与事业轨迹的思维转换与体制变革。

　　“互联网对未来的改变是不可想象的。现在的‘互联网+’已经给传统的监管体制带来了新挑战。而未来的发展趋势是5G，万物互联，还有IPv6的部署……未知比已知要大得多。现在看到的是，安全的挑战依然非常突出，网络治理还要转变观念。‘互联网+’是一种新业态，对这种新业态的监管不是简单的1+1>2，而是0.5+0.5>1。监管都要有技术手段的支撑，这是必要条件，但还不充分、还要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和配套的政策。特别是中国互联网行业无论技术还是应用及监管从全球看都不落后，处在从跟跑转向并跑，个别方面开始领跑的阶段。那么，我们的观念和看问题的角度也要与时俱进，今后，思考问题应该更多的是站在全球的视野来看待和研究中国的问题，而不是站在中国的角度看待和研究全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