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方明，新时期中国公共外交的领军人物

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察哈尔学会创始人兼会长 韩方明  摄影/马耕平

　　在位于北京西北角海淀稻香湖畔的察哈尔学会的办公地适园，我们见到了学会会长韩方明。他是距此三百公里外坝上地区的河北尚义县人氏，甫一会面，在那个由星云大师题名的典雅的江南园林的院子里，我们便感受到一种士大夫之风，一种大儒的风雅和睿智。我们没有发现他自称的早年牧羊童生活“鞭羊子”的痕迹。

　　确实，我们很难简单将韩方明的身份归类。作为活跃的政治家，他已连续4届出任全国政协委员，并从2008年起连续三届担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传统上这一职务通常由退任的副外长担任，在国家参政议政的最高平台上他屡屡建言；作为专业人士，他是4家大型央企与1家上市企业的董事会成员，在海内外商界中纵横捭阖；作为学者，他是国际关系领域的知名学者，担任着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的职务，这个学会是国内业内的最高学术团体。2012年荣获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和连氏基金会联合创立的连瀛洲纪念奖学金，是韩国东国大学名誉政治学博士，在学术界享誉世界……但是，他本人更看重的成就还是他于2009年创立的智库——察哈尔学会，也希望我们能以“一家新型智库的负责人”来定位他。

　　但无论是政治家、企业高管、学者，还是新型智库的负责人，公共外交这一主线贯穿了韩方明的求学与工作经历。他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共外交的变迁历程，更躬身在这条路上披荆斩棘，一路向前。

　　亲历中国-新加坡公共外交

　　“公共外交”这一术语首次由美国塔弗兹大学弗莱舍法学院系主任在1965年提出。在当时，公共外交主要指美国新闻署所从事的非传统性外交活动，如包括国际广播在内的信息活动及教育文化交流活动等。

　　其实，在中国，类似于公共外交的外交形式早已出现。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打破西方国家的封锁，打开新中国与外界的联系，工会、青年联合会、妇女联合会、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等组织以“人民外交”这种全新的外交形式，配合新中国官方外交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71年间中美两国乒乓球队互访的“乒乓外交”，更是推动了中美两国的建交，被称为“小球转动大球”。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后，“民间外交”的概念正式使用并广泛流传开来。民间外交范围很广，媒体、教育机构、宗教团体、企业、社会精英都是重要的参与主体，而韩方明几乎以各种身份亲历了民间外交，其中新加坡与他的渊源尤为深远。

　　自2003年以来，韩方明就在新加坡《联合早报》的“天下事”版面“名家专评”栏目开设专栏“站着说话”，通过专栏文章向读者展现一个真实的中国。许多外国读者通过文章了解了他本人，了解中国，并与其交换意见，有的还成为了朋友。

　　新加坡的教育外交也给韩方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92年，新加坡和中国建交短短的两年之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大）首开中国官员海外培训项目。2012年国庆假期，韩方明回乡度假，就遇见了一位曾在南大市长班培训过的县领导。这位县领导所管理的是位于河北省西北部坝上草原的一个人口仅有十几万的不知名小县，但是他却把在新加坡学到的先进管理理念用于地方治理，全县的经济社会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韩方明知道不能简单地把这归功于县里的官员曾在南大接受培训，“但是可以肯定南大的培训对这个关于个人和他所负责的工作是有帮助和影响的”。

　　这项公共外交不仅反照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推动了中国的社会管理制度创新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为中新两国的关系注入了民心支持。韩方明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国官员在新加坡学习生活，让新加坡了解中国官员群体的思考，培养了大批致力于发展两国友谊与合作的‘知新派’官员。也让新加坡有直接渠道知晓或评判中国推动改革开放的信心与希望，从而制定出更为合理妥当的对华政策，这本身即是新加坡开展公共外交活动的优秀范例。”

　　这些经历使得韩方明在开展工作时有了新的想法，特别是在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倡“一带一路”构想后，他发现在“一带一路”的“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之中，只有真正实现了“民心相通”，其他四通才有可靠的保证，“一带一路”建设也才能稳步推进，而这就是公共外交的任务。

　　在担任中国电力建设集团董事期间，他参与了卡西姆港燃煤电站从立项到建成运营的全过程。这是中国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共同组织规划、由中国电建与卡塔尔王室共同投资建设的混合所有制项目，也是“中巴经济走廊”首个落地能源项目。为了顺利推进项目的进行，2016年10月底，韩方明和其他的董事会成员赶赴落户地考察，与当地政治家、员工交谈，介绍中国共建共享“一带一路”构想与中国企业“走出去”求发展、求和平的理念。“通过交流，当地人对于我们的想法非常支持，也愿意参与到项目的共同建设中来。我也切实地感受到，在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派驻的海外员工都是切实践行中国和平发展的理念的，也都是公共外交的参与者。”

　　在各方的努力下，仅用32个月，卡西姆港燃煤电站就实现了两台机组投产发电，并将于今年6月底进入商业运营。

2013年12月18日，韩方明被授予韩国东国大学名誉政治学博士学位。图为东国大学校长金熙玉亲自为韩方明颁授名誉政治学博士学位证书。察哈尔学会供图

　　中国新型智库的耕耘之路

　　虽然改革开放之后，与外国的民间交往已经出现，但2009年之前，公共外交更多是以个人交往的方式进行，但是规模和影响力都很小。随着中国逐步融入世界，软实力建设被提上日程，公共外交也开始逐步受到中国政府关注。2009年，中国提出“公共外交作为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形势下完善中国外交布局的客观要求，也是我外交工作的重要开拓方向”。自此，公共外交迎来了发展的时机，进入组织化与能力提升阶段，而韩方明成为了引领这一潮流的“弄潮儿”。

　　2008年，就在韩方明开始担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一职时，一本刊物的创办影响到了他之后的事业。“当时，政协外事委员会要筹办一个刊物《公共外交季刊》，但是大家觉得很难落实。我当时就把这个事情接了过来，在家乡的察哈尔牧场迅速成立了察哈尔学会，目的就是承办这本刊物。”

　　在办刊的过程中，韩方明发现，学会需要和各领域学者交流，需要召开各种会议，这些成果单单凭一本刊物是体现不出来的。于是，察哈尔学会开始拓展研究领域，充实研究方向，逐渐发展成了一个涉及全方位外交与国际关系的社会智库。

　　在办刊物的过程中，韩方明发现，察哈尔学会需要和各领域学者交流，需要召开各种会议，这些成果单单凭一本刊物是体现不出来的。于是，学会开始拓展研究领域，充实研究方向，逐渐发展成了一个涉及全方位国际事务的外交与国际关系的社会智库。

　　而此时，正值中国智库建设的“井喷式”发展时期。2013年4月，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目标，并将智库发展视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将智库建设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组成部分”。而韩方明早已将“新型智库”作为察哈尔学会的发展方向。

　　2014年初，察哈尔学会在推进公共外交事业既有积累的基础上，开拓了“和平学”研究领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学会组织了多次以和平为主题的研讨活动，并成立了半岛和平研究中心、冲突与和解研究中心两个专业研究机构。2017年，学会又成立了“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喜马拉雅区域研究中心和能源外交研究中心，还在非洲毛里求斯设立了第一家海外总部。

　　同时，正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走过的“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这条路，察哈尔学会在建设新型智库时，也借鉴了西方优秀智库的独立性理念、组织结构与制度设计、资金筹措机制、人员培训及能力提升方法。用韩方明的话说就是“人是核心，钱是必须”。

　　用“卧虎藏龙”来形容察哈尔学会一点不为过。察哈尔学会所承办的《公共外交季刊》的总编辑，是原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察哈尔学会的专家团队中，国际咨询委员会成员有中国退休的大使级外交官、外国前政要（如尼日利亚前总统奥巴桑乔、韩国前副总理金振杓等）和世界知名的学者（如“和平学之父”约翰·加尔通教授）。高级研究员和研究员团队则囊括了中国许多外交与国际关系优秀学者。

　　当前中国智库的发展基本已经进入了官方、半官方和非官方民间智库三位一体、齐头并进的新阶段，不同类别的智库在具体的领域也有着不同的影响力。2018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全球智库报告2017》显示，中国已有各类智库512家，数量为全球第二。在“全球杰出政策研究智库”“全球最佳外交政策及国际事务智库”“全球最佳国内经济政策智库”“全球最佳国际经济智库”以及“全球最佳环境政策智库”等多个榜单中，中国智库都有入选。

　　察哈尔学会作为中国社会智库的领头羊更是表现不俗。2017年，中国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发布《“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2017）》显示，察哈尔学会在“一带一路”社会智库影响力排行榜中名列第三，是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社会智库之一。2018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17》中，察哈尔学会位于“全球最佳外交政策及国际事务智库”的中国榜单前五。

　　“如果没有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就不可能有这么多机会来和国际接轨。现在，中国不仅有官方的智库，有高校智库，也有像察哈尔学会这样的社会智库。目前，社会智库在影响公众与媒体方面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在政策建言方面，也在慢慢地突破传统限制。”韩方明如是说。

　　为半岛局势奔走

　　虽然早在2014年，察哈尔学会便成立了半岛和平研究中心，但是萨德（THAAD，末端区域高空防御系统）事件更凸显了察哈尔学会在半岛问题领域的重要性。2016年7月，当韩国国防部宣布部署萨德系统时，由于该系统核心装备X波段雷达探测距离深入中国腹地，严重威胁中国国家安全利益，致使中韩两国关系迅速趋冷。一时间，两国的官方、民间交流都陷于停滞。就是在这一背景下，韩方明决定，察哈尔学会要将研究与活动重点放在半岛。“社会智库的目的是服务于公众，服务于决策层，服务于国家的外交大局。哪里有重点、热点，我们就要把工作重点放到哪里。”

　　然而，在双方关系趋冷的大环境中，开展交流活动并不容易。韩方明坦言，在那段时间中韩两国人员、经贸交流都减少了，官方的沟通比较难以开展。“但我们作为非官方的智库，有自己的灵活性在。而且从长远来看，只要对两国关系有好处，只要法律不明文禁止，我就要去试试。”

　　2016年8月，韩方明便率领学会代表团访问朝鲜，展开中朝公共外交之旅，首个中朝非官方智库交流渠道由此建立，即“察哈尔渠道”。同月，在察哈尔学会的努力下，中国TCL集团与韩国希杰大韩通运实现合作，成立了希杰速必达物流有限公司。2017年，公司营业额达到15亿元，成为当年中韩两国经济合作的成功案例。

　　2017年，察哈尔学会在半岛方面的动作更加频繁。这一年，学会共举行了53场活动，而其中的40多场都与半岛问题相关。察哈尔学会的高层与研究团队不断奔走在中韩两国之间，频繁接触能够影响并决策两国关系的重要人士，或通过非正式的会谈、或通过智库的交流、或以曲线方式通过推动两国地方间的交流带动两国关系向好发展。韩方明回忆说：“2017年，我是韩国的常客，平均每个月都要去一次，参加各种活动。”

　　韩方明与察哈尔学会的努力得到了韩国政府的高度认可。2017年12月，仁川市政府授予韩方明“荣誉市民”称号。2018年2月27日，韩国驻华大使卢英敏代表韩国总统文在寅向韩方明授予“建交勋章兴仁章”，对其长期以来为实现半岛和平、增进中韩友好交流努力表示感谢。韩方明成为近12年来首次获得该荣誉的中国人。

　　2018年，在半岛局势逐渐明朗的时候，韩方明又有了新的关注点。4月22日至30日，韩方明率队前往日本，与当地政界、智库、学界、宗教界、华侨华人开展了广泛深入的交流，并积极宣讲“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的外交理念。“中日关系经历了许多次的波折，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双方的民心交流不够。在半岛局势逐步转好的情况下，我们的重点就要转到日本了。”

　　韩方明说，他有一个“小目标”，就是把察哈尔学会建设成“中国的布鲁金斯学会”。他半开玩笑似地说：“罗伯特·布鲁金斯先生创立了布鲁金斯学会，在他去世86年后，布鲁金斯学会依然是世界上最有名望的智库。我的希望是即使在我离开人世300年后，察哈尔学会依然还能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