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年梦与路

　　不再讨论姓“社”姓“资”

　　“我们盼望已久的老人家要来了，请你马上回来。”

　　1992年元旦期间，广东省委副秘书长陈开枝正在佛山市南海检查工作，广东省委书记谢非突然打来电话，接到电话后陈开枝对南海的同志说：“有很急的事情要回去，也许很快可以告诉你们，也许永远不能告诉你们。”

　　这位老人家是87岁的邓小平，这件很急的事情也永远地写在了共和国改革开放的历史长卷中。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在此前的一年多里，对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一些现象，社会上颇多争议，特别是对特区深圳的各种非议指责正沸沸扬扬，北方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租界的由来》的长文，影射深圳特区是新的“租界”。有些来深圳参观的老干部视特区为异端，惊呼 “特区姓‘资’不姓‘社’了”。

　　这一年的1月24日，正在欢快地“倒卖”玉米的王石骑着自行车途经深圳国贸大厦，突然看到聚集的人群，一打听，原来是邓小平到大厦顶层俯瞰特区全貌。他在后来回忆说，“我好像感到干大事情的时候到了。” 

　　王石的预感是准确的。在视察南方诸地后，邓小平针对改革的诸多争论、质疑声，发表了重要讲话：“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

　　从此以后，人们不再谈论姓“资”还是姓“社”的话题，加快改革步伐，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

　　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

　　20世纪80年代，中国急需有几个强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去代表中国与世界对话。上海的浦东，就是在此背景下站到了历史大幕之前。

　　1990年前的小陆家嘴地区有条路叫烂泥渡路，每逢暴风雨就“水漫金山”，住户家里家外积水没膝。浦东当时的最高建筑：一栋是5层的救火观察楼，另一栋是民国初年的一处旧居。“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套房”——这几乎是当年上海人的共同想法。

　　1990年4月18日，党中央和国务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开发，消息一经公布，内资、外资、合资金融机构，纷纷落户浦东。36家金融机构组成的银团，在几个月内就解决了建造当时亚洲第一高度468米高的“东方明珠”电视塔的上亿元人民币和上千万元外汇贷款难题。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提出：“以上海浦东开发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

　　如果说80年代的深圳改革开放是整个中国改革开放战略中的“破冰之举”，那么90年代的浦东开发就是改革开放的“攻坚之役”。

　　“无论什么方式，只要能出去，都行。”

　　原中科院计算所的工程师王洪德在写给中科院的报告中，毅然决然地这样写到。后来，他创立了90年代中关村最知名的 “两通两海”（信通、四通、京海、科海）中的京海公司。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落实成人们的经济行为和生活内容。中国掀起了第二次下海经商潮，大批官员和知识分子投身私营工商界。“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待开张”是当时社会各阶层的真实写照。

　　1992年2月开始，北京市的新增公司以每个月2000家的速度递增，到8月22日，北京全市库存的公司执照全数发光，工商局不得不紧急从天津调运一万个执照以解燃眉之急。在中关村，1991年的科技企业数目是2600家，到1992年底冲到了5180家。

　　同时，在青岛，张瑞敏的海尔已经晋升为国家一级企业，他先后兼并了青岛的电镀厂、空调器厂、冷柜厂和冷凝器厂，构筑起了多元化的家电制造格局。他苦恼的，只是每天络绎不绝前来参观学习的人，让他无力去照料自己的“家电王国”。

　　这一年，“联想集团”的柳传志委派年轻的杨元庆担任新成立的微机部总经理，推出了中国第一个家用电脑品牌“联想1＋1”。“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的广告词风靡大江南北。4年之后，联想集团一跃成为中国最大的计算机产业集团。

　　这一年，浙江萧山的鲁冠球为了更好地走向国际市场，把员工派往美国，感受与国际市场的差距。1994年1月，“万向钱潮”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而7年前，万向还因为是乡镇企业的“户口”而被有关部门无情地拒绝在股票市场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