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1日，上海，数千辆共享单车因乱停乱放被城管部门暂扣后搬运至此。 CFP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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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立短短几年的共享单车，以燎原之势遍及全国，的确不枉“自行车王国”的美誉。

　　生于1990年代的OFO创始人戴威恐怕想象不到，他的父辈少年时最向往的奢侈品便是自行车。飞鸽、永久和凤凰是1960—1980年代中国自行车的三大品牌，购买需要“工业券”——一种轻工业产品的配给票证，这意味着仅仅有钱还不足以拥有自己的自行车。那时结婚的彩礼是“三转一响带咔嚓”（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照相机）。

　　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戴威创办OFO共享单车，初衷是在校园中往来更加便利。北京大学校园很大，从宿舍区到教学区差不多要步行十五分钟左右。在1980年代初的北大校园，自行车是主要代步工具。当然，大多数学生还是靠步行，因为那时“工业券”尚未取消。当时会有这样的遭遇：把自行车停在图书馆前，两个小时后出来遍寻不着。两三天后突然在食堂门口发现自己的自行车完好无损地停在“车丛”中。这种不打招呼“借车”的行为与后来盛行的偷车行为不尽相同，其目的是临时取用而不是占为己有或转手变卖获利，也算是北大特色的“借车”了。到了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以偷车变卖获利几乎成了“产业”，“工业券”已在1986年取消，谁家没丢过一两辆自行车呢。

　　陈可辛导演、张曼玉和黎明主演的港片《甜蜜蜜》中，黎明要送张曼玉回家，因为“我有车呀”。待到了门口，张曼玉看到黎明的自行车不禁笑将出来说：“这不是车，是单车。”在汽车进入中国家庭之前，自行车就是国人的“车”。三口之家，有两辆自行车很正常。当时，住楼房的人最头痛的是每天把车搬上没有电梯的五、六层楼，以免丢失。淘气的小男孩几乎都有过扎车胎或拔气门芯的“恶行”。那时候的商场、机关、电影院等公共场所，自行车棚和看车人是标配。

　　随着汽车进入千家万户，上下班高峰时，北京街头再难看到潮水般的自行车大军，电动自行车和汽车取而代之。不过，自行车的便捷在大学校园里持续着着它的存在感，OFO最先出现在北大校园很顺理成章。环保、方便、健康，自行车满足了都市人的生活理念，创意者看到了需求，投资商看到了利益，使用者得到了便利，共享单车迅速火遍全国，数量暴增。

　　变为共享单车的自行车不仅称谓起了变化，其经历也大不相同。自行车时代，最惨的遭遇是车胎被扎、车铃被摘、气门芯被拔，最坏的结果是整车被偷；共享单车时代却是被虐升级：车座被撬，车胎被剖开，链条被卸掉，车座藏针，二维码被刮，单车被挂上树或抛下河，改头换面据为自有，卖到二手车市场......

　　这一系列恶行背后是相关者的不良行为：使用者的乱停乱放；拥有者的服务不周；竞争者，诸如黑出租或黑摩的司机的恶意破坏。针对共享单车被破坏，有人建议改进车辆设计标准，使其适应共享单车骑乘特点，比如设计成实心轮胎，或不易拆卸的车轮之类。这固然是一种办法，但无异于为避免消费伪劣食品而让消费者掌握各种分辨方法，难以从根本上杜绝破坏行为。

　　共享单车恰似双面镜，一面是传统的社会公德，一面是共享时代的社会规则。共享经济的实质是独享共有产品的同时，共守同样规则且共担各自责任；共享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健全的法律保障，更需要公民遵纪守法。一个缺乏公共德行和规则的社会，共享经济必然面临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