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贵的遗产

　　大运河涉及长江与黄河这两个中国古代文化、文明的核心地区，连接着夏文化、商文化、楚文化、燕文化、齐鲁文化等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区域，是古代人类生活集中、文化遗址密集的区域。大运河不仅是一条河，而且是一个涉及交通、水利、地理、历史、生态等诸多方面的文化廊道。

　　一般认为，今天大运河最早的河段是当年被称为“邗沟”的淮扬运河（也称“里运河”），这是因为它的规模较大，具有南北大运河的一切特征，并且沟通了淮河和长江两大水系。邗沟位于江苏省里下河平原西侧，为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出于军事需要开掘。邗沟开通后，由此可直接运兵北上攻打齐国。邗沟的开掘拉开了大运河的序幕，也一直是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后，秦统一六国，秦始皇东巡时曾令赭衣三千，在今天的江苏省丹阳市至江苏省镇江市一带凿“丹徒水道”。西汉时期，开凿了漕渠，由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引渭水入渠，沿南山山脚，一直通到黄河。东汉时期，王景采用“堰流法”修筑堤坝，疏浚黄河，使黄河、汴水分流，都城洛阳成为当时全国的水运中心。

　　两汉盛世结束后，中国走入了战乱频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中心开始南移。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凿了一些地方性运河，对后来隋唐大运河的开通起了积极作用。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这是唐代诗人皮日休的一句诗。南起杭州，北至北京，全长2000余公里的隋唐大运河是隋唐时期的命脉。这条南北大动脉跨越地球10多个纬度，纵贯中国东南沿海和华北大平原，沟通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海河五大水系，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向东北、东南辐射的水运网。

　　北宋建都开封，但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已经完全转移到南方，大运河成为都城的生命线。至南宋时期，由于宋金南北分治，运河也就无法得到合理运用，河道多有荒废，以都城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为中心的区域性运河系统生成。

　　元灭南宋后，定都北方长城脚下的大都，起初仍依靠旧运河进行水路转运。这条隋唐以来的运河旧道，因历经变迁，久不通畅，造成漕运诸多不便，所以元政府着手陆续修凿大运河，主要工程就是取直线路，由江苏取道山东、河北而进北京，自北而南开凿了会通河、通惠河，使京杭大运河实现全线贯通。

　　明清两代基本维持了京杭大运河的运输系统，虽然某些航段的自然条件并不十分理想，在各代均出现了一些难题，但总体上，京杭运河一直是维系国家粮食与安全的命脉。

　　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自河南兰封（今河南省兰考县）铜瓦厢决口，夺山东大清河入海。从此，黄河不再行经安徽和江苏，而与运河改在山东交叉，这打乱了京杭运河的总格局，使大量工程失效。随着海运的强化和铁路的兴建，京杭运河作为国家南北交通干线的作用逐渐减小，由全线通航转变为局部分段通航，有的区段甚至断航。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漕运全罢，大运河作为漕粮等物资运输大通道的历史使命也就到此终结。

　　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了对古老的大运河的部分恢复和扩建工作，从而使其运输能力大大提高。进入21世纪，大运河作为文化遗产资源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2006年5月，国务院将京杭大运河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后，经研究，将包括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大运河在内的中国大运河纳入了保护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范围。2014年，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今天，随着空运、海运以及物联网的发达，大运河褪去了许多历史的光彩，但依然发挥着其通航功能，并因其地理环境、历史人文的积淀而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流动的智慧

　　中国大运河是地质、水文、水利、土木等运河相关技术整体的集中体现，也一直都是中国大地上最重要的有生命的文化遗产。2000多年以来，人们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修河”，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使用。

　　京杭大运河的北起点是北京。1298年，从东平到临清的会通河竣工，大运河实现了“截弯取直”，从杭州到北京一举缩短了500多公里的航程。但此时大运河还只是通到通州，没有真正进入北京城。作为大都的北京物资需求量大，而由大运河北上的漕运船只能在通州卸货，于是，在大都附近寻找水源，建设引水工程并开挖河道成为一项紧急任务。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郭守敬任都水监，负责修治大都至通州的运河。他在昌平东龙泉山脚下发现一股水量充足、长年不竭的泉水—白浮泉。次年，郭守敬引白浮泉水汇入瓮山泊，瓮山泊出水量显著增加，成为北京历史上第一座水库。之后他又主持开凿通惠河，并修建了分段控制水流的24座闸坝，以便通行。白浮泉充沛的泉水保障了大都与通惠河的供水。至元三十年（1293年），通惠河建成后，来自南方的粮船沿运河直抵北京城内的积水潭，实现了中国大运河的第二次大贯通。通惠河及其水源工程奠定了北京城市引水路线及城市水系的格局，直至今日依然没有改变。

　　大运河上最具技术价值的节点是南旺分水枢纽。济宁南旺是大运河全线海拔最高的点，向南至徐州段黄河运口，向北至临清卫河运口，高差近20米，被人们形象地称为“水脊”，曾常因水量不足而断航，汶上县北境的大汶河却水源丰富。

　　为保证大运河的通畅，明代永乐九年（1411年），工部尚书宋礼奉旨疏浚河道。在汶上县当地水利专家白英的建议下，宋礼利用大汶河上的坎河口地势高于南旺这一有利条件，在坎河口修筑戴村坝，截住大汶河之水，又从戴村坝至南旺分水口开挖一道八十余里长的小汶河，引汶济运，使得南旺段运河有了足够水源。同时，疏浚“三湖”作“水柜”，并建闸坝、斗门等水工设施，根据运河水的枯涨而进行调节，以保证运河安全通畅。

　　明代成化十七年（1481年），人们根据多年来的水文观测经验，又修建了南旺南北闸，两闸联合运行，实现了对南北分水量的控制，相传是南流三成，北流七成。后来清代道光、光绪年间又根据济运需要，续建了灰土坝和窦公堤，三坝与小汶河、南旺的分水工程，组成了完整的引汶水济运枢纽工程。

　　随着南旺枢纽工程的建成，大汶河水被戴村坝拦截，沿着小汶河向南蜿蜒而下，在南旺分水口汇入运河，直冲分水驳岸，沿“水脊”地形南北分流。人们则可以通过开闭南北的柳林闸和十里闸，控制南北水量，实现运河通航。南旺枢纽工程的规划思想、水工技术和建造水平充分展现了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的独特创造和精湛技艺，堪称世界水利史上的杰作。

　　还有淮安清口枢纽工程、淮安清口运河渡黄的运口枢纽工程、淮安高家堰“蓄清刷黄”的大坝关键工程、苏北宿迁淮安段“束水攻沙”“治黄保运”的堤防系统工程、沿太湖的塘路工程等。大运河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航运工程体系，河道、码头、船闸、桥梁、堤坝等水利设施，无不凝聚着千百年来无数智者的心血，展现了人类在农业文明阶段修建和维护人工运河所能达到的最高技术水平。

　　凝固的岸边时光

　　大运河流淌的文明滋养着相关地域的传统文化，也成为沿岸人类生活的真实记载。各个时代的大运河贯穿之地，都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运河岸线遗存有数以千计的文物古迹，包括古建筑、古遗址、古墓葬、近现代遗址，以及数以百计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运河沿线分布着依河而建、因河而生的历史街区。它们承载着一个个运河故事，凝固了一段段运河时光。

　　浙江省绍兴市区内八大历史街区至今保存着清末民初的许多建筑，而街市的格局则与古书上说的“桥桥相映，水屋相连”十分相符；在江苏省无锡市清明桥历史街区，运河两岸的永泰丝厂旧址已改建为中国丝业博物馆，地处古运河与梁溪河交汇处的荣氏兄弟茂新面粉厂则改建为中国民族工商业博物馆，当年依托运河发展繁荣起来的米码头、布码头纷纷转变为创意产业园；在京杭大运河的两端的杭州与北京，有更多为运河所塑造的城市景观，如杭州的拱宸桥，北京的什刹海；还有苏州的山塘街、聊城的东昌府、临清的老街、枣庄的台儿庄、天津的三岔河口等，也都有着丰富的运河文化资源。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受自然侵蚀或人为破坏的影响，很多在世界范围内具有重要意义的大运河遗产都已湮灭殆尽、无法寻觅，这使得那些保存至今的大运河遗产显得尤为珍贵。它们见证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天才创造，代表了人类杰出的创造精神。大运河这条纵贯中华大地的人工河流，哺育了两岸人民，是民族流动的血脉，是亿万人共同的精神家园。切实保护并科学利用运河，让古老的运河永远充满活力，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千里运河，千年漕运，孕育出丰富无比、千姿百态的大运河文化，从更宽广的视角看，大运河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文化上的意义。现在所揭示和认知的仅仅是其表层和局部，更多深层次的文化内涵，还有待人们去认识和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