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淌千年的大运河，用水的灵秀滋养着两岸的人民。独特的大运河文化，为两岸人民留下了丰富而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存。大运河的开通打破了地域隔阂，将江南地区的雕刻、丝织、制瓷技艺，音乐、舞蹈、戏曲艺术等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北方，又将中原地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传播到运河流域的其他地区，并融汇南北方的饮食习惯与建筑风格。戏班、手工匠人、杂技艺人、拳师和镖师等沿运河走南闯北，将他们所掌握的知识、经验、技能以及所传承的职业态度、艺术理念和行业精神播撒到新的土壤中。运河的流动加速了非遗向其他地区的转移和扩散，并促进了异质文化之间的互动，为非遗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更丰富的资源和更充足的养分。而非遗自身改进与创新的需要，也促使其主动向外寻求扩展，进一步推动了运河沿线的商品流通、人口迁徙和文化交流。

　　一河串百艺

　　大运河承黄河，挽长江，贯通南北，润泽千里；它舳舻相继、风帆不绝，融汇汉风吴韵，流布淮扬风情；它使京津、燕赵、齐鲁、中原、淮扬、吴越文化在这里激荡、交融，也造就了一条特色鲜明的文化长廊。

　　杭州运河元宵灯会、扬州剪纸、聊城武术、吴桥杂技、天津快板、北京相声等，沿运河轴线向南北延伸，绵延数千公里，形成连贯的线性文化景观，与运河空间共同构成一个流动的文化带。以运河主河道为中心形成的带状空间，正如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俞孔坚所说，“犹如一个剖面清晰地展示中国大地景观的南北分异”。 

　　各种非物质文化景观也在地域分异规律的作用下，折射出运河流域的空间环境特征和文化群落差异，呈现着大运河文化的空间演变。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王铭表示：“运河与南北人员的迁徙、物资的运输、技艺的融合，造就了运河沿线区域缤纷多彩的工艺技艺形式。”扬州、苏州、北京的玉雕，苏州和嘉兴的端午习俗，以及沿线各地的运河船工号子和歌谣等，其工艺流程、仪式环节、艺术风格等均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和个性化表现，是同一非遗类型在不同空间范围内的独特叙事。

　　而非遗的地域差异又构成了其彼此互补的前提。由于历史积淀、人文传统、区位条件和工商业基础的差异，南运河、会通河段的非遗以民间文学、生活性技艺以及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居多，传统美术、生产性技艺和民俗则集中分布在淮扬运河、江南运河段，总体上形成了相对完整的非遗资源结构。而表演艺术类非遗则是运河沿线地域文化性格最鲜明的代表，从抒情、婉转、“死板活腔”到叙事、高亢、“死腔活板”，其语言、腔调、曲式和风格南北各异、互衬互补。

　　活态展示城市精神

　　在大运河流动的文化中，无论是作为大运河实体的“形”，还是运河文化的“神”，无论是作为文化遗产本身的点、线、面，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人（传承人）、艺（核心技艺）、品（优秀作品）”，都是在生生不息的生产实践中推陈出新，水乳交融。与世界文化遗产中已申报过的其他世界运河遗产相比，大运河最大的特质就在于它的活态性与包容性，每一个靠近它的主体都可以进行历史寻根、美学移情与文化打捞，今人的创造还可以再汇集到大运河的流动文化中去。

　　丰富多样的大运河非遗还凝聚着运河沿线不同城市和地区的文化传统，勾勒出运河城市的独特风貌。扬州、苏州、淮安、临清、济宁等城市沿运河水陆网络扩展，在社会结构、生活习俗、道德信仰以及人的气质与性格上，无不打上了深深的“运河”烙印，是运河文明鲜活的体现。而与运河伴生的各种非物质文化景观，是运河文化与城市精神融合的产物。

　　明清时期的临清，得益于发达的漕运而一跃成为全国性的交通枢纽和商业都会。经由运河大量输往北京的临清贡砖，凝聚着临清古城的手工业传统和匠人精神，也见证了漕运的变迁和朝代的更迭。聊城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峥介绍说：“运河区域社会处处留有运河文化的印记，为鲁西运河区域的经济振兴和运河文化带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大运河非遗既是地方性的“活态”表征，又融入并作用于大运河文化体系。竹马戏、赛龙舟、开河节与台儿庄南北交融的古镇风韵，园林（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评弹、缂丝技艺与精致典雅的苏式意趣，相声、时调、妈祖信俗、杨柳青年画与津门开放包容的商贸传统和五方杂处的码头文化……如同无数条支系汇入大运河的干流中，为大运河文脉注入了充满活力的城市因子和丰饶的地方记忆。

　　多元文化交融

　　大运河非遗见证了运河文明的发展变迁，既显现出农业文化的底色，又折射出商业和手工业文化的因子。

　　一方面，大运河非遗根植于农业社会，是运河流域农业生产方式的见证和农耕文明的缩影。运输、灌溉、防洪等运河功能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保障了农业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的稳定。运河流域的许多传说、歌舞和祭祀活动，都是围绕耕种、渔猎、气候、水源、岁时节令和自然灾害而产生的，如微山湖传说、运河秧歌等。

　　另一方面，大运河非遗又蕴含着商业文化基因，反映出运河沿线的手工业和商贸传统。运河的贯通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尽管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商业社会，但却在传统农业社会的汪洋大海中植入了平等交易、自由竞争、开放交流的种子。纺织、锻造、制瓷等传统技艺及其衍生出的行业文化，庙会、灯会、杂技、游艺等大型集会和休闲娱乐活动，以及天津妈祖信俗等民间信仰均反映出运河沿线手工业的兴盛和商贸的繁荣。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沈策说：“历史地理上的多元开放让津门颇具‘西洋气质’，而深藏于里的天津非物质文化遗产却依旧带着民间泥土的芬芳，悠然散发着独特光芒。”

　　而江南地区蚕桑丝绸的产业模式与格局，更是运河助推下农业、工业和商业文化集中显现与交汇融合的典型。大运河的流动和漕运的发展，模糊乃至消弭了地理空间的界限，也打破了不同文化圈层之间的壁垒。她联通了“黄河”与“长江”两大文化圈，调和了齐鲁伦理文化与江南诗性文化，也在农业与工商业文化以及帝王、士人和市民文化之间形成了连接，建立起一个跨地区、跨行业、跨阶层的“大运河文化共同体”。而这种文化的互动与整合，正是伴随各种文学、艺术、技术和实践形态的多维度交流，通过不同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的碰撞与融合而不断推进和深入的，不仅延续着运河文脉的精神内核，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循环更新与多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