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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昭 跨越三十五载与运河重逢

2023-12-04      撰文 王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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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世昭 四川成都人,1948年生人, 摄影家。 1981年,刘世昭与同事沈兴大从北京出发骑自行车万里行程采访拍摄京杭大运河,留下许多珍贵照片。2016年,时隔35年,刘世昭再次出发单骑拍摄京杭大运河,旨在重塑运河影像史。 摄影 秦斌

  • p79-1981年6月19日离开北京踏上骑行京杭大运河的征途.png

    1981年6月19日,沈兴大(右)、刘世昭即将离开北京踏上骑行京杭大运河的征途。 摄影 蔡蕃

  • p80-18-山东省-聊城县-大运河旁的山陕会馆(1981年).png

    1981年,山东聊城,干涸的大运河与山陕会馆。

  • p80-DSC04395.png

    2016年,聊城大运河河边的山陕会馆。 聊城地处京杭大运河与黄河的交汇处,在400余年的漕运历史上,聊城一直是重要的商品集散地。 坐落在大运河边的聊城山陕会馆就是繁华漕运的见证。

  • p81-江苏省-无锡市-京杭大运河上的船民(1982年).png

    1982年,江苏无锡,运河人家。

  • p81-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塘栖镇京杭大运河上的广济长桥(通济桥)下停泊的小船(1982).png

    1982年,浙江杭州,塘栖镇广济长桥(通济桥)下停泊的小船。

  • p82-河北省-沧县-兴济镇骡马集市(1981年).png

    1981年,河北青县,兴济镇骡马集市。

  • p84-河北省-吴桥县-农村几乎家家、人人都会杂技(1981年).png

    1981年,河北沧州,吴桥农村家庭杂技课堂。

  • p85-江苏省-苏州市-说书场b(1982年).png

    1982年,江苏苏州,说书场。

  • p85-山东省-曲阜县-农村画玻璃画的妇女(1981年).png

    1981年,山东济宁,画工正在画玻璃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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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次骑行,我拍的照片对于京杭大运河来说只是一些碎片,但这些碎片多了也就留下了运河的影像历史。”两次骑行间隔了35年,拍摄万余幅照片,给大运河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记忆。在刘世昭看来,35年对一个人来说是一段不短的历程,而对于2500年历史的大运河来说,只是一瞬间。

  “二八大杠” 走运河

  1981年6月19日,北京天安门广场,33岁的刘世昭与同为《人民中国》杂志记者的沈兴大,各自手扶一辆“二八大杠”(28英寸轮子,带有支撑横梁的自行车)拍下一张合影,算是骑行报道京杭大运河的出发仪式。

  “第一次骑行了400多天,走了5000多公里。我们每到一个采访点,还要深入采访,就多出了很多里程。”刘世昭供职的《人民中国》杂志是一本对日本发行的刊物,主要介绍中国的风土人情,有关中国山川人文的连载报道是重要的内容。这次京杭大运河采访,是生长在大运河边的沈兴大提出的,摄影就交予年富力强的刘世昭。“当时大运河没有现在这么‘热’,很多外国读者都不知道中国还有这么一条可以跟长城媲美的人工河”。

  在商定此次采访的交通方式时,两人大胆地决定骑自行车。当时,骑自行车仍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交通方式,骑车采访方便灵活,可以深入更多的地方。

  “当时考虑到要驮大约50公斤的行李和器材,就向天津飞鸽自行车厂定制了两辆二八加重自行车。”那时候还没有网络,两人按采访计划,参照地图,一站站骑行采访。“计划经常赶不上变化—有了新发现,出现新内容,就要去采访,多停留几天。”就这样,刘世昭与沈兴大沿京杭大运河走走停停,从北京起,经河北、天津、山东、江苏,最终到达大运河最南端的浙江杭州,探访大运河边的城市、乡村。

  1982年12月25日,刘世昭与沈兴大到达杭州,在拱宸桥边又拍了一张合影。至1983年的1月17日,两人完成在杭州的采访后,历时一年七个月的骑行京杭大运河采访正式结束。

  1983年,两人采访的内容开始陆续刊发,很快因其引人入胜的照片、文字,引起读者的特别关注。报道中那些京杭大运河沿线的人文风物,特别是因河而兴的地方故事、依河而生的百姓故事深深吸引着读者。因为每次刊发都附有两位记者与自行车的工作照,受此启发,日本的读者也曾组织来中国大运河骑行观光。

  “结束那次采访时,我们带着调侃相约,10年以后,再骑一次!”刘世昭说。

  35年后再见运河

  2016年,中国大运河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第三年,沈兴大已经79岁,刘世昭68岁。时隔第一次骑行采访大运河35年后,刘世昭带着两个人的梦想再次踏上了骑行大运河之路—历时68天,骑行2000多公里。这一次的骑行条件好了很多,有了专业的自行车和装备,沿路也有专业团队保障。而拍摄地点的选择也与上一次骑行基本一致。2018年,刘世昭与北京出版集团合作出版了《流淌的史诗—京杭大运河骑行记》,将跨越35年的两次骑行的拍摄、见闻、感悟收录其中。

  对于第二次骑行,刘世昭最大的感受就是“变”。刘世昭在书中写道:“第一次骑行,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当时运河的沿线城市和乡村中,人们衣着朴素,房屋低矮陈旧,街道狭窄,车辆稀少,运河中摇橹的小船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打破了水面的平静……但改革的浪潮已经波涛汹涌,蓄势待发,当时的人们对生活充满憧憬。35年后的2016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古老的大运河也见证着这一切:从城市到乡村都整洁多了,人们的衣着光鲜起来了,房屋高起来了,街道拓宽了,运河里的水多了也清了,河里的机动船多了……一切的一切,既熟悉又陌生,让我很受震撼。”

  大运河的申遗成功使得大运河文化获得更多关注和保护,“申遗成功所刺激的大运河沿岸旅游等产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沿岸社会生活的新变化”。通惠河河口矗立的燃灯塔曾是通州地标,始建于北周时期,高13层,过往的漕船商舟远远就能凭塔认出北京。2016年重访此地的照片中,燃灯塔处在新落成的高楼大厦的重重包围中,似乎不再有“一支塔影认通州”的辨识度。通州此时正逐渐成长为北京市的城市副中心,“将来新的地标就会出现在大运河边”。

  30多年里,大运河历史遗存也随时代而动:北运河流过的天津河西务镇,当年漕运工人经常吃的大油饼,如今根据食客的口味和消费能力变得花样百出;过去沿着运河的城市都有客运码头,随着高速公路、高铁的普及,长途客运船只越发难寻;在山东临清,“非遗”临清贡砖烧制曾在20世纪60年代低价小红砖的冲击下一度消失,许多古建维修无砖可用,1996年贡砖厂重建后,贡砖烧制重现生机,目前砖厂制品远销多国,传承人的儿子也返乡参与;在江苏常州的一处河段,“小桥流水人家”的风情已经改变,大运河在轻工业重镇的水泥丛林之中穿流而过,反映着当地经济发展之路的流变……“我只是拍下照片,最后让历史去说。”刘世昭说。

  当被问及两次骑行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刘世昭回答:“我是用照片记录京杭大运河的一段历史,但实际上对运河产生了一种感情。”至今,刘世昭仍在以摄影家、社会活动家的身份为大运河奔走—举办展览、接受采访、参加论坛,在京杭大运河保护、文化传播中出自己的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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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昭 跨越三十五载与运河重逢

2023-12-04      撰文 王澜

  “两次骑行,我拍的照片对于京杭大运河来说只是一些碎片,但这些碎片多了也就留下了运河的影像历史。”两次骑行间隔了35年,拍摄万余幅照片,给大运河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记忆。在刘世昭看来,35年对一个人来说是一段不短的历程,而对于2500年历史的大运河来说,只是一瞬间。

  “二八大杠” 走运河

  1981年6月19日,北京天安门广场,33岁的刘世昭与同为《人民中国》杂志记者的沈兴大,各自手扶一辆“二八大杠”(28英寸轮子,带有支撑横梁的自行车)拍下一张合影,算是骑行报道京杭大运河的出发仪式。

  “第一次骑行了400多天,走了5000多公里。我们每到一个采访点,还要深入采访,就多出了很多里程。”刘世昭供职的《人民中国》杂志是一本对日本发行的刊物,主要介绍中国的风土人情,有关中国山川人文的连载报道是重要的内容。这次京杭大运河采访,是生长在大运河边的沈兴大提出的,摄影就交予年富力强的刘世昭。“当时大运河没有现在这么‘热’,很多外国读者都不知道中国还有这么一条可以跟长城媲美的人工河”。

  在商定此次采访的交通方式时,两人大胆地决定骑自行车。当时,骑自行车仍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交通方式,骑车采访方便灵活,可以深入更多的地方。

  “当时考虑到要驮大约50公斤的行李和器材,就向天津飞鸽自行车厂定制了两辆二八加重自行车。”那时候还没有网络,两人按采访计划,参照地图,一站站骑行采访。“计划经常赶不上变化—有了新发现,出现新内容,就要去采访,多停留几天。”就这样,刘世昭与沈兴大沿京杭大运河走走停停,从北京起,经河北、天津、山东、江苏,最终到达大运河最南端的浙江杭州,探访大运河边的城市、乡村。

  1982年12月25日,刘世昭与沈兴大到达杭州,在拱宸桥边又拍了一张合影。至1983年的1月17日,两人完成在杭州的采访后,历时一年七个月的骑行京杭大运河采访正式结束。

  1983年,两人采访的内容开始陆续刊发,很快因其引人入胜的照片、文字,引起读者的特别关注。报道中那些京杭大运河沿线的人文风物,特别是因河而兴的地方故事、依河而生的百姓故事深深吸引着读者。因为每次刊发都附有两位记者与自行车的工作照,受此启发,日本的读者也曾组织来中国大运河骑行观光。

  “结束那次采访时,我们带着调侃相约,10年以后,再骑一次!”刘世昭说。

  35年后再见运河

  2016年,中国大运河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第三年,沈兴大已经79岁,刘世昭68岁。时隔第一次骑行采访大运河35年后,刘世昭带着两个人的梦想再次踏上了骑行大运河之路—历时68天,骑行2000多公里。这一次的骑行条件好了很多,有了专业的自行车和装备,沿路也有专业团队保障。而拍摄地点的选择也与上一次骑行基本一致。2018年,刘世昭与北京出版集团合作出版了《流淌的史诗—京杭大运河骑行记》,将跨越35年的两次骑行的拍摄、见闻、感悟收录其中。

  对于第二次骑行,刘世昭最大的感受就是“变”。刘世昭在书中写道:“第一次骑行,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当时运河的沿线城市和乡村中,人们衣着朴素,房屋低矮陈旧,街道狭窄,车辆稀少,运河中摇橹的小船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打破了水面的平静……但改革的浪潮已经波涛汹涌,蓄势待发,当时的人们对生活充满憧憬。35年后的2016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古老的大运河也见证着这一切:从城市到乡村都整洁多了,人们的衣着光鲜起来了,房屋高起来了,街道拓宽了,运河里的水多了也清了,河里的机动船多了……一切的一切,既熟悉又陌生,让我很受震撼。”

  大运河的申遗成功使得大运河文化获得更多关注和保护,“申遗成功所刺激的大运河沿岸旅游等产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沿岸社会生活的新变化”。通惠河河口矗立的燃灯塔曾是通州地标,始建于北周时期,高13层,过往的漕船商舟远远就能凭塔认出北京。2016年重访此地的照片中,燃灯塔处在新落成的高楼大厦的重重包围中,似乎不再有“一支塔影认通州”的辨识度。通州此时正逐渐成长为北京市的城市副中心,“将来新的地标就会出现在大运河边”。

  30多年里,大运河历史遗存也随时代而动:北运河流过的天津河西务镇,当年漕运工人经常吃的大油饼,如今根据食客的口味和消费能力变得花样百出;过去沿着运河的城市都有客运码头,随着高速公路、高铁的普及,长途客运船只越发难寻;在山东临清,“非遗”临清贡砖烧制曾在20世纪60年代低价小红砖的冲击下一度消失,许多古建维修无砖可用,1996年贡砖厂重建后,贡砖烧制重现生机,目前砖厂制品远销多国,传承人的儿子也返乡参与;在江苏常州的一处河段,“小桥流水人家”的风情已经改变,大运河在轻工业重镇的水泥丛林之中穿流而过,反映着当地经济发展之路的流变……“我只是拍下照片,最后让历史去说。”刘世昭说。

  当被问及两次骑行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刘世昭回答:“我是用照片记录京杭大运河的一段历史,但实际上对运河产生了一种感情。”至今,刘世昭仍在以摄影家、社会活动家的身份为大运河奔走—举办展览、接受采访、参加论坛,在京杭大运河保护、文化传播中出自己的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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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世昭 四川成都人,1948年生人, 摄影家。 1981年,刘世昭与同事沈兴大从北京出发骑自行车万里行程采访拍摄京杭大运河,留下许多珍贵照片。2016年,时隔35年,刘世昭再次出发单骑拍摄京杭大运河,旨在重塑运河影像史。 摄影 秦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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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6月19日,沈兴大(右)、刘世昭即将离开北京踏上骑行京杭大运河的征途。 摄影 蔡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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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山东聊城,干涸的大运河与山陕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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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聊城大运河河边的山陕会馆。 聊城地处京杭大运河与黄河的交汇处,在400余年的漕运历史上,聊城一直是重要的商品集散地。 坐落在大运河边的聊城山陕会馆就是繁华漕运的见证。

  • p81-江苏省-无锡市-京杭大运河上的船民(1982年).png

    1982年,江苏无锡,运河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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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年,浙江杭州,塘栖镇广济长桥(通济桥)下停泊的小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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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河北青县,兴济镇骡马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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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河北沧州,吴桥农村家庭杂技课堂。

  • p85-江苏省-苏州市-说书场b(1982年).png

    1982年,江苏苏州,说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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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山东济宁,画工正在画玻璃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