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12-04 撰文 王澜
“两次骑行,我拍的照片对于京杭大运河来说只是一些碎片,但这些碎片多了也就留下了运河的影像历史。”两次骑行间隔了35年,拍摄万余幅照片,给大运河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记忆。在刘世昭看来,35年对一个人来说是一段不短的历程,而对于2500年历史的大运河来说,只是一瞬间。
“二八大杠” 走运河
1981年6月19日,北京天安门广场,33岁的刘世昭与同为《人民中国》杂志记者的沈兴大,各自手扶一辆“二八大杠”(28英寸轮子,带有支撑横梁的自行车)拍下一张合影,算是骑行报道京杭大运河的出发仪式。
“第一次骑行了400多天,走了5000多公里。我们每到一个采访点,还要深入采访,就多出了很多里程。”刘世昭供职的《人民中国》杂志是一本对日本发行的刊物,主要介绍中国的风土人情,有关中国山川人文的连载报道是重要的内容。这次京杭大运河采访,是生长在大运河边的沈兴大提出的,摄影就交予年富力强的刘世昭。“当时大运河没有现在这么‘热’,很多外国读者都不知道中国还有这么一条可以跟长城媲美的人工河”。
在商定此次采访的交通方式时,两人大胆地决定骑自行车。当时,骑自行车仍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交通方式,骑车采访方便灵活,可以深入更多的地方。
“当时考虑到要驮大约50公斤的行李和器材,就向天津飞鸽自行车厂定制了两辆二八加重自行车。”那时候还没有网络,两人按采访计划,参照地图,一站站骑行采访。“计划经常赶不上变化—有了新发现,出现新内容,就要去采访,多停留几天。”就这样,刘世昭与沈兴大沿京杭大运河走走停停,从北京起,经河北、天津、山东、江苏,最终到达大运河最南端的浙江杭州,探访大运河边的城市、乡村。
1982年12月25日,刘世昭与沈兴大到达杭州,在拱宸桥边又拍了一张合影。至1983年的1月17日,两人完成在杭州的采访后,历时一年七个月的骑行京杭大运河采访正式结束。
1983年,两人采访的内容开始陆续刊发,很快因其引人入胜的照片、文字,引起读者的特别关注。报道中那些京杭大运河沿线的人文风物,特别是因河而兴的地方故事、依河而生的百姓故事深深吸引着读者。因为每次刊发都附有两位记者与自行车的工作照,受此启发,日本的读者也曾组织来中国大运河骑行观光。
“结束那次采访时,我们带着调侃相约,10年以后,再骑一次!”刘世昭说。
35年后再见运河
2016年,中国大运河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第三年,沈兴大已经79岁,刘世昭68岁。时隔第一次骑行采访大运河35年后,刘世昭带着两个人的梦想再次踏上了骑行大运河之路—历时68天,骑行2000多公里。这一次的骑行条件好了很多,有了专业的自行车和装备,沿路也有专业团队保障。而拍摄地点的选择也与上一次骑行基本一致。2018年,刘世昭与北京出版集团合作出版了《流淌的史诗—京杭大运河骑行记》,将跨越35年的两次骑行的拍摄、见闻、感悟收录其中。
对于第二次骑行,刘世昭最大的感受就是“变”。刘世昭在书中写道:“第一次骑行,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当时运河的沿线城市和乡村中,人们衣着朴素,房屋低矮陈旧,街道狭窄,车辆稀少,运河中摇橹的小船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打破了水面的平静……但改革的浪潮已经波涛汹涌,蓄势待发,当时的人们对生活充满憧憬。35年后的2016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古老的大运河也见证着这一切:从城市到乡村都整洁多了,人们的衣着光鲜起来了,房屋高起来了,街道拓宽了,运河里的水多了也清了,河里的机动船多了……一切的一切,既熟悉又陌生,让我很受震撼。”
大运河的申遗成功使得大运河文化获得更多关注和保护,“申遗成功所刺激的大运河沿岸旅游等产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沿岸社会生活的新变化”。通惠河河口矗立的燃灯塔曾是通州地标,始建于北周时期,高13层,过往的漕船商舟远远就能凭塔认出北京。2016年重访此地的照片中,燃灯塔处在新落成的高楼大厦的重重包围中,似乎不再有“一支塔影认通州”的辨识度。通州此时正逐渐成长为北京市的城市副中心,“将来新的地标就会出现在大运河边”。
30多年里,大运河历史遗存也随时代而动:北运河流过的天津河西务镇,当年漕运工人经常吃的大油饼,如今根据食客的口味和消费能力变得花样百出;过去沿着运河的城市都有客运码头,随着高速公路、高铁的普及,长途客运船只越发难寻;在山东临清,“非遗”临清贡砖烧制曾在20世纪60年代低价小红砖的冲击下一度消失,许多古建维修无砖可用,1996年贡砖厂重建后,贡砖烧制重现生机,目前砖厂制品远销多国,传承人的儿子也返乡参与;在江苏常州的一处河段,“小桥流水人家”的风情已经改变,大运河在轻工业重镇的水泥丛林之中穿流而过,反映着当地经济发展之路的流变……“我只是拍下照片,最后让历史去说。”刘世昭说。
当被问及两次骑行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刘世昭回答:“我是用照片记录京杭大运河的一段历史,但实际上对运河产生了一种感情。”至今,刘世昭仍在以摄影家、社会活动家的身份为大运河奔走—举办展览、接受采访、参加论坛,在京杭大运河保护、文化传播中出自己的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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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2-04 撰文 王澜
“两次骑行,我拍的照片对于京杭大运河来说只是一些碎片,但这些碎片多了也就留下了运河的影像历史。”两次骑行间隔了35年,拍摄万余幅照片,给大运河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记忆。在刘世昭看来,35年对一个人来说是一段不短的历程,而对于2500年历史的大运河来说,只是一瞬间。
“二八大杠” 走运河
1981年6月19日,北京天安门广场,33岁的刘世昭与同为《人民中国》杂志记者的沈兴大,各自手扶一辆“二八大杠”(28英寸轮子,带有支撑横梁的自行车)拍下一张合影,算是骑行报道京杭大运河的出发仪式。
“第一次骑行了400多天,走了5000多公里。我们每到一个采访点,还要深入采访,就多出了很多里程。”刘世昭供职的《人民中国》杂志是一本对日本发行的刊物,主要介绍中国的风土人情,有关中国山川人文的连载报道是重要的内容。这次京杭大运河采访,是生长在大运河边的沈兴大提出的,摄影就交予年富力强的刘世昭。“当时大运河没有现在这么‘热’,很多外国读者都不知道中国还有这么一条可以跟长城媲美的人工河”。
在商定此次采访的交通方式时,两人大胆地决定骑自行车。当时,骑自行车仍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交通方式,骑车采访方便灵活,可以深入更多的地方。
“当时考虑到要驮大约50公斤的行李和器材,就向天津飞鸽自行车厂定制了两辆二八加重自行车。”那时候还没有网络,两人按采访计划,参照地图,一站站骑行采访。“计划经常赶不上变化—有了新发现,出现新内容,就要去采访,多停留几天。”就这样,刘世昭与沈兴大沿京杭大运河走走停停,从北京起,经河北、天津、山东、江苏,最终到达大运河最南端的浙江杭州,探访大运河边的城市、乡村。
1982年12月25日,刘世昭与沈兴大到达杭州,在拱宸桥边又拍了一张合影。至1983年的1月17日,两人完成在杭州的采访后,历时一年七个月的骑行京杭大运河采访正式结束。
1983年,两人采访的内容开始陆续刊发,很快因其引人入胜的照片、文字,引起读者的特别关注。报道中那些京杭大运河沿线的人文风物,特别是因河而兴的地方故事、依河而生的百姓故事深深吸引着读者。因为每次刊发都附有两位记者与自行车的工作照,受此启发,日本的读者也曾组织来中国大运河骑行观光。
“结束那次采访时,我们带着调侃相约,10年以后,再骑一次!”刘世昭说。
35年后再见运河
2016年,中国大运河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第三年,沈兴大已经79岁,刘世昭68岁。时隔第一次骑行采访大运河35年后,刘世昭带着两个人的梦想再次踏上了骑行大运河之路—历时68天,骑行2000多公里。这一次的骑行条件好了很多,有了专业的自行车和装备,沿路也有专业团队保障。而拍摄地点的选择也与上一次骑行基本一致。2018年,刘世昭与北京出版集团合作出版了《流淌的史诗—京杭大运河骑行记》,将跨越35年的两次骑行的拍摄、见闻、感悟收录其中。
对于第二次骑行,刘世昭最大的感受就是“变”。刘世昭在书中写道:“第一次骑行,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当时运河的沿线城市和乡村中,人们衣着朴素,房屋低矮陈旧,街道狭窄,车辆稀少,运河中摇橹的小船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打破了水面的平静……但改革的浪潮已经波涛汹涌,蓄势待发,当时的人们对生活充满憧憬。35年后的2016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古老的大运河也见证着这一切:从城市到乡村都整洁多了,人们的衣着光鲜起来了,房屋高起来了,街道拓宽了,运河里的水多了也清了,河里的机动船多了……一切的一切,既熟悉又陌生,让我很受震撼。”
大运河的申遗成功使得大运河文化获得更多关注和保护,“申遗成功所刺激的大运河沿岸旅游等产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沿岸社会生活的新变化”。通惠河河口矗立的燃灯塔曾是通州地标,始建于北周时期,高13层,过往的漕船商舟远远就能凭塔认出北京。2016年重访此地的照片中,燃灯塔处在新落成的高楼大厦的重重包围中,似乎不再有“一支塔影认通州”的辨识度。通州此时正逐渐成长为北京市的城市副中心,“将来新的地标就会出现在大运河边”。
30多年里,大运河历史遗存也随时代而动:北运河流过的天津河西务镇,当年漕运工人经常吃的大油饼,如今根据食客的口味和消费能力变得花样百出;过去沿着运河的城市都有客运码头,随着高速公路、高铁的普及,长途客运船只越发难寻;在山东临清,“非遗”临清贡砖烧制曾在20世纪60年代低价小红砖的冲击下一度消失,许多古建维修无砖可用,1996年贡砖厂重建后,贡砖烧制重现生机,目前砖厂制品远销多国,传承人的儿子也返乡参与;在江苏常州的一处河段,“小桥流水人家”的风情已经改变,大运河在轻工业重镇的水泥丛林之中穿流而过,反映着当地经济发展之路的流变……“我只是拍下照片,最后让历史去说。”刘世昭说。
当被问及两次骑行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刘世昭回答:“我是用照片记录京杭大运河的一段历史,但实际上对运河产生了一种感情。”至今,刘世昭仍在以摄影家、社会活动家的身份为大运河奔走—举办展览、接受采访、参加论坛,在京杭大运河保护、文化传播中出自己的一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