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12-04 撰文 姜师立
大运河文化在流动和交流中形成,蕴含着开放包容、自强不息、和谐共生的精神内涵。因而,在如今推进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过程中,应以运河文化为引领,整合运河资源,推动沿线区域协调联动发展。
以运河为媒
大运河沿线自古就是中国最繁荣的经济带。通过大运河,一批漕粮得以运输至首都和军事前沿,保证了京城的物资供给,维持了粮价平衡和市场稳定。而在运输过程中,大运河强大的交通功能造就了沿线经济的繁荣,也对沿线经济的繁荣、城镇的发展与崛起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运河推动了沿线商贸城市的兴起。隋代大运河的开通掀起了运河沿岸工商业城市发展的第一波浪潮。汴州(今开封)、宋州(今商丘)、楚州(今淮安)、扬州等是当时著名的运河城市。在宋代,以开封、杭州为中心的运河体系的建立,以及农业、手工业的进步,将运河沿岸城市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开封、杭州、苏州、扬州等是这一时期运河城市繁荣发展的见证。之后,运河沿岸还形成了一批转口贸易城市,如扬州、洛阳等。杜甫的诗句“商胡离别下扬州”,充分说明了唐代扬州跨国贸易的繁荣。
元代,大运河的重新开通,为运河沿线城市的发展开辟了新时代。尤其是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社会分工进一步扩大,手工业诸如冶炼、制瓷、纺织、造船、染色、制盐、造纸等行业有了较大发展,国内外市场也不断开拓,由此将运河城市推向繁荣发展阶段。在当时全国著名的工商业较发达的30多个大中城市中,就有顺天(今北京)、镇江、苏州、松江、淮安、常州、扬州、仪征、杭州等13个为运河城市,几乎占了半壁江山。
大运河带动了沿线城市的经济交流,也推动了中原大地南北文化的交融:隋唐时期,漕粮北运,南方的物产和文化随漕船运送到北方;明清时期,南方的商品经济在运河流域发展,并随运河影响到北方。元代,小麦种植传播到镇江,由此诞生了镇江锅盖面;天津的美食文化明显受到淮扬运河沿线和山东运河城市的影响;南京烧鸭随运河传播到北京成了北京烤鸭;运河三大名鸡德州扒鸡、道口烧鸡、符离集烧鸡都有传承关系。
在古代东西文化交流浪潮中,大运河地区自古就站在对外开放的前沿,是古代东方世界主要国际交通路线的组成部分。大运河的最东端宁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出发地之一,位于西部的洛阳则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大运河连通了陆海两条丝绸之路。中国的四大发明通过大运河传到国外,国外的先进科技最早也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到运河地区,并随着大运河传播开来。
现如今,大运河在北煤南运、南水北调、资源配置、产业转移等方面发挥了不可缺少的作用,促进了区域间、城市群间、省际的经济交流。由于水路运输与铁路运输、公路运输的成本是1:3:5,因此运河地区的煤炭、砂石、木材、钢材等大宗物资仍旧选择通过运河来运输。大运河的生态、交通、人才优势促进了运河沿线城市的协同发展。通过运河的沟通,沿线城市还进行了合理的产业分工,形成了分工明确、衔接密切的产业合作关系。这在大运河与长江重合的长三角地区尤为明显。
今天,大运河沿线仍是产业最发达的地区。据统计,2022年,大运河沿线8省(市)以占全国不足10%的土地面积,承载了全国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贡献了全国近一半的经济总量。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四省,2022年地区生产总值分列全国2—5位。
建设大运河文化带
依河而兴,因河而盛,是大运河沿线地区共同的历史和特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是将不同区域的经济文化资源统一在共同目标下推进,将运河城市放在同一个文化带、经济带、城市带整合发展。
建设大运河文化带,要紧密结合国家重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衔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长江经济带发展、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加强大运河承载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以文化为引领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社会和谐繁荣,为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示范样板。
其次,建设大运河文化带,要强化大运河文化带沿线重要城市群之间的合作交流。要发挥镇江、扬州连通大运河和长江的重要支点作用,发挥苏锡常、杭嘉湖服务上海的重要支撑作用,发挥徐州、宿迁、淮北、宿州与中原经济带的连结作用,促进区域间航运互通、旅游合作、人文交往,推进大运河沿线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开拓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空间。
建设大运河文化带,要构建跨省市的合作联动机制。2021年,首个大运河沿岸区县合作联盟在杭州成立,围绕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不断探索路径、积累经验,开创合作共赢新模式;2021年,浙江杭州结对安徽宿州,共同开启结对合作发展之旅;2023年,冀鲁豫七县市组建大运河旅游合作联盟;2023年,京杭大运河沿线15个城市共商内河航运发展大计……这些合作机制的探索,让沿线城市共同发力,实现了更大范围的融合和交流。
在这一过程中,沿线城市要发挥各自特色,构建不同功能的产业,要形成既有合作、又有分工的竞争关系,避免同质化竞争。在北京通州,大运河助力副中心打造文旅新地标;而河北沧州则为建设大运河生态廊道制定专项方案;在山东济宁,当地致力于建设融历史文化遗产、观光旅游、文化体验、时尚休闲、文博购物于一体的特色文化街;在江苏扬州,大运河特色产业则更贴近现代装备制造与低碳经济。
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又可以与发展开放型经济相结合,助力构建双循环格局。今天,大运河依然是连通中国国内及国际运输的主动脉之一,对内连接山东省、长三角、京津冀,对外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将更多的人流、物流连入国际国内循环。比如,2022年,江苏完成内河货运量9.99亿吨、货物周转量3482亿吨公里,分别占全省综合货运量、货物周转量的39.3%和69.6%。大运河江苏段,尤其是苏北运河,堪称全世界最繁忙的内河航道,已连续8年货运量突破3亿吨。大运河为全省乃至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澎湃动能。
(作者系中国大运河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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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2-04 撰文 姜师立
大运河文化在流动和交流中形成,蕴含着开放包容、自强不息、和谐共生的精神内涵。因而,在如今推进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过程中,应以运河文化为引领,整合运河资源,推动沿线区域协调联动发展。
以运河为媒
大运河沿线自古就是中国最繁荣的经济带。通过大运河,一批漕粮得以运输至首都和军事前沿,保证了京城的物资供给,维持了粮价平衡和市场稳定。而在运输过程中,大运河强大的交通功能造就了沿线经济的繁荣,也对沿线经济的繁荣、城镇的发展与崛起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运河推动了沿线商贸城市的兴起。隋代大运河的开通掀起了运河沿岸工商业城市发展的第一波浪潮。汴州(今开封)、宋州(今商丘)、楚州(今淮安)、扬州等是当时著名的运河城市。在宋代,以开封、杭州为中心的运河体系的建立,以及农业、手工业的进步,将运河沿岸城市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开封、杭州、苏州、扬州等是这一时期运河城市繁荣发展的见证。之后,运河沿岸还形成了一批转口贸易城市,如扬州、洛阳等。杜甫的诗句“商胡离别下扬州”,充分说明了唐代扬州跨国贸易的繁荣。
元代,大运河的重新开通,为运河沿线城市的发展开辟了新时代。尤其是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社会分工进一步扩大,手工业诸如冶炼、制瓷、纺织、造船、染色、制盐、造纸等行业有了较大发展,国内外市场也不断开拓,由此将运河城市推向繁荣发展阶段。在当时全国著名的工商业较发达的30多个大中城市中,就有顺天(今北京)、镇江、苏州、松江、淮安、常州、扬州、仪征、杭州等13个为运河城市,几乎占了半壁江山。
大运河带动了沿线城市的经济交流,也推动了中原大地南北文化的交融:隋唐时期,漕粮北运,南方的物产和文化随漕船运送到北方;明清时期,南方的商品经济在运河流域发展,并随运河影响到北方。元代,小麦种植传播到镇江,由此诞生了镇江锅盖面;天津的美食文化明显受到淮扬运河沿线和山东运河城市的影响;南京烧鸭随运河传播到北京成了北京烤鸭;运河三大名鸡德州扒鸡、道口烧鸡、符离集烧鸡都有传承关系。
在古代东西文化交流浪潮中,大运河地区自古就站在对外开放的前沿,是古代东方世界主要国际交通路线的组成部分。大运河的最东端宁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出发地之一,位于西部的洛阳则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大运河连通了陆海两条丝绸之路。中国的四大发明通过大运河传到国外,国外的先进科技最早也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到运河地区,并随着大运河传播开来。
现如今,大运河在北煤南运、南水北调、资源配置、产业转移等方面发挥了不可缺少的作用,促进了区域间、城市群间、省际的经济交流。由于水路运输与铁路运输、公路运输的成本是1:3:5,因此运河地区的煤炭、砂石、木材、钢材等大宗物资仍旧选择通过运河来运输。大运河的生态、交通、人才优势促进了运河沿线城市的协同发展。通过运河的沟通,沿线城市还进行了合理的产业分工,形成了分工明确、衔接密切的产业合作关系。这在大运河与长江重合的长三角地区尤为明显。
今天,大运河沿线仍是产业最发达的地区。据统计,2022年,大运河沿线8省(市)以占全国不足10%的土地面积,承载了全国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贡献了全国近一半的经济总量。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四省,2022年地区生产总值分列全国2—5位。
建设大运河文化带
依河而兴,因河而盛,是大运河沿线地区共同的历史和特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是将不同区域的经济文化资源统一在共同目标下推进,将运河城市放在同一个文化带、经济带、城市带整合发展。
建设大运河文化带,要紧密结合国家重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衔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长江经济带发展、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加强大运河承载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以文化为引领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社会和谐繁荣,为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示范样板。
其次,建设大运河文化带,要强化大运河文化带沿线重要城市群之间的合作交流。要发挥镇江、扬州连通大运河和长江的重要支点作用,发挥苏锡常、杭嘉湖服务上海的重要支撑作用,发挥徐州、宿迁、淮北、宿州与中原经济带的连结作用,促进区域间航运互通、旅游合作、人文交往,推进大运河沿线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开拓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空间。
建设大运河文化带,要构建跨省市的合作联动机制。2021年,首个大运河沿岸区县合作联盟在杭州成立,围绕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不断探索路径、积累经验,开创合作共赢新模式;2021年,浙江杭州结对安徽宿州,共同开启结对合作发展之旅;2023年,冀鲁豫七县市组建大运河旅游合作联盟;2023年,京杭大运河沿线15个城市共商内河航运发展大计……这些合作机制的探索,让沿线城市共同发力,实现了更大范围的融合和交流。
在这一过程中,沿线城市要发挥各自特色,构建不同功能的产业,要形成既有合作、又有分工的竞争关系,避免同质化竞争。在北京通州,大运河助力副中心打造文旅新地标;而河北沧州则为建设大运河生态廊道制定专项方案;在山东济宁,当地致力于建设融历史文化遗产、观光旅游、文化体验、时尚休闲、文博购物于一体的特色文化街;在江苏扬州,大运河特色产业则更贴近现代装备制造与低碳经济。
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又可以与发展开放型经济相结合,助力构建双循环格局。今天,大运河依然是连通中国国内及国际运输的主动脉之一,对内连接山东省、长三角、京津冀,对外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将更多的人流、物流连入国际国内循环。比如,2022年,江苏完成内河货运量9.99亿吨、货物周转量3482亿吨公里,分别占全省综合货运量、货物周转量的39.3%和69.6%。大运河江苏段,尤其是苏北运河,堪称全世界最繁忙的内河航道,已连续8年货运量突破3亿吨。大运河为全省乃至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澎湃动能。
(作者系中国大运河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