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地势第一级阶梯向第二级阶梯的过渡地带，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挤压碰撞，形成了广袤的高原和连绵的山脉。这里山高谷深，河流与森林相伴，植被垂直带谱明显，是大熊猫的主要栖息地，也是全球36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

　　大熊猫是我国温带森林生态系统中的标志性物种，憨态可掬的形象，让它成为闻名世界的“明星”动物。这种在地球上至少生存了800万年的可爱动物，曾一度濒危，甚至陷入野外种群灭绝的风险。得益于生态修复和科学保护，如今无论是圈养还是野外大熊猫的种群数量，都得到了恢复性增长，大熊猫受威胁程度等级已经从“濒危”降为“易危”。它们的栖息地生态保护也进入了国家公园时代。

　　连通孤岛，给大熊猫让路

　　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结果显示，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1114只增长到1864只，分布在秦岭、岷山、邛崃山、大相岭、小相岭、凉山等六大山系。但受自然地理隔离与人类活动影响，大熊猫栖息地呈现“破碎化”状态，野外种群被分割成33个局域种群，其中24个种群存在生存风险。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生存委员会专家王放介绍，尽管大熊猫保护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是大熊猫栖息地的分散、种群的割裂，会造成一些小种群内部近亲繁殖，或者因为一次自然灾害、一次疾病，就让一个小种群永远地消失。“建立一个大熊猫走廊带，让不同种群的大熊猫可以进行交流，对大熊猫保护有重要意义。”

　　大熊猫偏好由上层乔木、下层竹林和灌草组成的疏密有致的栖息地。它们身手矫健，可以自如穿越这样的植被系统。为修复大熊猫破碎的家园，保护局域种群的遗传多样性，降低微小种群灭绝风险，大熊猫国家公园规划建设大熊猫走廊带，即在涉及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之间联系的关键地带，通过植被修复、“闲置”阻挡大熊猫不同种群交流的公路等方式，将“熊猫孤岛”连接成片，让相互隔离的小种群可以“自由串门”。

　　泥巴山廊道位于大熊猫国家公园荥经片区，是大熊猫国家公园推进建设的生态廊道之一，已经成为邛崃山系和大相岭山系野生动物交流活动的重要通道。

　　大熊猫国家公园荥经县管护总站工作人员张冬玲介绍，蜿蜒穿过泥巴山的108国道曾经车流如织，加上周边人类活动频繁，大相岭山系和邛崃山系大熊猫栖息地被隔离开。随着小水电和矿场的退出、植被修复，以及经隧道穿行泥巴山的雅安-西昌高速公路通车，廊道效果显现。在泥巴山廊道红外相机捕捉到的画面中，大熊猫和各类“神奇动物”轮番登场，管护站也经常接到群众电话，讲述他们在泥巴山廊道偶遇大熊猫的经历。

　　目前，大熊猫国家公园大力实施生态廊道建设，大熊猫栖息地破碎化问题得到一定程度改善。大熊猫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表明不同种群的大熊猫在通过生态廊道迁移、活动，甚至跨种群繁衍。生态廊道的建设，也意味着过去未纳入保护区的地带，逐渐得到填补和连通，栖息于此的万物生灵，也将得到完整连续的家园。

　　野化放归，复壮野外种群

　　2023年11月17日，大熊猫国家保护研究中心在四川成都揭牌。该中心整合了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两家科研机构资源。“这个科研平台将就圈养大熊猫、野外大熊猫相关科研关键问题，进行联合攻关，推动更高水平的大熊猫保护。”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动物保护研究部研究员刘玉良介绍道。

　　从20世纪60年代建立大熊猫保护区到开展大熊猫保护科研、实施大熊猫栖息地保护工程，中国大熊猫保护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里程碑式的成功案例。

　　野化放归是复壮和重建大熊猫野生种群的重要手段，对保护大熊猫具有重要意义。1997年，中国首次召开圈养大熊猫回归野外的可行性研讨会。与会专家形成共识：“把圈养大熊猫放归野外，能很好地补充野外种群数量，增加种群遗传多样性。”

　　随着配种受孕难、育幼成活难等世界性繁育难题被攻克，圈养大熊猫种群数量实现稳定增长。2003年，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率先在全球范围内启动了圈养大熊猫野化培训与放归。2010年，随着圈养大熊猫种群数量稳定增长，“母兽带仔”野化培训方法取得重大突破。

　　“让有野外和育幼经验的母兽在自然环境下产仔，让放归个体跟随母亲成长，习得野外生存技能，整个过程减少人为干预和影响，保持幼仔的野性，能让野化个体在艰苦的野外环境条件下存活下来。”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野化放归项目执行负责人吴代福介绍到。

　　经过两年的培训，2012年10月，全球首只在野化培训基地诞生的大熊猫“淘淘”被成功放归至四川省栗子坪自然保护区。考虑到雌性大熊猫是潜在的繁殖资源，更容易被野生种群接受，此后的放归都以雌性为主，2013年至2015年，大熊猫“张想”“雪雪”“华姣”陆续被放归。2016年，中国首次同时放归“华妍”“张梦”两只雌性大熊猫。随着项目逐步开展，大熊猫野化和放归关键技术体系逐渐形成，放归工作从栗子坪所在的小相岭山系扩大到岷山山系。2018年，大熊猫“琴心”“小核桃”被放归至龙溪-虹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随着项目的开展，大熊猫野化培训、放归、监测技术体系逐渐完善。目前，四川境内已建成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核桃坪、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天台山、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都江堰等野化培训基地，以及栗子坪和大相岭两个放归基地。近二十年来，中国已经放归11只大熊猫，全部在四川，其中有9只在野外存活。

　　目前，大熊猫野化培训梯队已经建立。“未来每年将有培训合格的大熊猫个体放归野外，并通过引种加大野生大熊猫濒危小种群资源保护，逐步建立野生大熊猫遗传种质资源库，实现圈养种群与野生种群基因双向交流。”吴代福说。

　　共同守护，与大熊猫为邻

　　“驾车过夹金山遇到野生大熊猫爬山”“在树洞发现野生大熊猫幼崽”“野生大熊猫游泳”“游客偶遇野生大熊猫上树”“村民在自家玉米地偶遇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区域内生态保护向好，使得野生大熊猫活动范围发生扩展，与野生大熊猫相遇的消息频上“热搜”。而与野生大熊猫遇见率最高的是奔走在大熊猫国家公园一线的工作人员。

　　1990年出生的王超是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的一名巡护员，参加一线巡护工作近三年。“见到大熊猫的次数说不清，大概见过六七只大熊猫吧。”王超说。唐家河片区是连接岷山山系北部大熊猫种群至关重要的走廊地带，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显示，这里共生活着39只野生大熊猫和3700余种动植物，这里是中国野生动物遇见率最高的保护区之一。王超几乎每天都会上山巡护，隔着河水、透过丛林，他能一眼捕捉到山间动物的身影。他说：“如果寻找动物，那将山林看作背景，关注什么在动就可以。”王超的许多经验来自老一辈巡护员，而今，他已经成长为年轻一代巡护员里的骨干。“站在前辈的肩上，对自然的热爱坚定了我守护这片森林的决心。我想，我和大熊猫的奇缘才刚刚开始。”

　　木江坪保护站站长施小刚今年52岁，1992年从四川省林业学校毕业后，就扎进了四川卧龙的原始森林里。他先后参加了第三次和第四次全国大熊猫调查。在卧龙，“雪山之王”雪豹是住在大熊猫“上铺”的邻居。大熊猫多生活在海拔2000多米的区域，最高可能会出现在海拔3500米左右的位置。3500米对于雪豹则是“起步高度”。2017年，卧龙开启了针对雪豹的专项调查。在监测大熊猫之余，施小刚和队友们跋山涉水，背着沉重的设备和户外装备、食物，从海拔2000多米的原始森林到5000米以上地形陡峭、积雪覆盖的高山之巅寻找雪豹、布设红外相机。通过雪豹影像数据的回收，获得了第一手可靠详尽的雪豹种群数据。“我们经历了许多惊心动魄的瞬间，回忆起来虽有后怕，但却阻挡不了下一次出发的满腔热情。”施小刚说。

　　组建于2018年的大相岭野外监测巡护队，是四川自然保护的新生力量。他们中有野外经验丰富的老一代林业职工，有从军队退伍回到家乡投入野生动物保护事业的年轻人，也有专攻林业、生态学、动物学等领域的科研院校毕业生和保护区周边的社区居民。过雪山、穿竹林、爬悬崖，在重点区域开展反盗猎巡护、对周边野生大熊猫及同域分布动物进行跟踪监测调查，安装并完成红外相机数据回收。短短几年内他们迅速成长为四川大熊猫保护的中坚力量，保护着大相岭的绿水青山。

　　从野外追踪研究到人工圈养繁育，从野化放归到栖息地保护，从野外监测到精细化管理，从科普宣传到生态管护，一代代“守护者”们为大熊猫保护奉献了青春与智慧。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雅安市荥经县龙苍沟镇万年村位于大熊猫国家公园南入口，这里随处可见大熊猫标识和大熊猫雕像。荥经县大相岭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副主任王永钢介绍，荥经推出了大熊猫独特形象IP“貊貊”，目前万年村已建成“貊貊走廊”“貊貊空间”“貊貊星球”等重点项目，正在全力打造“貊貊家园”业态集群，打响以大熊猫国家公园文化为核心的文旅品牌，实现生态保护和地方发展共赢。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小蜜蜂”特色产业创新引领着大熊猫国家公园社区融合发展。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管理处处长谌利民介绍，蜂蜜是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的特产，中蜂产业是一种熊猫友好型产业，唐家河有丰富的蜜源植物，蜜蜂是非常好的传粉物种，对生态保护有促进作用。当地鼓励村民开展生态旅游、农家乐，同时支持村民养蜂，增加收入来源。

　　“国家公园顾名思义是人民的公园，坚持全民公益性是重要理念之一。”国家公园研究院院长唐小平说。生活在大熊猫国家公园附近的人们，积极转变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广袤的森林植被和众多的野生动物与当地人共同拥有着这片神奇的土地。

　　青山有知，在群山之间，大熊猫用它们的活动轨迹丈量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脚步。在丛林之中，野生动物保护者们用他们的执着与坚守诠释着使命与担当。在这片自然的绿洲，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与人类和谐共生，共同演绎着生生不息的交响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