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2日，病毒学家顾方舟先生因病逝世。直到这时，很多人才第一次认识了这位了不起的“糖丸爷爷”。

　　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生的中国孩子都有着一个共同的记忆：小时候曾领过一颗乳白色的小糖丸，甜甜的，入口即化。在那个物资匮乏、缺吃少穿的年代，这颗甜甜的小糖丸，成了多少人的“甜蜜”回忆。然而，就是这看起来不起眼的小糖丸，却是无数中国孩子的健康保障，彻底消灭了中国土地上的脊髓灰质炎。

　　2019年1月2日，糖丸的研发者、92岁的病毒学家顾方舟因病逝世。直到这时，很多人才第一次认识了这位了不起的“糖丸爷爷”。

　　临危受命

　　脊髓灰质炎是一种儿童急性病毒传染病，这种病毒极易传染，好多孩子感染后会落下终身残疾，有的截肢、瘫痪，有的甚至失去生命。在20世纪50年代，脊髓灰质炎疫情给中国带来的恐惧是深切的。

　　1955年，中国江苏省南通市爆发大规模疫情，1680人感染，其中466人死亡，随后疫情迅速蔓延，全国闻之色变。　

　　1957年，31岁的顾方舟临危受命，开始进行脊髓灰质炎研究工作。他调查了国内几个地区脊髓灰白质炎患者的粪便标本，从北京、上海、天津、青岛等十二处患者的粪便中分离出脊髓灰质炎病毒并成功定型，并发表了《上海市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分离与定型》。这项研究，是中国首次用猴肾组织培养技术分离出病毒，并用病原学和血清学的方法证明了Ⅰ型为主的脊灰流行。

　　以此研究为标志，顾方舟打响了攻克脊灰的第一战。

　　一支脊灰疫苗研究协作组随后成立，由顾方舟担任组长。

　　为了进行自主疫苗研制，政府在云南建立了医学生物学研究所，以此作为中国脊灰疫苗生产基地。当时的生产基地选址在云南昆明的玉案山上，山上一片荒芜，没有路，没有水，没有电。“那时候我们没有房子，住都没地方住，搭起炉灶来就那么干，吃也吃不饱，真是太艰苦了。”回忆当时，顾方舟曾这么说。顾方舟与科研团队就扎根在这样一座荒山上，与死神争分夺秒。

　　科研团队自己动手建房子、运设备，只用了9个月时间，拥有19幢楼房、面积达13700平方米的疫苗生产基地就建成了。

　　以身试药

　　顾方舟制订了两步研究计划：动物试验和临床试验。在动物试验通过后，进入了更为关键的临床试验阶段。按照顾方舟设计的方案，临床试验分为Ⅰ、Ⅱ、Ⅲ三期。

　　疫苗临床试验Ⅰ期阶段需要在少数人身上检验效果，这就意味着受试者要面临未知的风险，顾方舟毫不犹豫地做出自己先试用疫苗的决定。冒着可能瘫痪的风险，顾方舟喝下了一小瓶疫苗溶液。一周过后，顾方舟的生命体征平稳，没有出现任何异常。然而，他的眉头锁得更紧了。因为他面临着一个他一直担忧的问题—大多成年人本身就对脊灰病毒有免疫力，必须证明疫苗对儿童也安全才行。

　　当时，疫苗研制已经进入最后的临床检验阶段，顾方舟和他的团队对疫苗的安全有着充分的自信，可是如果一点风险都没有还做试验干什么？顾方舟说：“我自己的孩子不吃，让别人孩子去吃，这不太仗义。”于是，他又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用自己刚满月的独子做试验。在他的影响下，研究所的同事们也纷纷给自己的孩子服用疫苗，为Ⅱ期临床试验安全性和药效的初步评价提供了有力支撑。

　　接下来Ⅱ期临床试验是安全性和药效的初步评价。1960年，2000人份的疫苗在北京投放，结果表明，疫苗安全有效。Ⅲ期临床试验是对疫苗的最终大考—流行病学检测。顾方舟将受测人群从2000人一下子扩大到450万人，在北京、天津、上海、青岛、沈阳等大城市展开试验。近一年的密切监测表明，各市脊灰发病率产生了明显的变化。三期临床试验的圆满成功，表明顾方舟研究的疫苗可以投入生产、给全国儿童服用了。

　　疫苗策略

　　如果仅仅是发明了脊髓灰质炎疫苗，顾方舟还不足以让无数中国家庭受益。免疫，在顾方舟眼中还是一场战役，想要打赢这场战役，还要讲求一些策略。

　　疫苗有“死”“活”之分，当时美苏两国已研制出的脊灰疫苗普遍采用注射式死疫苗。对此，专家观点分两派：一派认为死疫苗安全，活疫苗被排出体外后可能会在粪便中恢复毒力；另一派认为活疫苗从体内排出后，分布于环境可成为天然疫苗，有助于形成人类的免疫屏障，而死疫苗不能。

　　就在大家争论研发活疫苗还是死疫苗时，顾方舟敏锐地发现死疫苗并不适合中国国情。首先死疫苗价格非常昂贵，中国需要免疫的孩子上亿，国家承担不起这笔费用；其次，给孩子打针注射需要庞大的专业防疫队伍，这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最重要的是，死疫苗虽然能降低发病率，但控制疫情的效果不甚满意，如果疫苗注射次数不够，血液中抗体维持时间短，那将仍有可能引起流行。这种情况已被美国、加拿大等国的观察材料所证实。

　　顾方舟抱着厚厚的研究论文，反复推敲琢磨，最终下定决心建议国家取消死疫苗方案，选择活疫苗的技术路线。

　　疫苗实现批量生产之后，该怎么送到每一个孩子的身体里？这也需要策略。

　　美国的孩子可以到保健站去打针，但这种平常的方法在当时的中国却行不通。远在西藏高原、新疆大漠、贵州深山的孩子都需要无一例外地进入防护屏障，稍有疏漏，病毒就可能爆发。那时没有冷链，怎么让疫苗有效地在全国短期内流通？

　　顾方舟想到了糖丸。疫苗最开始是液体的，运输困难，糖丸发明后，防疫人员只需将糖丸放进保温瓶里再装上冰块，就能保证活疫苗的效力。

　　这些策略，让糖丸疫苗迅速扑向中国的每一个角落。1965年，全国农村逐步推广疫苗，从此脊髓灰质炎发病率明显下降。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计划免疫，病例数继续呈波浪形下降。1990年，全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规划开始实施，此后几年病例数逐年快速下降。自1994年发现最后一例患者后，至今没有发现由本土脊灰野病毒引起的脊髓灰质炎病例。

　　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西太平洋地区已经消灭脊髓灰质炎。“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签字仪式”在当时的卫生部举行，已经74岁的顾方舟作为代表，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从1957年到2000年，从无疫苗可用到消灭脊髓灰质炎，顾方舟一路艰辛跋涉，奉献了40多年的计划免疫策略没有漏掉一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