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6-11 本刊记者 张劲文
顾明远，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新中国从事师范教育的第一批人，也是新中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创始人之一。1949年至今，他几乎见证并参与了中国所有的重大教育改革，他的许多著作对中国教育理论和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
年届九旬的顾明远满头银发，可亲可近，这位中国教育界的泰斗级人物思维敏捷，博闻强识。在与他交谈的过程中，不仅领略到这位巨匠“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人生风采，更足以一览新中国教育界70年的发展脉络。
与教育事业结缘
顾明远出生在江苏江阴，一座长江边的小城。顾明远的家算 是小康之家，但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几乎家破人亡。顾明远与家人辗转逃难，他的学业也因此荒废。最艰苦的那一年，唯一的平静便是几个月的私塾生活。顾明远还记得，那段时间，私塾先生让他读《大学》，天天让他背诵，也不解读。读了几个月，最后只记得“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虽然这些话当时似懂非懂，但冥冥之中却似乎指引了他人生的方向。
1942年后，顾明远的学习才算稳定下来。虽然成绩名列前茅，但当时的家境却无法供他读大学。“我很不甘心，就报名参加了1948年的高考。那时候年轻气盛，有‘工业救国’的理想，所以就报考了清华大学的建筑系、上海交通大学的运输管理系这些当时被认为是最好的大学和最好的专业，但是都落榜了。”这次名落孙山却意外地改变了顾明远的人生轨迹。落榜后，他经人介绍来到上海私立荣海小学当教员。当教员的时间不长，却使他深深地爱上了这个职业。
1949年，中国大部分地区成为了解放区，这一年，顾明远再次参加高考，选择了在师范教育领域赫赫有名的北平师范大学（现北京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北师大”）。同年8月，他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便立刻收拾行装北上。那时，新中国尚未成立，等到这一批新生入学，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召开了。顾明远还记得，他和同学都参加了提灯游行，庆祝会议召开。
新中国第一批留学生
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需要大量的建设人才。为了迅速改变新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中国向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派出了 大批留学生，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和管理经验，顾明远也成为了 其中之一。1951年8月下旬，顾明远和300多名中国学子经过10天 的长途跋涉来到了莫斯科。两天后，他和另外两名同学被分配到国立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现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 在异国他乡接受高等教育是一件辛苦的事情。顾明远和其他 同学首先要做的便是努力学习俄语，还要与同级的苏联学生一起学习。
在他的印象中，苏联的大学非常重视原著的学习和课堂讨论，称之为“习明纳尔（seminar一词的音译）”—在课前就某个问 题阅读老师指定的书目，到课上发表自己的意见。政治理论课有6个学年的课程，除了《联共党史》有联共中央编制的课本外，其他 都没有固定课本，老师便要求学生去读马克思、列宁等领导人的 原著。
这种学习方式对于顾明远来说是很艰苦的。“苏联学生一天可以读完的书，我们两三天都读不完。为了在习明纳尔上发言，我们必须事先写好发言稿。对我们来说，唯一的办法就是加班加点，从此养成了熬夜的习惯。”
但这样的学习方式也让顾明远受益匪浅，认真学读原著是他在苏联学习的最大收获。到后来研究问题、发表论文，还常常得力 于当年阅读的马列主义和教育理论原著。
同时，苏联师范教育重视学科专业理论和教育专业理论的学习。顾明远所处的教育系的培养目标是中等师范学校的教育学、 心理学教师和小学教师，因此很重视宽广的基础知识，解剖学、生理学、儿童文学、苏联文学、世界史等知识都有所涉及。苏联的师范教育还很重视教育见习和实习。从一年级开始，老师就带着学生到中小学去见习，听那里讲师的课，然后与老师一起讲评。这令顾明远获益良多。
1956年7月，结束了长达5年的留学生涯，顾明远回到北京，被分配到北师大教育系。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所特有的“留苏热”中，这批留学生成为了新中国各领域建设的领军人物。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以及教育和科学研究的模式方法，都对新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参与中国教育法制建设
1977年，随着邓小平复出并主持科学文化教育工作，中断了十年的教育秩序得以恢复。1978年4月，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重新解释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含义。他说，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更重要的是整个教育事业必须要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相适应，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在此指导下，教育事业开始出现发展的苗头。
1980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在20世纪80年代，全国应基本实现普及小学教育的历史任务，有条件的地区还可以进而普及初中教育，这揭开了中 国普及教育的序幕。
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前，中央曾经召开过多次座谈会，征求专家和教育部门的有关意见，顾明远也是咨询对象之一。
他记得，当时关于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引起了争论。“其一，以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能力，要不要提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其二，义务教育是不是必须全部免费？”
在第一个问题上，顾明远比较保守，主张先扎扎实实普及小学教育，在此基础上再提出普及初中教育。“现在来看，这个顾虑是多余的，20世纪末，我们在85% 的地区和85%的人口中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说明在我们国家，只要有决心，大家就能齐心协力去完成任务。”
关于第二个问题，顾明远则主张义务教育全部免费，但有些专家认为基于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可以免收学费，只收杂费。随后在实施过程中发现，收取杂费也会对贫困山区的家庭造成较大负担。因此在2006年，《义务教育法》经过修订，规定义务教育实行全部免费。
在回忆起这段经历时，顾明远不无感慨地说：“原本《教育基本法》是上位法，《义务教育法》是下位法，但中国出台《义务教育法》时间要更早，因此影响力也更大。从这里也能看到中国对于普及义务教育的重视。”
此后，国家教育委员会还委托北师大对各国教育立法进行比较研究。当时，出任北师大副校长的顾明远接下了这个任务，并联合教育系与外国教育研究所的同事成立了立法研究小组，推进了《教育基本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的立法工作。到20世纪90 年代初，他又参加了《学位法》的起草研究工作。
因为在教育领域的声望与贡献，顾明远是许多国家级教育类 别委员会的首选专家之一。在众多聘书之中，他最看重的还是国家 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的聘书。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公布后不久，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就成立了。这个委员会会集了各界人士和高等学校学者，顾明远更是被聘任为第一小组，即“推进素质教育改革组”的组长。为推进素质教育发展，他 提出了四句话：“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教师育人在细微处，学生成长在活动中。”这四句话至今仍指导着中国 素质教育的前进方向。为了深入考察素质教育的推进情况，他还走访了中国的大江南北，调研了有关素质教育的数十个项目，以及中西部基础教育的发展。这让他亲身感受到了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巨大成就与潜力。
“现在，中国教育正处于从数量发展到质量提高的关键转型时期。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我们要重点 实现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近年来，中国在教育公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东西部教育差距、城乡教育差距、同一城市优质教育和薄弱教育差距仍存在，未来促进全国教育公平仍是需要重点抓的问题。教育质量也如此，目前中国教育还没摆脱应试教育困境，学生仍处于被学习、被教育的状态。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 未来要推进素质教育，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要让学生自觉自愿有兴趣地学习，这样才能培养出时代需要的人才。”
为新时期中国教育事业奠基
顾明远躬身参与新中国比较教育学的重建工作，率先引入了终身教育等现代教育思想，创立现代教育理论，但他最为珍视的成绩是两部奠基性的著作。“在60多年的教育生涯中，我最感欣慰有两件事，就是我主编的《中国教育大百科全书》和《教育大辞典》。”
1986年11月，中国教育学会在武汉召开年会，学会会长张承先、副会长吕型伟找到顾明远，建议由他牵头为中学教师编一部《教育大辞典》，以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在教育界前辈们的期许中，顾明远接下了这个任务。“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大型教育专科辞典，应该体现出大、齐、新的特点，尽量反映当代教育科学发展的新成果和新中国教育改革及发展的成就。”
这部辞典可以说集纳了古今中外教育科学研究的成果，包括教育学、课程和各科教学、中小学校、师范教育、幼儿教育、特殊教育、高等教育等。整个系列出齐，已经是1992年秋天，总计收录词 条2.5万多条，约800万字，分成12卷出版。
但根据原来的计划，分卷出版完成后还要再出合卷本，于是顾明远又带领着他的团队开始筹备合卷本。经过研究，他们发现合卷本的编纂工作要比预想的更加艰巨。顾明远回忆说：“合卷本是按照编写辞典的惯例，以字母或者笔画编排，而分卷本则是按照学科体系来编排的，所以造成了很多重复的条目。有些条目虽然名词一样，但撰写角度又有不同，内容也有所差别。从一开始出版分册到合卷本编委会成立，已经过了6年时间，有些内容已经陈旧，教育界又出现了许多新的理论和名词。因此，大家都认为要重新修订，可增、可删、可修改。”编纂方针确定后，各团队对照方针自行调整、修改，又经过了6年，直至1998年才完成了《教育大辞典》的修改合编工作。
作为这部大辞典的主编，他还记得在1987年召开第二次编委会时，请到了《辞海》的老编辑严其龙作指导。“严先生当时就说：‘曾经有人说过，如果想要惩罚别人，就让他去编辞典吧！’没想到，这12年真的体会到了他所说的这句话。”
虽然这项工作十分艰苦，但令他感到欣慰的是，这部辞典受到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欢迎。第一卷出版后，第一次发行量就达到了5万多册。现在许多博士硕士论文中关于教育名词的解释也常常引用这部辞典。为此，它获得了中国教育科学第二届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第三届国家图书提名奖、第三届吴玉章奖一等奖等多种奖励。
2001年，顾明远又组织起一支编纂团队，开始了他新的“长征”，这就是《中国教育大百科全书》。经过12年的调整磨合，2012 年12月，这部700余万字的《中国教育大百科全书》正式面世。“它与《教育大辞典》构成了完整的姊妹篇，可以相互参照和补充，基本覆盖了教育学科和教育实践领域的架构体系。”谈起这两部作品， 顾明远少见地流露出激动与自豪的神情。
就像中国人形容老师的那个词语—“辛勤的园丁”一样，顾明远在耕耘教育事业时从未稍作休憩。就在完成《中国教育大百科全书》不久后的2014年春节，年已85岁的他写成了《中国教育 路在何方》，向社会再次阐释了自己从事教育事业一生的感悟与对教育事业发展的期待。虽然是一份漫谈，却发出了包括学术界 在内的众多人的心声。
如今，顾明远已至耄耋之年，他的很多学生都已退休，他依然坚持每天早起工作，努力为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本报道未署名图片由顾明远提供）
上一页
下一页
2019-06-11 本刊记者 张劲文
顾明远，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新中国从事师范教育的第一批人，也是新中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创始人之一。1949年至今，他几乎见证并参与了中国所有的重大教育改革，他的许多著作对中国教育理论和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
年届九旬的顾明远满头银发，可亲可近，这位中国教育界的泰斗级人物思维敏捷，博闻强识。在与他交谈的过程中，不仅领略到这位巨匠“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人生风采，更足以一览新中国教育界70年的发展脉络。
与教育事业结缘
顾明远出生在江苏江阴，一座长江边的小城。顾明远的家算 是小康之家，但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几乎家破人亡。顾明远与家人辗转逃难，他的学业也因此荒废。最艰苦的那一年，唯一的平静便是几个月的私塾生活。顾明远还记得，那段时间，私塾先生让他读《大学》，天天让他背诵，也不解读。读了几个月，最后只记得“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虽然这些话当时似懂非懂，但冥冥之中却似乎指引了他人生的方向。
1942年后，顾明远的学习才算稳定下来。虽然成绩名列前茅，但当时的家境却无法供他读大学。“我很不甘心，就报名参加了1948年的高考。那时候年轻气盛，有‘工业救国’的理想，所以就报考了清华大学的建筑系、上海交通大学的运输管理系这些当时被认为是最好的大学和最好的专业，但是都落榜了。”这次名落孙山却意外地改变了顾明远的人生轨迹。落榜后，他经人介绍来到上海私立荣海小学当教员。当教员的时间不长，却使他深深地爱上了这个职业。
1949年，中国大部分地区成为了解放区，这一年，顾明远再次参加高考，选择了在师范教育领域赫赫有名的北平师范大学（现北京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北师大”）。同年8月，他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便立刻收拾行装北上。那时，新中国尚未成立，等到这一批新生入学，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召开了。顾明远还记得，他和同学都参加了提灯游行，庆祝会议召开。
新中国第一批留学生
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需要大量的建设人才。为了迅速改变新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中国向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派出了 大批留学生，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和管理经验，顾明远也成为了 其中之一。1951年8月下旬，顾明远和300多名中国学子经过10天 的长途跋涉来到了莫斯科。两天后，他和另外两名同学被分配到国立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现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 在异国他乡接受高等教育是一件辛苦的事情。顾明远和其他 同学首先要做的便是努力学习俄语，还要与同级的苏联学生一起学习。
在他的印象中，苏联的大学非常重视原著的学习和课堂讨论，称之为“习明纳尔（seminar一词的音译）”—在课前就某个问 题阅读老师指定的书目，到课上发表自己的意见。政治理论课有6个学年的课程，除了《联共党史》有联共中央编制的课本外，其他 都没有固定课本，老师便要求学生去读马克思、列宁等领导人的 原著。
这种学习方式对于顾明远来说是很艰苦的。“苏联学生一天可以读完的书，我们两三天都读不完。为了在习明纳尔上发言，我们必须事先写好发言稿。对我们来说，唯一的办法就是加班加点，从此养成了熬夜的习惯。”
但这样的学习方式也让顾明远受益匪浅，认真学读原著是他在苏联学习的最大收获。到后来研究问题、发表论文，还常常得力 于当年阅读的马列主义和教育理论原著。
同时，苏联师范教育重视学科专业理论和教育专业理论的学习。顾明远所处的教育系的培养目标是中等师范学校的教育学、 心理学教师和小学教师，因此很重视宽广的基础知识，解剖学、生理学、儿童文学、苏联文学、世界史等知识都有所涉及。苏联的师范教育还很重视教育见习和实习。从一年级开始，老师就带着学生到中小学去见习，听那里讲师的课，然后与老师一起讲评。这令顾明远获益良多。
1956年7月，结束了长达5年的留学生涯，顾明远回到北京，被分配到北师大教育系。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所特有的“留苏热”中，这批留学生成为了新中国各领域建设的领军人物。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以及教育和科学研究的模式方法，都对新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参与中国教育法制建设
1977年，随着邓小平复出并主持科学文化教育工作，中断了十年的教育秩序得以恢复。1978年4月，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重新解释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含义。他说，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更重要的是整个教育事业必须要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相适应，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在此指导下，教育事业开始出现发展的苗头。
1980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在20世纪80年代，全国应基本实现普及小学教育的历史任务，有条件的地区还可以进而普及初中教育，这揭开了中 国普及教育的序幕。
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前，中央曾经召开过多次座谈会，征求专家和教育部门的有关意见，顾明远也是咨询对象之一。
他记得，当时关于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引起了争论。“其一，以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能力，要不要提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其二，义务教育是不是必须全部免费？”
在第一个问题上，顾明远比较保守，主张先扎扎实实普及小学教育，在此基础上再提出普及初中教育。“现在来看，这个顾虑是多余的，20世纪末，我们在85% 的地区和85%的人口中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说明在我们国家，只要有决心，大家就能齐心协力去完成任务。”
关于第二个问题，顾明远则主张义务教育全部免费，但有些专家认为基于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可以免收学费，只收杂费。随后在实施过程中发现，收取杂费也会对贫困山区的家庭造成较大负担。因此在2006年，《义务教育法》经过修订，规定义务教育实行全部免费。
在回忆起这段经历时，顾明远不无感慨地说：“原本《教育基本法》是上位法，《义务教育法》是下位法，但中国出台《义务教育法》时间要更早，因此影响力也更大。从这里也能看到中国对于普及义务教育的重视。”
此后，国家教育委员会还委托北师大对各国教育立法进行比较研究。当时，出任北师大副校长的顾明远接下了这个任务，并联合教育系与外国教育研究所的同事成立了立法研究小组，推进了《教育基本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的立法工作。到20世纪90 年代初，他又参加了《学位法》的起草研究工作。
因为在教育领域的声望与贡献，顾明远是许多国家级教育类 别委员会的首选专家之一。在众多聘书之中，他最看重的还是国家 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的聘书。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公布后不久，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就成立了。这个委员会会集了各界人士和高等学校学者，顾明远更是被聘任为第一小组，即“推进素质教育改革组”的组长。为推进素质教育发展，他 提出了四句话：“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教师育人在细微处，学生成长在活动中。”这四句话至今仍指导着中国 素质教育的前进方向。为了深入考察素质教育的推进情况，他还走访了中国的大江南北，调研了有关素质教育的数十个项目，以及中西部基础教育的发展。这让他亲身感受到了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巨大成就与潜力。
“现在，中国教育正处于从数量发展到质量提高的关键转型时期。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我们要重点 实现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近年来，中国在教育公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东西部教育差距、城乡教育差距、同一城市优质教育和薄弱教育差距仍存在，未来促进全国教育公平仍是需要重点抓的问题。教育质量也如此，目前中国教育还没摆脱应试教育困境，学生仍处于被学习、被教育的状态。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 未来要推进素质教育，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要让学生自觉自愿有兴趣地学习，这样才能培养出时代需要的人才。”
为新时期中国教育事业奠基
顾明远躬身参与新中国比较教育学的重建工作，率先引入了终身教育等现代教育思想，创立现代教育理论，但他最为珍视的成绩是两部奠基性的著作。“在60多年的教育生涯中，我最感欣慰有两件事，就是我主编的《中国教育大百科全书》和《教育大辞典》。”
1986年11月，中国教育学会在武汉召开年会，学会会长张承先、副会长吕型伟找到顾明远，建议由他牵头为中学教师编一部《教育大辞典》，以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在教育界前辈们的期许中，顾明远接下了这个任务。“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大型教育专科辞典，应该体现出大、齐、新的特点，尽量反映当代教育科学发展的新成果和新中国教育改革及发展的成就。”
这部辞典可以说集纳了古今中外教育科学研究的成果，包括教育学、课程和各科教学、中小学校、师范教育、幼儿教育、特殊教育、高等教育等。整个系列出齐，已经是1992年秋天，总计收录词 条2.5万多条，约800万字，分成12卷出版。
但根据原来的计划，分卷出版完成后还要再出合卷本，于是顾明远又带领着他的团队开始筹备合卷本。经过研究，他们发现合卷本的编纂工作要比预想的更加艰巨。顾明远回忆说：“合卷本是按照编写辞典的惯例，以字母或者笔画编排，而分卷本则是按照学科体系来编排的，所以造成了很多重复的条目。有些条目虽然名词一样，但撰写角度又有不同，内容也有所差别。从一开始出版分册到合卷本编委会成立，已经过了6年时间，有些内容已经陈旧，教育界又出现了许多新的理论和名词。因此，大家都认为要重新修订，可增、可删、可修改。”编纂方针确定后，各团队对照方针自行调整、修改，又经过了6年，直至1998年才完成了《教育大辞典》的修改合编工作。
作为这部大辞典的主编，他还记得在1987年召开第二次编委会时，请到了《辞海》的老编辑严其龙作指导。“严先生当时就说：‘曾经有人说过，如果想要惩罚别人，就让他去编辞典吧！’没想到，这12年真的体会到了他所说的这句话。”
虽然这项工作十分艰苦，但令他感到欣慰的是，这部辞典受到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欢迎。第一卷出版后，第一次发行量就达到了5万多册。现在许多博士硕士论文中关于教育名词的解释也常常引用这部辞典。为此，它获得了中国教育科学第二届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第三届国家图书提名奖、第三届吴玉章奖一等奖等多种奖励。
2001年，顾明远又组织起一支编纂团队，开始了他新的“长征”，这就是《中国教育大百科全书》。经过12年的调整磨合，2012 年12月，这部700余万字的《中国教育大百科全书》正式面世。“它与《教育大辞典》构成了完整的姊妹篇，可以相互参照和补充，基本覆盖了教育学科和教育实践领域的架构体系。”谈起这两部作品， 顾明远少见地流露出激动与自豪的神情。
就像中国人形容老师的那个词语—“辛勤的园丁”一样，顾明远在耕耘教育事业时从未稍作休憩。就在完成《中国教育大百科全书》不久后的2014年春节，年已85岁的他写成了《中国教育 路在何方》，向社会再次阐释了自己从事教育事业一生的感悟与对教育事业发展的期待。虽然是一份漫谈，却发出了包括学术界 在内的众多人的心声。
如今，顾明远已至耄耋之年，他的很多学生都已退休，他依然坚持每天早起工作，努力为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本报道未署名图片由顾明远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