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恩杰说，航天科技工作者要在太空领域为人类造福，推动以卫星星座为代表的空间基础设施的建设，真正把航天工业转型为航天产业，通信、导航、遥感充分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

　　“这次能够有机会参与中央领导同志的会见，我感到很振奋。特别是把我和家栋同志安排在习近平总书记身边合影，心情非常激动。这是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科技工作者最大的褒奖。”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探月工程首任总指挥栾恩杰说，“同时也是一种鼓舞、激励和鞭策。”

　　接“嫦娥”回家

　　嫦娥五号载着月壤返回前，栾恩杰曾说过一句话：“待到四子王旗会，工程大计好收官。”他说这是航天人对祖国的承诺。而一个“会”字，是栾恩杰当时留下的一个伏笔，或者说是他与嫦娥五号的一个约定。

　　很多人劝栾恩杰不要亲自到四子王旗去，因为天气太冷，嫦娥五号返回器着陆点当时的气温逼近零下30摄氏度。指挥部距离着陆地有几十公里的距离，一路颠簸，而且栾恩杰已经80岁的年纪。“我一定要去。当年嫦娥一号起步的时候，我向中央承诺，要完成绕、落、回三步走。我们有这样的决心。”但从一个合理的设想，到如今的一步一步成为现实，只有他和他背后的航天人知道经历了何其艰难的过程。“我要接‘嫦娥’回家。所以我之前用了一个‘会’字。”

　　返回器落地后，栾恩杰开始计时，大概30分钟，搜索回收分队就在一片漆黑的野外找到目标。“我们跟踪和预估落点的能力、人员调动的能力、指挥控制的能力都得到了体现，堪称教科书式的版本。”

　　在栾恩杰心中，“嫦娥”就像是自己的孩子，这十几年一路看着她长大。接孩子回家，他比任何人都高兴。

　　共和国的学生

　　“我1949年入小学读书，是共和国的学生。”1940年，栾恩杰出生在吉林白城，在五个兄弟中排行老大。成立初期，“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是许许多多家庭对于“现代化”生活的理解。电，无疑是那个历史时期最高科技的领域之一。所以参加高考时，栾恩杰报考了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机系，并被顺利录取。

　　进校报到第二天，在宿舍上铺休息的栾恩杰被人叫了起来。“马上整理好所有东西，去二部报到。”栾恩杰懵懵懂懂跟着走，心里一直在盘算着“二部”是个什么地方。

　　“二部”是一个历史名词，是当时设在黑龙江哈尔滨的一座培养飞行员的航校，下属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当时所有国防相关专业都统一搬到“二部”进行授课和管理。建设强大的国防，先从学生抓起。学习刻苦的栾恩杰被调配到了“二部”三系，即自动控制系，学习导航，成为了航空、航天领域控制系统的储备人才。

　　那一年，栾恩杰20岁，入学即开始参与导弹的研制工作，保证导弹稳定飞行、准确击中目标，高质量完成作战任务。

　　从“巨浪-1”到“东风-21”

　　时间来到1970年，栾恩杰开始参与潜地导弹的研制。那时的中国工业基础仍非常薄弱，对于潜地导弹的研制，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巨浪-1”导弹的装备对象是潜艇。试验考核首先要验证弹体本身是好的，下一步是在台试中达到“导弹可靠、出筒可靠”，最后才可以上艇试验。

　　但第一次台试就失败了。“第一颗试验弹，飞离试验台不久就炸了。我们十年的心血被炸了个粉碎。”回忆当年的种种情景，曾经担任“巨浪-1”项目的总指挥栾恩杰还是会眼角湿润。

　　1988年，在遭遇了种种挫折和不断修正之后，“巨浪-1”终于定型，开始装备部队。与“巨浪-1”朝夕相处的18年，让栾恩杰深刻领会到，成功不是轻易得来的。

　　“没有一个新型号不会遇到困难。如果一个型号一直一帆风顺，只能说明它是个旧型号。我经手的每个新型号，都至少有十几个关键技术需要攻关，这就意味着有十几个创新点。没有这些创新点，这个武器不可能是先进的。”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战争样态的发展，各个大国开始出现机动性的战略武器。美苏两大国率先研制出了火车牵引的导弹发射装置，之后又出现了汽车牵引的发射装置。

　　潜艇灵活机动的特点被陆地借鉴。已经在潜艇装备的“巨浪-1”导弹被赋予了上岸的需求。于是，栾恩杰从“巨浪-1”的总指挥，转任“东风-21”的总指挥。这段经历，于栾恩杰而言，无论是对武器系统的发展，还是对航天科技的发展，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系统化发展和系列化发展，在日后都得以实现。”

　　开启探月时代

　　1998年，栾恩杰调入国防科工委任副主任兼任国家航天局局长，接到的一系列重要任务就是实施国务院主管部门对中国航天“五行”管理，即实现行业规划、行业标准、行业监督、行业法规、行业政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行业规划。

　　经过研究，栾恩杰与同事们提出了一个“大航天”的概念。

　　那时候谈到航天，往往指的是航天工业。而横向比较他国，航天的概念非常宽泛，已经形成了产业化的趋势，航天在应用领域已经十分普及，实现了民用。发达国家已经把空间作为了平台来研究科学问题，在空间研究空间，在空间研究地球。

　　“我们中国的航天，不能只停留在工业层面，也要扩大到应用。中国航天也要进入空间基础设施和空间应用的阶段。”

　　之后，对地观测的“高分”系列卫星、通讯卫星、海洋卫星等与国计民生相关的空间应用都在“大航天”的概念下实现了发展。

　　接着，对外太空进行探索的深空探测也顺理成章地开展起来。中国政府根据国家发展的现实需求和长远目标，于2000年11月发表了面向21世纪的“中国航天”的白皮书，其中谈到了以探月为切入点的对外太空的研究。这份白皮书由栾恩杰倡导并主要组织完成。航天事业扩大为由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和空间科学三大部分组成。空间科学里面包括深空探测。

　　“当时我们已经有了长二捆火箭，推力不是问题，前往月球是可能的。”到月亮上去的命题逐渐清晰，月球也成为了中国深空探测的首选站。

　　2004年，栾恩杰受命担起中国探月工程首任总指挥的重担。他邀请老朋友孙家栋院士和欧阳自远院士加入，组成了中国探月工程的“三驾马车”。

　　嫦娥一号发射成功时，测控中心欢呼雀跃；长征五号首飞前三小时，现场惊心动魄；嫦娥四号月背着陆后，与玉兔二号“互拍”；嫦娥五号在月球表面升起五星红旗并成功采壤返回—三步走的计划实施不算是中国的发明和创新，但稳扎稳打地走好每一步，确实是中国工程能力的有效表达。

　　战略科学家

　　栾恩杰被经常称作“战略科学家”，但他说自己不算是科学家，而是一名工程师。但是对于“战略”，他十分认同。

　　战略是具有前瞻性、决策性、全局性、长远性的部署、策划和思想。“党中央提出了发展战略，航天系统各个领域的负责人就要打好自己的战役。既要做好对战略的理解，也要做好对战役的研究。”

　　从技术员、工程组长、研究室主任、研究所所长、研究院院长，到部总工、国家航天局局长，一路走来，除了学习本事、完成任务，栾恩杰最大的收获之一是学会了从战役到战略转变的思考。既要有战略性的总体把握，又要有战役性的可行性方案，还要有战斗性的冲锋陷阵。

　　从“巨浪-1”阶段的台、筒、艇；到探月工程的绕、落、回，探、登、驻（住）—栾恩杰习惯用高度凝练的语言对阶段性任务进行概括，化繁为简、举重若轻。而这也是他多年经验的积累，在工作中得到教训、提高认识、掌握知识。

　　在栾恩杰看来，中国的航天科技在一些领域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平，但仍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我们已经赶上了发达国家的步伐，取得了一些话语权，可以开展一些同水平的合作，但是于创新而言，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自主可控、基础能力、进入能力、探测能力的提高将是未来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基础。基础打得牢，眼光才会看得远，路子才会走得宽。“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年轻，这是我最欣慰的。现在的嫦娥队伍三四十岁的人都成长起来了。我最高兴的，是后续有人。”

　　目前，栾恩杰担任嫦娥五号专家顾问组组长、天问一号专家顾问组组长，虽然已经退出了一线领导岗位，但工作安排依然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