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年来，我的工作主要侧重于女性文学研究，进行了一些相关田野调查，主编《中国女性文学年选》和《中国新女性写作专辑》以及主办“中国女性文学好书榜”等，致力于建造一种文学意义上的女性共同体。

　　从2018年7月到2018年底，我先后对127位中国新锐作家进行了性别观调查，后来一些著名作家也加入了这项调查，包括铁凝、贾平凹、阿来、韩少功、阎连科等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性别观问卷调查。为什么要做性别观调查？这是我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首先，我的博士论文关注一百年前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从那时候开始，我的学术焦点便是关注一百年来中国社会的性别变迁。一百年过去，今天的女性如何理解自己；男性的性别观是怎样的，与百年前相比有什么变化，我对这些问题也有很强烈的好奇。在我看来，性别观是衡量一个人、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

　　女性文学研究、作家的性别意识一直是我长久的研究兴趣。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在这所培养了中国第一代女作家的高等学府，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作为老师，每天都会和95后乃至00后一代打交道，我深刻认识到，一个新的性别观时代已经来临。文学是什么呢？它要切实表现现实和时代生活，真正优秀的作家也要比普通人更敏感，要走在时代的前面。那么，我们时代人关于性别问题的认识在文学作品里传达出来了吗？我是有疑问的。

　　通过调查会发现，作家们的回答也深具平等意识，这很重要。但是，透过他们的表态，也有一些特别微妙而值得分析的东西。在回答自己什么时候有性别意识的时候，很多作家回答的都是自己的生理性别的认知。其实，人有生理性别，也有社会性别，人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不一定是一致的。而我们讨论性别观的时候，并不强调一个人对生理性别的理解，而更要看他对社会性别的认识。

　　在性别观调查里，作家苏童的回答被广泛引用过，他说，“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的时候，他得有颗艾玛的心。”福楼拜写完小说后也曾经说，“我就是包法利夫人，包法利夫人就是我。”这是一种社会性别意识的体现。一直以来，在我们对文学经典的认定中，其实包含了对社会性别意识的肯定，比如《红楼梦》《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宁娜》《祝福》，这些作品都是深具社会性别意识的，也就是说，这些男性作家在写作时，跨越了他们的生理性别，选择和女性站在了一起看世界。

　　调查中有个问题是，你会克服自己的性别意识吗？许多男作家的回答是要面对自己的性别，为什么要克服呢？它是自身的一部分。而女作家往往会说要克服女性弱点，你会感受到她们对女性意识的犹疑。相比而言，男作家对性别问题相对会更坦然，而女作家呢，是在潜意识里有一种不安全感或者自卑感存在。

二

　　新文化运动时期，为了体现对女性的尊重，我们的先驱创造了“她”字——“她”诞生于现代，和“他”是平等的，这个字非常直观地表明了，她和他有相同的部分，也有不同的部分。

　　一百年前，大部分中国女人才开始有机会和男人一样受教育、拿起笔、写自己的故事。只有现代女性开始书写，真正的中国女性写作传统才建立。我们看冰心、庐隐早期的写作，她们最初的表达不连贯、不流畅，喜欢写别人的故事，而不敢写自己。她们需要时间去寻找自己的声音。如果不像鲁迅、周作人那样写，应当怎么写呢？直到丁玲、萧红、张爱玲的作品发表，我们才发现，女性写作与男性的立场、所使用的腔调、所使用的视角如此不同，她们实实在在丰富了现代汉语的表达，而写作成就又是可以和男性比肩的。

　　今天，我们之所以讨论作家的性别意识，强调女性写作，其实是在平等的前提下尊重一种差异性。对女人与女性身份的关注，强调女性写作和女性立场，不是为了关闭和排斥，而是为了更好地打开和理解。在女性声音和女性处境被忽略的情况下，关注女性和强调女性，应该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常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和《十月》杂志一起，于2020年3月8号推出了“新女性写作”专辑。我强调“新女性写作”，是希望与以往的女性写作区别开来。“新女性写作专辑”邀请翟永明、林白在内的13位女作家共同参与了这样的写作，这些作品迸发出新的火苗，尤其是“80后”一代。后来作品结集为《美发生着变化：新女性写作专辑》，之所以有“新女性写作”这个专辑，其实是想呼吁，女性写作应该有更广阔，有丰富的面向，书写更广大的女性生存。我理想意义上的女性写作——它有如四通八达的神经，既连接女人与男人、女人与女人，也连接人与现实、人与大自然。换言之，我所强调的新女性写作，看重女性及性别问题的复杂性，强调写作者的社会性别，将女人和女性放置于社会关系中去观照和理解，关注因民族、阶层、经济和文化差异而导致的不同性别立场等。在我看来，女性写作是具有弹性和包容性的概念，是可以充分讨论的。

三

　　在读博士期间，我再做现代女性文学写作发生研究时，就特别想找到一百年前普通女作家们的作品，比如说1919年时女作者们写过的小说，当时还畅想，如果每一年都有女性作品的选编，那么作为100年后的研究者该有多幸福，我们能清晰判断出女性文学成长的整体脉络，也会更直观看到她们如何一路走来。但可惜的是，100年来还没有一本中国女性文学年选。很多普通女作者的作品就此消失在风中了。

　　《2019中国女性文学选》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本女性文学选。对我来说，开展女性文学年选的意义在两个方面：一是我想为中国女性文学留下年度样本，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女性文学的精神风貌、文学气质的变化。二是我想要通过这样的作品选编来记录中国女性的生存样态。这是站在人类学和社会学立场上的考量，我相信这里的生活记录，有新闻报道所不能涵盖的丰富和多样。

　　从2019年开始，到今年已经是第四年了。年选的基本框架是20位女作家讲述的20个故事，是从全国诸多文学期刊发表的优秀作品中挑选而来，分为“爱”“秘密”和“远方”这三大主题。它涵盖了不同年龄段以及不同类型的女性写作，每年都会选择5到6位新面孔，通过这种方式鼓励青年女作家的写作。我也相信，在未来五年到十年的区间里，女性文学年选会推出属于它的女性作者群。事实上，年选工作的持续也将厘清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发展脉络，建立属于当代女性文学写作的传统。

四

　　张洁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早被世界接受的中国女作家，在德国、美国等都深受关注。美国记者采访张洁时，她的作品被视为中国女性文学的代表。张洁是特别有主体性的写作者，她不遮掩身上的本土性，也没有深受西方作家的影响进行模仿写作，没有翻译腔。和阿特伍德、门罗相比，她的风格很独特，诚实、坦率，也坦然表达了中国女性的决绝、独立，以及她们遭遇的种种困境。她会立足本土经验，把对女性和女性处境的理解放置在两性关系里。张洁之后，在海外深受关注的中国当代女作家还有铁凝、王安忆、迟子建等。近些年来，中国女性文学迅猛发展，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网络女作家以及科幻领域女作家的崛起，很多80后、90后作家，她们有很好的文学素养，有在世界各国求学的背景，知识谱系非常完备，未来可期。

　　在性别观调查中，我曾经问过青年女作家她们喜欢的世界女性作家是谁，从中可以发现，她们的阅读趣味非常广泛，从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1775-1817）到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拿大女作家艾丽丝·门罗（生于1931年），几乎构成了大半个世界女性文学图谱。正如我们所看到，中国当代女作家的作品也在持续被翻译到国外，这也意味着中国女性文学本就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看，我对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特别有信心，特别期待越来越多的女作家能越来越坦然、自在地表达；更多的女性声音被听到，更多的女性生活被看到。

　　（本文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