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4-12
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
在北京中轴线北延长线上,一处建筑似鼎如尊,气势恢宏,这便是中国历史研究院。它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组建的第一个国家级历史学综合研究机构,它的成立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在这里,我们专访了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听他讲述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初衷与使命、发展与未来。
与古为新
良渚遗址揭示了远古中国长江下游地区在五千多年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和阶级分化现象,实证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湖北云梦睡虎地四号秦墓出土的秦国士兵黑夫和惊寄给家人的木牍,是迄今中国发现最早的家信实物,在那烽火连绵的岁月,家书抵万金;法门寺地宫让我们重回盛唐,感受到手工艺人巧夺天工的匠心……
回望历史,不但可以窥见关于中国古代王朝更迭的宏大叙事,也能感受到微小但鲜活的生命个体。历史研究,就是将过去的微观故事集纳、规整,辨伪去妄,最终梳理出具有借鉴意义的长篇叙事,呈现出文明演进的基本规律,为一切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经验基础。
“历史学的社会功能,简单地说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揭示历史本源,另一个就是经世致用,服务当下。”李国强说。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特别提出:“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对此,李国强表示:“我们开展历史学研究,就是要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大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历史滋养。同时,通过历史学研究不断增强全党全社会的历史自觉、文化自信。”
为更好地统筹指导全国历史研究工作,中国历史研究院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各研究所为基础组建而成。同时,研究院负责整合资源和力量制定新时代中国历史研究规划,组织实施国家重大项目,充分发挥知古鉴今、资政育人的史学功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中国史学的智慧和力量。
随着全球范围内考古学的发展与史料的不断丰富,用中国史观阐释好中华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是中国历史研究院的目标之一。李国强表示:“世界上有许多影响深远的历史学理论学派。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成立就是要团结凝聚全国的史学力量,打造反映中国精神、中国思想、中国价值的史学学派。只有这样,才能在与世界史学的对话中,清晰而响亮地发出中国史学的声音,发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声音。”他说,中国历史研究院不仅要成为全国中国历史综合研究中心,也要发展成为中国历史研究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世界上最权威最具影响力的中国历史研究机构。
文明诠释
在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沿着自己的道路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2023年6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入阐释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为中华文明“精准画像”,清晰展示了中华文明的整体面貌,深刻揭示了中华文明的特殊优势。
中国历史研究院自成立以来,实施的“中华民族复兴史”“清代国家统一史”“中国历代治理体系研究”等重大项目,一次次印证了总书记的重要论断。
古代丝绸之路青海道上,戈壁茫茫。考古人员在清理墓葬时,偶然间在墓室墙壁底部发现了一个尘封已久的暗格,暗格内的木箱里,竟放置着一件珍珠冕旒龙凤狮纹鎏金王冠和一件镶嵌绿松石四曲鋬指金杯。“无论是造型,还是图案,它们既继承了中原文化的风格,又充满青藏高原文化特征,甚至还有中亚文化的特点,富含民族文化相互结合、中外文化彼此交融的意蕴。”李国强说,“不只是这些文物,整个古代丝绸之路都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
过去五年,中国历史研究院积极落实总书记关于“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的指示要求,出版了一系列史学精品著作,包括《中华文明史简明读本》《(新编)中国通史纲要》《十件文物里的中国故事》等。“《中华文明史简明读本》按照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以思想文化、精神文明为主线,以彰显中国特色文明定义为起点,全景式、长时段展现中华文明的历史主体和演进路径。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李国强表示,“《十件文物里的中国故事》介绍的每件文物实际上都凸显了中华文明的特性。比如妇好墓中的象牙杯,有着大量的南方元素,可以体现多元文化汇聚的包容性;西周的青铜器何尊,上面铸有‘中国’二字,生动表现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新疆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织锦护臂,应当是汉王朝给精绝古国的馈赠,是体现和平性的代表文物。”
五年来,按照总书记指示,中国历史研究院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研究,推动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2020年8月,中国历史研究院启动了《中华民族史》的编纂。李国强表示:“此前,我们推出过研究各民族历史的著作,也有涉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研究。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研究不仅要放在各民族的层面,更要放在整个国家历史的层面,放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当中进行全面、完整、长时段的考察,从而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历程和内在机理进行分析。只有通过对中华民族史进行系统性研究,我们才能了解和知晓何以中国,何以中华民族,何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使我们更好地把握历史规律,掌握历史大势,更好地开创未来。”
过去五年,中国历史研究院在加强中国史学研究国际交流方面进行了长足的探索和实践。除了与俄罗斯和韩国等国家的历史研究机构建立学术交流机制、接待国内外史学研究机构,中国历史研究院继续与洪都拉斯、埃及、罗马尼亚及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开展联合考古,建立了长期的合作机制。李国强说:“中国与洪都拉斯的考古合作甚至先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国考古队不仅带去了中国的技术,也带去了中国的思想: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要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
2021年,中国历史研究院澳门历史研究中心成立,并于2023年召开了中国—葡语国家文明互鉴论坛。今年,中国历史研究院计划召开国际青年史学家对话会和世界文明交流互鉴论坛,而其正在打造的科研创新试验区,将积极欢迎外国学者加盟。“梁启超曾说过:‘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国际的交流不但可以学习到国外同行的先进技术和理念,同时也是展现中国史学发展的契机。”李国强表示。
其命维新
新中国成立初期,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开创了当代中国史学的先锋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他们也因此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这些史学家运用唯物史观深刻揭示中国历史发展规律,让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在中国大地上开枝散叶,为中国革命积蓄起思想上的力量。“在新时代,我们既要继承老一代中国史学学派优良的治学传统,更要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李国强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
李国强说:“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我们的文明探源工程冲破了西方‘文明三要素’(文字、冶金术、城市)的桎梏,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即出现城市、阶级、王权和国家,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也最终以扎实的考古材料和综合研究成果证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真实可信。”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值得被看见、被听见。为了让社会大众接触并了解更多史学研究成果,中国历史研究院面向公众推出公益性“兰台讲堂”,鼓励“大家写小书”,出版《十件文物里的中国故事》《世界简史》等通俗史学普及读物,参与制作历史文化类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中国考古大会》等,将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深邃的哲思进行创造性转化,让新时期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走近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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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
在北京中轴线北延长线上,一处建筑似鼎如尊,气势恢宏,这便是中国历史研究院。它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组建的第一个国家级历史学综合研究机构,它的成立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在这里,我们专访了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听他讲述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初衷与使命、发展与未来。
与古为新
良渚遗址揭示了远古中国长江下游地区在五千多年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和阶级分化现象,实证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湖北云梦睡虎地四号秦墓出土的秦国士兵黑夫和惊寄给家人的木牍,是迄今中国发现最早的家信实物,在那烽火连绵的岁月,家书抵万金;法门寺地宫让我们重回盛唐,感受到手工艺人巧夺天工的匠心……
回望历史,不但可以窥见关于中国古代王朝更迭的宏大叙事,也能感受到微小但鲜活的生命个体。历史研究,就是将过去的微观故事集纳、规整,辨伪去妄,最终梳理出具有借鉴意义的长篇叙事,呈现出文明演进的基本规律,为一切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经验基础。
“历史学的社会功能,简单地说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揭示历史本源,另一个就是经世致用,服务当下。”李国强说。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特别提出:“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对此,李国强表示:“我们开展历史学研究,就是要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大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历史滋养。同时,通过历史学研究不断增强全党全社会的历史自觉、文化自信。”
为更好地统筹指导全国历史研究工作,中国历史研究院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各研究所为基础组建而成。同时,研究院负责整合资源和力量制定新时代中国历史研究规划,组织实施国家重大项目,充分发挥知古鉴今、资政育人的史学功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中国史学的智慧和力量。
随着全球范围内考古学的发展与史料的不断丰富,用中国史观阐释好中华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是中国历史研究院的目标之一。李国强表示:“世界上有许多影响深远的历史学理论学派。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成立就是要团结凝聚全国的史学力量,打造反映中国精神、中国思想、中国价值的史学学派。只有这样,才能在与世界史学的对话中,清晰而响亮地发出中国史学的声音,发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声音。”他说,中国历史研究院不仅要成为全国中国历史综合研究中心,也要发展成为中国历史研究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世界上最权威最具影响力的中国历史研究机构。
文明诠释
在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沿着自己的道路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2023年6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入阐释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为中华文明“精准画像”,清晰展示了中华文明的整体面貌,深刻揭示了中华文明的特殊优势。
中国历史研究院自成立以来,实施的“中华民族复兴史”“清代国家统一史”“中国历代治理体系研究”等重大项目,一次次印证了总书记的重要论断。
古代丝绸之路青海道上,戈壁茫茫。考古人员在清理墓葬时,偶然间在墓室墙壁底部发现了一个尘封已久的暗格,暗格内的木箱里,竟放置着一件珍珠冕旒龙凤狮纹鎏金王冠和一件镶嵌绿松石四曲鋬指金杯。“无论是造型,还是图案,它们既继承了中原文化的风格,又充满青藏高原文化特征,甚至还有中亚文化的特点,富含民族文化相互结合、中外文化彼此交融的意蕴。”李国强说,“不只是这些文物,整个古代丝绸之路都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
过去五年,中国历史研究院积极落实总书记关于“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的指示要求,出版了一系列史学精品著作,包括《中华文明史简明读本》《(新编)中国通史纲要》《十件文物里的中国故事》等。“《中华文明史简明读本》按照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以思想文化、精神文明为主线,以彰显中国特色文明定义为起点,全景式、长时段展现中华文明的历史主体和演进路径。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李国强表示,“《十件文物里的中国故事》介绍的每件文物实际上都凸显了中华文明的特性。比如妇好墓中的象牙杯,有着大量的南方元素,可以体现多元文化汇聚的包容性;西周的青铜器何尊,上面铸有‘中国’二字,生动表现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新疆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织锦护臂,应当是汉王朝给精绝古国的馈赠,是体现和平性的代表文物。”
五年来,按照总书记指示,中国历史研究院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研究,推动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2020年8月,中国历史研究院启动了《中华民族史》的编纂。李国强表示:“此前,我们推出过研究各民族历史的著作,也有涉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研究。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研究不仅要放在各民族的层面,更要放在整个国家历史的层面,放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当中进行全面、完整、长时段的考察,从而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历程和内在机理进行分析。只有通过对中华民族史进行系统性研究,我们才能了解和知晓何以中国,何以中华民族,何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使我们更好地把握历史规律,掌握历史大势,更好地开创未来。”
过去五年,中国历史研究院在加强中国史学研究国际交流方面进行了长足的探索和实践。除了与俄罗斯和韩国等国家的历史研究机构建立学术交流机制、接待国内外史学研究机构,中国历史研究院继续与洪都拉斯、埃及、罗马尼亚及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开展联合考古,建立了长期的合作机制。李国强说:“中国与洪都拉斯的考古合作甚至先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国考古队不仅带去了中国的技术,也带去了中国的思想: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要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
2021年,中国历史研究院澳门历史研究中心成立,并于2023年召开了中国—葡语国家文明互鉴论坛。今年,中国历史研究院计划召开国际青年史学家对话会和世界文明交流互鉴论坛,而其正在打造的科研创新试验区,将积极欢迎外国学者加盟。“梁启超曾说过:‘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国际的交流不但可以学习到国外同行的先进技术和理念,同时也是展现中国史学发展的契机。”李国强表示。
其命维新
新中国成立初期,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开创了当代中国史学的先锋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他们也因此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这些史学家运用唯物史观深刻揭示中国历史发展规律,让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在中国大地上开枝散叶,为中国革命积蓄起思想上的力量。“在新时代,我们既要继承老一代中国史学学派优良的治学传统,更要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李国强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
李国强说:“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我们的文明探源工程冲破了西方‘文明三要素’(文字、冶金术、城市)的桎梏,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即出现城市、阶级、王权和国家,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也最终以扎实的考古材料和综合研究成果证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真实可信。”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值得被看见、被听见。为了让社会大众接触并了解更多史学研究成果,中国历史研究院面向公众推出公益性“兰台讲堂”,鼓励“大家写小书”,出版《十件文物里的中国故事》《世界简史》等通俗史学普及读物,参与制作历史文化类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中国考古大会》等,将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深邃的哲思进行创造性转化,让新时期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走近人民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