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7-04 撰文 龚海莹/人民画报
2017年6月12日19：30，中国话剧极负盛名的经典剧目、也是中国国家级话剧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以下简称“北京人艺”）建院以来当之无愧的招牌剧目——《茶馆》在首都剧场（“北京人艺”专用演出场所）拉开本轮（共12场）首演序幕，容纳上千人的剧场里座无虚席。
这一天，也是被视为“中国戏剧最高殿堂”的北京人艺65周年院庆日。因此，《茶馆》的上演不仅是一次经典再现，也是一次蕴藏深意的纪念。
《茶馆》：从中国到世界
1956年，中国现代著名文学家、艺术家老舍创作了三幕现实主义话剧《茶馆》，这被视为老舍最优秀的剧作。1958年，《茶馆》由北京人艺首次搬上舞台，近60年来，这部话剧经历了两代北京人艺演职人员的演绎，在中国乃至全球各大城市长演不衰，至今已演出近700场，成为北京人艺演剧风格代表作。
老舍说：“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茶馆》共三幕，每幕戏都以坐落在老北京城的裕泰茶馆为背景，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出场人物多达70个，展现了清朝末年、北洋军阀时期、抗日战争胜利后三个历史阶段裕泰茶馆的兴衰和形形色色人物的命运，并“用他们生活上的变迁来反映社会的变迁”（老舍语）。
《茶馆》无疑是中国的。这首先在于老舍选取了“茶馆”这个典型具有“中国符号”意味的场景。在这个场景下，被誉为“语言艺术大师”的老舍通过富有个性的“京味儿”台词、简洁凝练又意蕴深长的语言设计，塑造出以八面玲珑的茶馆老板王利发、正直善良的常四爷、一心想实业救国的秦二爷等多位个性鲜明的人物。
从表演艺术来说，最初将《茶馆》搬上舞台的两位导演——一是中国著名戏剧家、北京人艺创建人焦菊隐（1905-1975），一是中国著名话剧导演夏淳（1918-2009），他们在排演时进行了话剧民族化的尝试。经由他们编导的话剧《茶馆》，在舞台氛围、情节推进之间充满中国文化特色。中国著名话剧导演、《茶馆》复排艺术指导林兆华指出：“《茶馆》总体渗透着焦菊隐先生戏曲美学的原则，在诸如戏的节奏、人物处理、时空叙述、表演多元化等方面均有体现，可谓无处不在。”
1980年，《茶馆》剧组第一次走出国门，50天时间里，在法国、德国、瑞士三个国家的15个城市演出了25场，演出极为成功，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烈欢迎。1980年9月30日，德国《莱茵·内卡报》刊登文章盛赞《茶馆》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此后，《茶馆》又先后到日本、新加坡、加拿大、美国还有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巡演，所到之处皆引起强烈反响。
《茶馆》是地道的中国话剧，却反映了人类面对不同境遇时的共性心境。《莱茵·内卡报》登载的文章说：《茶馆》演员们“用他们激动人心的话剧给我们打开了一扇门，展示了对我们来说还十分陌生的文化，但就人类共性来看,却又似乎是极为熟悉的境界：人们在战争、动荡、暴力和普遍的愚昧自欺中经受的苦难是相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茶馆》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另一方面，《茶馆》走出国门，代表中国话剧开始在世界亮相，也意味着中国话剧开始与西方话剧进行对话。林兆华说：“《茶馆》的成功更让我们感到焦菊隐先生和他创立的中国演剧学派的伟大，我们更有自信建立属于中国本土的戏剧体系，中国戏剧完全有可能打入世界。”
北京人艺：继承与创新
北京人艺之于中国话剧的深远意义，不仅在于这部《茶馆》。
对中国话剧来说，今年也是值得纪念的重要年份。话剧是西方剧种，“舶”来中国时却取道日本。目前公认中国话剧的开端是以1907年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杰出艺术家李叔同（1880-1942）在日本成立的专业话剧团体春柳社在日本东京演出法国名剧《茶花女》为标志，距今整整110周年。从1938年起，政治上深受苏联影响的中国话剧人开始学习前苏联的演剧理论体系。1952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话剧团与中央戏剧学院话剧团合并成立北京人艺时，苏联体系对中国话剧的影响几乎呈“一边倒”趋势。北京人艺建院之初，创建人之一焦菊隐就颇具前瞻性地提出，中国话剧不应局限于学习前苏联，而应把中国戏曲美学原则融入到话剧创作中去，创造具有中国风格的话剧。
焦菊隐的“中国学派”学说极大影响了北京人艺的发展。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人艺演出了中国当代著名文学家郭沫若的《蔡文姬》、老舍的《茶馆》、曹禺的《雷雨》等优秀剧作，将话剧这个“舶来品”民族化，确立了北京人艺现实主义戏剧风格，中国话剧开始具有鲜明的“中国面貌”，即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土壤进行艺术创造。
更难能可贵的是，焦菊隐“中国学派”探索虽然未竟，但北京人艺几代人从内心深处认同并坚持了这种独特风格，形成了中国话剧可称为“中国学派”的传统。上世纪80年代，北京人艺除了在《小井胡同》（1985年首演，被誉为“解放后的《茶馆》”），《天下第一楼》（1988年首演，至今已演出500多场）等剧目中延续人艺传统之外，在西方现代派和后现代戏剧思潮涌入下的实验性探索剧目里也有意识地继承传统，以中国著名话剧导演林兆华的《绝对信号》（1982年11月首演，中国第一部小剧场戏剧）为代表。中国著名戏剧评论家童道明指出，《绝对信号》“通过东西方艺术元素的交融，创造性拓展了中国话剧艺术新天地。”
北京人艺院长任鸣指出，当前人艺核心课题有两个，一是要努力继承戏剧民族化风格，一个是要思考在今天如何创新。他认为，当前北京人艺主要可以从“东方戏剧”（以整个东方的文化积淀和传统来滋养当今戏剧作品）和“新京味儿”话剧（着力展现更多元化的现代北京和北京人）两方面进行探索。
对于经典话剧《茶馆》来说，一方面需要年轻演员接棒（目前第二代的主要演员已60多岁），另一方面也需要对焦菊隐导演的演出版本进行创新，延续乃至发扬这一“东方舞台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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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04 撰文 龚海莹/人民画报
2017年6月12日19：30，中国话剧极负盛名的经典剧目、也是中国国家级话剧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以下简称“北京人艺”）建院以来当之无愧的招牌剧目——《茶馆》在首都剧场（“北京人艺”专用演出场所）拉开本轮（共12场）首演序幕，容纳上千人的剧场里座无虚席。
这一天，也是被视为“中国戏剧最高殿堂”的北京人艺65周年院庆日。因此，《茶馆》的上演不仅是一次经典再现，也是一次蕴藏深意的纪念。
《茶馆》：从中国到世界
1956年，中国现代著名文学家、艺术家老舍创作了三幕现实主义话剧《茶馆》，这被视为老舍最优秀的剧作。1958年，《茶馆》由北京人艺首次搬上舞台，近60年来，这部话剧经历了两代北京人艺演职人员的演绎，在中国乃至全球各大城市长演不衰，至今已演出近700场，成为北京人艺演剧风格代表作。
老舍说：“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茶馆》共三幕，每幕戏都以坐落在老北京城的裕泰茶馆为背景，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出场人物多达70个，展现了清朝末年、北洋军阀时期、抗日战争胜利后三个历史阶段裕泰茶馆的兴衰和形形色色人物的命运，并“用他们生活上的变迁来反映社会的变迁”（老舍语）。
《茶馆》无疑是中国的。这首先在于老舍选取了“茶馆”这个典型具有“中国符号”意味的场景。在这个场景下，被誉为“语言艺术大师”的老舍通过富有个性的“京味儿”台词、简洁凝练又意蕴深长的语言设计，塑造出以八面玲珑的茶馆老板王利发、正直善良的常四爷、一心想实业救国的秦二爷等多位个性鲜明的人物。
从表演艺术来说，最初将《茶馆》搬上舞台的两位导演——一是中国著名戏剧家、北京人艺创建人焦菊隐（1905-1975），一是中国著名话剧导演夏淳（1918-2009），他们在排演时进行了话剧民族化的尝试。经由他们编导的话剧《茶馆》，在舞台氛围、情节推进之间充满中国文化特色。中国著名话剧导演、《茶馆》复排艺术指导林兆华指出：“《茶馆》总体渗透着焦菊隐先生戏曲美学的原则，在诸如戏的节奏、人物处理、时空叙述、表演多元化等方面均有体现，可谓无处不在。”
1980年，《茶馆》剧组第一次走出国门，50天时间里，在法国、德国、瑞士三个国家的15个城市演出了25场，演出极为成功，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烈欢迎。1980年9月30日，德国《莱茵·内卡报》刊登文章盛赞《茶馆》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此后，《茶馆》又先后到日本、新加坡、加拿大、美国还有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巡演，所到之处皆引起强烈反响。
《茶馆》是地道的中国话剧，却反映了人类面对不同境遇时的共性心境。《莱茵·内卡报》登载的文章说：《茶馆》演员们“用他们激动人心的话剧给我们打开了一扇门，展示了对我们来说还十分陌生的文化，但就人类共性来看,却又似乎是极为熟悉的境界：人们在战争、动荡、暴力和普遍的愚昧自欺中经受的苦难是相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茶馆》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另一方面，《茶馆》走出国门，代表中国话剧开始在世界亮相，也意味着中国话剧开始与西方话剧进行对话。林兆华说：“《茶馆》的成功更让我们感到焦菊隐先生和他创立的中国演剧学派的伟大，我们更有自信建立属于中国本土的戏剧体系，中国戏剧完全有可能打入世界。”
北京人艺：继承与创新
北京人艺之于中国话剧的深远意义，不仅在于这部《茶馆》。
对中国话剧来说，今年也是值得纪念的重要年份。话剧是西方剧种，“舶”来中国时却取道日本。目前公认中国话剧的开端是以1907年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杰出艺术家李叔同（1880-1942）在日本成立的专业话剧团体春柳社在日本东京演出法国名剧《茶花女》为标志，距今整整110周年。从1938年起，政治上深受苏联影响的中国话剧人开始学习前苏联的演剧理论体系。1952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话剧团与中央戏剧学院话剧团合并成立北京人艺时，苏联体系对中国话剧的影响几乎呈“一边倒”趋势。北京人艺建院之初，创建人之一焦菊隐就颇具前瞻性地提出，中国话剧不应局限于学习前苏联，而应把中国戏曲美学原则融入到话剧创作中去，创造具有中国风格的话剧。
焦菊隐的“中国学派”学说极大影响了北京人艺的发展。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人艺演出了中国当代著名文学家郭沫若的《蔡文姬》、老舍的《茶馆》、曹禺的《雷雨》等优秀剧作，将话剧这个“舶来品”民族化，确立了北京人艺现实主义戏剧风格，中国话剧开始具有鲜明的“中国面貌”，即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土壤进行艺术创造。
更难能可贵的是，焦菊隐“中国学派”探索虽然未竟，但北京人艺几代人从内心深处认同并坚持了这种独特风格，形成了中国话剧可称为“中国学派”的传统。上世纪80年代，北京人艺除了在《小井胡同》（1985年首演，被誉为“解放后的《茶馆》”），《天下第一楼》（1988年首演，至今已演出500多场）等剧目中延续人艺传统之外，在西方现代派和后现代戏剧思潮涌入下的实验性探索剧目里也有意识地继承传统，以中国著名话剧导演林兆华的《绝对信号》（1982年11月首演，中国第一部小剧场戏剧）为代表。中国著名戏剧评论家童道明指出，《绝对信号》“通过东西方艺术元素的交融，创造性拓展了中国话剧艺术新天地。”
北京人艺院长任鸣指出，当前人艺核心课题有两个，一是要努力继承戏剧民族化风格，一个是要思考在今天如何创新。他认为，当前北京人艺主要可以从“东方戏剧”（以整个东方的文化积淀和传统来滋养当今戏剧作品）和“新京味儿”话剧（着力展现更多元化的现代北京和北京人）两方面进行探索。
对于经典话剧《茶馆》来说，一方面需要年轻演员接棒（目前第二代的主要演员已60多岁），另一方面也需要对焦菊隐导演的演出版本进行创新，延续乃至发扬这一“东方舞台的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