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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诗意娜拉到梦幻罗子君

2017-08-05      撰文 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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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剧《我的前半生》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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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画报》1950年2期封面 女拖拉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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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画报》1958年3期封面 中国第一位女机长秦桂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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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画报》1960年20期封面 劳动模范邢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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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热播的电视剧《我的前半生》讲述了全职太太罗子君被丈夫抛弃后,进入职场,赢得爱情和事业的故事。此剧播出前的一个月,我的一位女同事为了照顾出生半年的儿子辞职;一年多前,另一位女同事也为了照顾家庭提出辞职。

  随着二孩政策的实施,全职太太成为女性主动或被动的选择。

  翻看《人民画报》20世纪50年代的封面,女性形象多是“劳动妇女”:女拖拉机手、女技术员、女教师等。那个时代,毛主席一句“妇女能顶半边天”,激发出女性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热情,家庭主妇纷纷走出家门,参加“革命工作”。

  20世纪60年代,《人民画报》封面的女性形象意气风发,健康壮硕,多为时代楷模,如回乡知识青年邢燕子、铁姑娘队队长郭凤莲等。新中国赋予女性更多的权利和更高的地位,女性不仅走出家庭,而且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投入到男性专属的行业中,出现了女飞行员、女电焊工、女地质队员等。“铁姑娘”成为那个时代女性的光荣称号。

  20世纪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带来社会生活的变化。这一时期的《人民画报》封面女性多为电影明星或文艺工作者,她们貌美如花,衣着时尚,迎合了时代对女性的审美需求。女性的自然特征就此从革命年代回归。

  近些年,全职太太在富裕人家出现,继而延伸至中产家庭,一时间令职业女性羡慕不已,回归家庭成为这个时代女性的又一个热门选择。然而,新中国建立以来培养的“女性只有经济独立,才能获得真正解放”的观念仍根深蒂固。失去经济来源、依赖丈夫生活的“全职太太”将面临怎样的境遇,引起婚姻家庭研究者的兴趣,也成为电影、电视剧等大众文化热衷的主题。

  早在1879年,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在其剧作《玩偶之家》中塑造了为获得独立人格而离家出走的家庭主妇娜拉的形象,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宣言书”。“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的台词,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外妇女。1923年,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中说道:“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其实也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此言依据这样的逻辑:“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

  然而,电视剧《我的前半生》却有不同。女主人公罗子君嫁得有钱人,当了全职太太。她一无所长,只以炫富、妒夫为日常,虚荣、造作到极致。其夫不胜其烦,最终被办公室恋情俘获,弃家而去。剧作者为出了“笼门”的当代娜拉——罗子君的命运编造了一个幻象:这里无鹰,无猫,却有多金、多智的女友相助;罗子君长年不入职场,却遇钻石王老五的爱情守护、精心指点,情场职场双得意,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报了老公背叛之仇。这般当代娜拉的白日大梦,既扭曲了人们对骨感现实的真实认知,也颠覆了生活应有的逻辑。

  剧作者对此的解释是:“如果一部戏的人物关系是散的,每个人都脚踏实地按自己的方式过,我不知道这种电视剧收视率会怎么样,我们毕竟也是在做一个商品。”这倒跟易卜生作《玩偶之家》相近。据传在招待易卜生的宴会上,妇女们感谢他作了《玩偶之家》,“将女性的自觉、解放这些事,给人心以新的启示”。易卜生却回应说:“我写那篇却并不是这个意思,我不过是做诗。”

  鲁迅说:“易卜生是在做诗,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来而且代为解答。就如黄莺一样,因为他自己要歌唱,所以他歌唱,不是要唱给人们听得有趣,有益。”尽管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客观上成为女性解放宣言,但主观上不过是他的诗情而已;电视剧《我的前半生》引得观众撕来扯去,其实不过是剧作人为赚钱制造的商品而已。

  我曾问那位打算辞职的女同事:“将来孩子长大不再需要你照顾,你若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她答:“我老公说了,我可以开网店。”

  时代给了女性更多的选择,职场与厨房间的转换似可凭自己的喜好。电视剧造就了白日梦,女主人公无论能力如何,品性如何,只要能赚得观众眼球,编剧就可以给她安排不合常理的美妙未来。恰如鲁迅所言:“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若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但这一句更为紧要:“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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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诗意娜拉到梦幻罗子君

2017-08-05      撰文 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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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剧《我的前半生》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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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画报》1950年2期封面 女拖拉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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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画报》1958年3期封面 中国第一位女机长秦桂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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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画报》1960年20期封面 劳动模范邢燕子

  7月热播的电视剧《我的前半生》讲述了全职太太罗子君被丈夫抛弃后,进入职场,赢得爱情和事业的故事。此剧播出前的一个月,我的一位女同事为了照顾出生半年的儿子辞职;一年多前,另一位女同事也为了照顾家庭提出辞职。

  随着二孩政策的实施,全职太太成为女性主动或被动的选择。

  翻看《人民画报》20世纪50年代的封面,女性形象多是“劳动妇女”:女拖拉机手、女技术员、女教师等。那个时代,毛主席一句“妇女能顶半边天”,激发出女性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热情,家庭主妇纷纷走出家门,参加“革命工作”。

  20世纪60年代,《人民画报》封面的女性形象意气风发,健康壮硕,多为时代楷模,如回乡知识青年邢燕子、铁姑娘队队长郭凤莲等。新中国赋予女性更多的权利和更高的地位,女性不仅走出家庭,而且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投入到男性专属的行业中,出现了女飞行员、女电焊工、女地质队员等。“铁姑娘”成为那个时代女性的光荣称号。

  20世纪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带来社会生活的变化。这一时期的《人民画报》封面女性多为电影明星或文艺工作者,她们貌美如花,衣着时尚,迎合了时代对女性的审美需求。女性的自然特征就此从革命年代回归。

  近些年,全职太太在富裕人家出现,继而延伸至中产家庭,一时间令职业女性羡慕不已,回归家庭成为这个时代女性的又一个热门选择。然而,新中国建立以来培养的“女性只有经济独立,才能获得真正解放”的观念仍根深蒂固。失去经济来源、依赖丈夫生活的“全职太太”将面临怎样的境遇,引起婚姻家庭研究者的兴趣,也成为电影、电视剧等大众文化热衷的主题。

  早在1879年,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在其剧作《玩偶之家》中塑造了为获得独立人格而离家出走的家庭主妇娜拉的形象,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宣言书”。“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的台词,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外妇女。1923年,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中说道:“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其实也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此言依据这样的逻辑:“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

  然而,电视剧《我的前半生》却有不同。女主人公罗子君嫁得有钱人,当了全职太太。她一无所长,只以炫富、妒夫为日常,虚荣、造作到极致。其夫不胜其烦,最终被办公室恋情俘获,弃家而去。剧作者为出了“笼门”的当代娜拉——罗子君的命运编造了一个幻象:这里无鹰,无猫,却有多金、多智的女友相助;罗子君长年不入职场,却遇钻石王老五的爱情守护、精心指点,情场职场双得意,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报了老公背叛之仇。这般当代娜拉的白日大梦,既扭曲了人们对骨感现实的真实认知,也颠覆了生活应有的逻辑。

  剧作者对此的解释是:“如果一部戏的人物关系是散的,每个人都脚踏实地按自己的方式过,我不知道这种电视剧收视率会怎么样,我们毕竟也是在做一个商品。”这倒跟易卜生作《玩偶之家》相近。据传在招待易卜生的宴会上,妇女们感谢他作了《玩偶之家》,“将女性的自觉、解放这些事,给人心以新的启示”。易卜生却回应说:“我写那篇却并不是这个意思,我不过是做诗。”

  鲁迅说:“易卜生是在做诗,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来而且代为解答。就如黄莺一样,因为他自己要歌唱,所以他歌唱,不是要唱给人们听得有趣,有益。”尽管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客观上成为女性解放宣言,但主观上不过是他的诗情而已;电视剧《我的前半生》引得观众撕来扯去,其实不过是剧作人为赚钱制造的商品而已。

  我曾问那位打算辞职的女同事:“将来孩子长大不再需要你照顾,你若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她答:“我老公说了,我可以开网店。”

  时代给了女性更多的选择,职场与厨房间的转换似可凭自己的喜好。电视剧造就了白日梦,女主人公无论能力如何,品性如何,只要能赚得观众眼球,编剧就可以给她安排不合常理的美妙未来。恰如鲁迅所言:“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若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但这一句更为紧要:“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