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热播的电视剧《我的前半生》讲述了全职太太罗子君被丈夫抛弃后，进入职场，赢得爱情和事业的故事。此剧播出前的一个月，我的一位女同事为了照顾出生半年的儿子辞职；一年多前，另一位女同事也为了照顾家庭提出辞职。

　　随着二孩政策的实施，全职太太成为女性主动或被动的选择。

　　翻看《人民画报》20世纪50年代的封面，女性形象多是“劳动妇女”：女拖拉机手、女技术员、女教师等。那个时代，毛主席一句“妇女能顶半边天”，激发出女性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热情，家庭主妇纷纷走出家门，参加“革命工作”。

　　20世纪60年代，《人民画报》封面的女性形象意气风发，健康壮硕，多为时代楷模，如回乡知识青年邢燕子、铁姑娘队队长郭凤莲等。新中国赋予女性更多的权利和更高的地位，女性不仅走出家庭，而且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投入到男性专属的行业中，出现了女飞行员、女电焊工、女地质队员等。“铁姑娘”成为那个时代女性的光荣称号。

　　20世纪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带来社会生活的变化。这一时期的《人民画报》封面女性多为电影明星或文艺工作者，她们貌美如花，衣着时尚，迎合了时代对女性的审美需求。女性的自然特征就此从革命年代回归。

　　近些年，全职太太在富裕人家出现，继而延伸至中产家庭，一时间令职业女性羡慕不已，回归家庭成为这个时代女性的又一个热门选择。然而，新中国建立以来培养的“女性只有经济独立，才能获得真正解放”的观念仍根深蒂固。失去经济来源、依赖丈夫生活的“全职太太”将面临怎样的境遇，引起婚姻家庭研究者的兴趣，也成为电影、电视剧等大众文化热衷的主题。

　　早在1879年，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在其剧作《玩偶之家》中塑造了为获得独立人格而离家出走的家庭主妇娜拉的形象，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宣言书”。“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的台词，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外妇女。1923年，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中说道：“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其实也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此言依据这样的逻辑：“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

　　然而，电视剧《我的前半生》却有不同。女主人公罗子君嫁得有钱人，当了全职太太。她一无所长，只以炫富、妒夫为日常，虚荣、造作到极致。其夫不胜其烦，最终被办公室恋情俘获，弃家而去。剧作者为出了“笼门”的当代娜拉——罗子君的命运编造了一个幻象：这里无鹰，无猫，却有多金、多智的女友相助；罗子君长年不入职场，却遇钻石王老五的爱情守护、精心指点，情场职场双得意，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报了老公背叛之仇。这般当代娜拉的白日大梦，既扭曲了人们对骨感现实的真实认知，也颠覆了生活应有的逻辑。

　　剧作者对此的解释是：“如果一部戏的人物关系是散的，每个人都脚踏实地按自己的方式过，我不知道这种电视剧收视率会怎么样，我们毕竟也是在做一个商品。”这倒跟易卜生作《玩偶之家》相近。据传在招待易卜生的宴会上，妇女们感谢他作了《玩偶之家》，“将女性的自觉、解放这些事，给人心以新的启示”。易卜生却回应说：“我写那篇却并不是这个意思，我不过是做诗。”

　　鲁迅说：“易卜生是在做诗，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来而且代为解答。就如黄莺一样，因为他自己要歌唱，所以他歌唱，不是要唱给人们听得有趣，有益。”尽管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客观上成为女性解放宣言，但主观上不过是他的诗情而已；电视剧《我的前半生》引得观众撕来扯去，其实不过是剧作人为赚钱制造的商品而已。

　　我曾问那位打算辞职的女同事：“将来孩子长大不再需要你照顾，你若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她答：“我老公说了，我可以开网店。”

　　时代给了女性更多的选择，职场与厨房间的转换似可凭自己的喜好。电视剧造就了白日梦，女主人公无论能力如何，品性如何，只要能赚得观众眼球，编剧就可以给她安排不合常理的美妙未来。恰如鲁迅所言：“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若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但这一句更为紧要：“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