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记录中国幸存“慰安妇”现状的影片，在八月的电影暑期档中显得独特而沉重。

　　虽然这是一个沉重的题材，但影片从始至终表现得十分克制。没有历史画面，没有刻意引导，只有平静地讲述。这是中国第一部票房破亿元人民币的纪录片，也是国产纪录片的最高票房，但其抢救性地记录，带给人们最多的，是思考。

　　始于沉重 终于善良

　　林爱兰老人，年轻时曾是“红色娘子军”，参加过琼崖纵队，杀过两个日本侵略军。晚年的她性格依旧刚烈，屋子里放着各种刀，说是“用来砍小偷”。

　　毛银梅老人是朝鲜裔，忘不了家乡，还能哼唱《桔梗谣》和《阿里郎》。

　　韦绍兰老人曾赴日本东京参加“战争与女性暴力和平资料馆”的活动，公开控诉日军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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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出来，起床，吃饭，靠着墙根晒太阳，偶尔用浓重的乡音闲聊，更多时间是沉默。太阳下山，她们端着椅子回屋，吃饭，睡觉……影片中，22位耄耋老人的日常生活看起来都如此相似，就像我们身边很多位普通的奶奶。

　　唯一的不同可能是，《二十二》的女主人公都背负着身心伤痛，剧烈到有的人终其一生无法直面。这些柴米油盐的平凡日子，是她们用了自己的全部努力去压抑、克制，才活下来、过下去。

　　讲述的是残酷历史，呈现的是温柔的力量。

　　面对镜头，有的老人笑得像个孩子；有的谈起家人的包容和理解，流下感激的眼泪；有人不愿意出镜，影片中就只是她家房子的镜头……导演郭柯说：“我把每个老人都设想成自己的亲人，拍摄也就有了底线。”

　　郭柯的上一部作品是2012年12月拍摄的《三十二》，也是“慰安妇”题材，当时全中国公开身份的“慰安妇”中仍健在者为32人。2014年，《三十二》中记录的32位老人已有10人陆续离世。这促使郭柯开始了《二十二》的拍摄，并推动电影在国内院线上映。他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老人的生活现状，了解这段历史，思考战争给女性带来的伤害。

　　我们来得太晚，她们走得太快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至少有20万中国女性沦为日军“慰安妇”，遭受灭绝人性的摧残。上世纪90年代，陆续有百余受害者站出来，向日本政府提出诉讼，要求道歉与赔偿。三十多年过去，并没有结果。

　　再执着的“要个说法”，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敌不过时间。片中22位接受采访的“慰安妇”受害者，平均年龄超过90岁。2017年，《二十二》选择在8月14日“国际慰安妇纪念日”上映时，22个名字，有14个加上了黑框。就在《二十二》上映的前两天，片中的女主人公之一黄有良老人去世。她是当年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幸存者之一。

　　这部纪录片以数字命名，片中以葬礼开始，以葬礼结束，简洁地强调了“抢救历史”的紧迫感，也是对时间和生命流逝的无奈叹息。郭柯明白“也许5年后，这个数字就是0了”。对于拍摄这部中国最后的“慰安妇”生存状态的影片，他觉得自己只是做了一件“多年以后回头看时，让自己不会后悔、不会遗憾”的事。

　　在《二十二》中，不只有亲历者，更有为不忘历史而奔走的人们。

　　乡村教师张双兵，另一个身份是中国“慰安妇”民间调查第一人。他从1982年起，走访过127名幸存者，整理受害者口述历史，出版过纪实文学作品。日本留学生米田麻衣，坚持5年探访中国海南受害者。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从1993年开始研究“慰安妇”问题，帮助受害者起诉、寻找“慰安妇”遗址、做口述史采访整理工作……

　　有学者说，虽然这部纪录片的文献意义欠缺，但值得尊重。用影像记录日本侵华战争受害者“慰安妇”老人们最后的日子，通过口述和记录形象，留证正在消逝的历史，是《二十二》的价值所在。

　　从拍摄要资助、点映靠众筹，到获得国产纪录片最高票房，导演郭柯想感谢的人有很多：团队所有伙伴、主动出资的艺人、提供了大量帮助的学者和志愿者，还有在片尾播出长达三分半钟的近3万众筹者中的每一个人。

　　成为中国第一部票房破亿的纪录片、最高票房的国产纪录片，《二十二》得益于观众的自发宣传——有人买票走进影院，有的人不忍看，但依然买票表达心意。很多观众所在城市没有场次，他们就买异地电影票，在社交媒体上请陌生人看。这张票房成绩单，更像是人们自发参与的一场盛大的公益活动。

　　历史和现在，从来未曾阻隔。如何审视过去，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思索的问题。在电影的最后，字幕滚动了一位深受伤害的老人说过的话——“希望中日永远友好下去，这样就不会有战争，任何战争总有太多人受害。” 

　　（本报道图片由《二十二》剧组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