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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平淡的力量

2017-09-08      本刊记者 杨云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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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海报

  • 韦绍兰老人-剧照3_副本.jpg

    纪录电影《二十二》中的四位女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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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录电影《二十二》中的四位女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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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录电影《二十二》中的四位女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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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录电影《二十二》中的四位女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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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郭柯正在给老人回看所拍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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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记录中国幸存“慰安妇”现状的影片,在八月的电影暑期档中显得独特而沉重。


  虽然这是一个沉重的题材,但影片从始至终表现得十分克制。没有历史画面,没有刻意引导,只有平静地讲述。这是中国第一部票房破亿元人民币的纪录片,也是国产纪录片的最高票房,但其抢救性地记录,带给人们最多的,是思考。

  始于沉重 终于善良

  林爱兰老人,年轻时曾是“红色娘子军”,参加过琼崖纵队,杀过两个日本侵略军。晚年的她性格依旧刚烈,屋子里放着各种刀,说是“用来砍小偷”。

  毛银梅老人是朝鲜裔,忘不了家乡,还能哼唱《桔梗谣》和《阿里郎》。

  韦绍兰老人曾赴日本东京参加“战争与女性暴力和平资料馆”的活动,公开控诉日军暴行。

  ……

  太阳出来,起床,吃饭,靠着墙根晒太阳,偶尔用浓重的乡音闲聊,更多时间是沉默。太阳下山,她们端着椅子回屋,吃饭,睡觉……影片中,22位耄耋老人的日常生活看起来都如此相似,就像我们身边很多位普通的奶奶。

  唯一的不同可能是,《二十二》的女主人公都背负着身心伤痛,剧烈到有的人终其一生无法直面。这些柴米油盐的平凡日子,是她们用了自己的全部努力去压抑、克制,才活下来、过下去。

  讲述的是残酷历史,呈现的是温柔的力量。

  面对镜头,有的老人笑得像个孩子;有的谈起家人的包容和理解,流下感激的眼泪;有人不愿意出镜,影片中就只是她家房子的镜头……导演郭柯说:“我把每个老人都设想成自己的亲人,拍摄也就有了底线。”

  郭柯的上一部作品是201212月拍摄的《三十二》,也是“慰安妇”题材,当时全中国公开身份的“慰安妇”中仍健在者为32人。2014年,《三十二》中记录的32位老人已有10人陆续离世。这促使郭柯开始了《二十二》的拍摄,并推动电影在国内院线上映。他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老人的生活现状,了解这段历史,思考战争给女性带来的伤害。

  我们来得太晚,她们走得太快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至少有20万中国女性沦为日军“慰安妇”,遭受灭绝人性的摧残。上世纪90年代,陆续有百余受害者站出来,向日本政府提出诉讼,要求道歉与赔偿。三十多年过去,并没有结果。

  再执着的“要个说法”,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敌不过时间。片中22位接受采访的“慰安妇”受害者,平均年龄超过90岁。2017年,《二十二》选择在814日“国际慰安妇纪念日”上映时,22个名字,有14个加上了黑框。就在《二十二》上映的前两天,片中的女主人公之一黄有良老人去世。她是当年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幸存者之一。

  这部纪录片以数字命名,片中以葬礼开始,以葬礼结束,简洁地强调了“抢救历史”的紧迫感,也是对时间和生命流逝的无奈叹息。郭柯明白“也许5年后,这个数字就是0了”。对于拍摄这部中国最后的“慰安妇”生存状态的影片,他觉得自己只是做了一件“多年以后回头看时,让自己不会后悔、不会遗憾”的事。

  在《二十二》中,不只有亲历者,更有为不忘历史而奔走的人们。

  乡村教师张双兵,另一个身份是中国“慰安妇”民间调查第一人。他从1982年起,走访过127名幸存者,整理受害者口述历史,出版过纪实文学作品。日本留学生米田麻衣,坚持5年探访中国海南受害者。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从1993年开始研究“慰安妇”问题,帮助受害者起诉、寻找“慰安妇”遗址、做口述史采访整理工作……

  有学者说,虽然这部纪录片的文献意义欠缺,但值得尊重。用影像记录日本侵华战争受害者“慰安妇”老人们最后的日子,通过口述和记录形象,留证正在消逝的历史,是《二十二》的价值所在。

  从拍摄要资助、点映靠众筹,到获得国产纪录片最高票房,导演郭柯想感谢的人有很多:团队所有伙伴、主动出资的艺人、提供了大量帮助的学者和志愿者,还有在片尾播出长达三分半钟的近3万众筹者中的每一个人。

  成为中国第一部票房破亿的纪录片、最高票房的国产纪录片,《二十二》得益于观众的自发宣传——有人买票走进影院,有的人不忍看,但依然买票表达心意。很多观众所在城市没有场次,他们就买异地电影票,在社交媒体上请陌生人看。这张票房成绩单,更像是人们自发参与的一场盛大的公益活动。

  历史和现在,从来未曾阻隔。如何审视过去,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思索的问题。在电影的最后,字幕滚动了一位深受伤害的老人说过的话——“希望中日永远友好下去,这样就不会有战争,任何战争总有太多人受害。”

  (本报道图片由《二十二》剧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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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平淡的力量

2017-09-08      本刊记者 杨云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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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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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录电影《二十二》中的四位女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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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录电影《二十二》中的四位女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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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录电影《二十二》中的四位女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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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录电影《二十二》中的四位女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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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郭柯正在给老人回看所拍镜头。

  一部记录中国幸存“慰安妇”现状的影片,在八月的电影暑期档中显得独特而沉重。


  虽然这是一个沉重的题材,但影片从始至终表现得十分克制。没有历史画面,没有刻意引导,只有平静地讲述。这是中国第一部票房破亿元人民币的纪录片,也是国产纪录片的最高票房,但其抢救性地记录,带给人们最多的,是思考。

  始于沉重 终于善良

  林爱兰老人,年轻时曾是“红色娘子军”,参加过琼崖纵队,杀过两个日本侵略军。晚年的她性格依旧刚烈,屋子里放着各种刀,说是“用来砍小偷”。

  毛银梅老人是朝鲜裔,忘不了家乡,还能哼唱《桔梗谣》和《阿里郎》。

  韦绍兰老人曾赴日本东京参加“战争与女性暴力和平资料馆”的活动,公开控诉日军暴行。

  ……

  太阳出来,起床,吃饭,靠着墙根晒太阳,偶尔用浓重的乡音闲聊,更多时间是沉默。太阳下山,她们端着椅子回屋,吃饭,睡觉……影片中,22位耄耋老人的日常生活看起来都如此相似,就像我们身边很多位普通的奶奶。

  唯一的不同可能是,《二十二》的女主人公都背负着身心伤痛,剧烈到有的人终其一生无法直面。这些柴米油盐的平凡日子,是她们用了自己的全部努力去压抑、克制,才活下来、过下去。

  讲述的是残酷历史,呈现的是温柔的力量。

  面对镜头,有的老人笑得像个孩子;有的谈起家人的包容和理解,流下感激的眼泪;有人不愿意出镜,影片中就只是她家房子的镜头……导演郭柯说:“我把每个老人都设想成自己的亲人,拍摄也就有了底线。”

  郭柯的上一部作品是201212月拍摄的《三十二》,也是“慰安妇”题材,当时全中国公开身份的“慰安妇”中仍健在者为32人。2014年,《三十二》中记录的32位老人已有10人陆续离世。这促使郭柯开始了《二十二》的拍摄,并推动电影在国内院线上映。他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老人的生活现状,了解这段历史,思考战争给女性带来的伤害。

  我们来得太晚,她们走得太快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至少有20万中国女性沦为日军“慰安妇”,遭受灭绝人性的摧残。上世纪90年代,陆续有百余受害者站出来,向日本政府提出诉讼,要求道歉与赔偿。三十多年过去,并没有结果。

  再执着的“要个说法”,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敌不过时间。片中22位接受采访的“慰安妇”受害者,平均年龄超过90岁。2017年,《二十二》选择在814日“国际慰安妇纪念日”上映时,22个名字,有14个加上了黑框。就在《二十二》上映的前两天,片中的女主人公之一黄有良老人去世。她是当年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幸存者之一。

  这部纪录片以数字命名,片中以葬礼开始,以葬礼结束,简洁地强调了“抢救历史”的紧迫感,也是对时间和生命流逝的无奈叹息。郭柯明白“也许5年后,这个数字就是0了”。对于拍摄这部中国最后的“慰安妇”生存状态的影片,他觉得自己只是做了一件“多年以后回头看时,让自己不会后悔、不会遗憾”的事。

  在《二十二》中,不只有亲历者,更有为不忘历史而奔走的人们。

  乡村教师张双兵,另一个身份是中国“慰安妇”民间调查第一人。他从1982年起,走访过127名幸存者,整理受害者口述历史,出版过纪实文学作品。日本留学生米田麻衣,坚持5年探访中国海南受害者。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从1993年开始研究“慰安妇”问题,帮助受害者起诉、寻找“慰安妇”遗址、做口述史采访整理工作……

  有学者说,虽然这部纪录片的文献意义欠缺,但值得尊重。用影像记录日本侵华战争受害者“慰安妇”老人们最后的日子,通过口述和记录形象,留证正在消逝的历史,是《二十二》的价值所在。

  从拍摄要资助、点映靠众筹,到获得国产纪录片最高票房,导演郭柯想感谢的人有很多:团队所有伙伴、主动出资的艺人、提供了大量帮助的学者和志愿者,还有在片尾播出长达三分半钟的近3万众筹者中的每一个人。

  成为中国第一部票房破亿的纪录片、最高票房的国产纪录片,《二十二》得益于观众的自发宣传——有人买票走进影院,有的人不忍看,但依然买票表达心意。很多观众所在城市没有场次,他们就买异地电影票,在社交媒体上请陌生人看。这张票房成绩单,更像是人们自发参与的一场盛大的公益活动。

  历史和现在,从来未曾阻隔。如何审视过去,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思索的问题。在电影的最后,字幕滚动了一位深受伤害的老人说过的话——“希望中日永远友好下去,这样就不会有战争,任何战争总有太多人受害。”

  (本报道图片由《二十二》剧组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