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 1907 年中国留日学生团体春柳社在东京演出《茶花女》片段和《黑奴吁天录》开始，中国话剧已经诞生110 年。7月28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国家话剧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念活动“历史回放 舞台辉煌——中国话剧诞生110周年纪念展”在国家大剧院开幕，为期二十天，展览至8月16日。

　　展览以1907年至2017年话剧发展的历史脉络为主线，从中国五十多家话剧院团及艺术类院校提供的700张与中国话剧发展相关联的历史图片、演出剧照、舞美设计图等图片为展出主要内容。历史上重要时期的一些重要剧目则以戏剧影像的方式呈现，更为鲜活地展现了当年话剧演出的历史样貌与风采。

　　此外，本次展览还展出大量极具历史价值的第一手文献、出版书籍、演出实物、舞台服装和道具、场景复原模型，以及多位著名话剧艺术工作者在过去工作和生活中遗留下的珍贵物品等。

　　话剧从西方引进来后，中国话剧是否还是那个西方戏剧呢？我们的回答是：是但不完全是。说它是，因为它取自西方戏剧，今天依然向西方戏剧摄取营养；说它不完全是，因为它经过中国人上百年的接受、融合、改造、创新，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骨子里都显示了中国的特点，成为现代中国的民族化艺术。

　　匡时济世与诗意精神

　　中国文人素有“文以载道”的思想观念，中国传统戏曲也向来注重教喻功能，因此，戏剧从来不是高于现实之上的唯美产物。特别是现代的中国社会，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关头，一些有志之士急欲拯救斯民于水火，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对西方戏剧产生兴趣，并把它拿来，显然带有匡时济世目的。

　　五四时期，话剧成为思想的载体和工具。当时，戏剧界之所以对挪威戏剧家易卜生掀起模仿浪潮，是因为其“敢于攻击社会，敢于独战多数”（中国现代著名文学家鲁迅语）的战斗精神。洪深更认为，“现代话剧的重要，有价值，就是因为有主义”。到了三四十年代，所倡导的各类戏剧都被赋予特定历史阶段的政治色彩。可以说，如果不是中国人对西方戏剧的现实需求，它就不可能在中国立足，也不可能得到发展。

　　在新的历史时期，话剧的战斗使命已经转型，但关注社会、关注人生，注重思想性，仍然是重要特征。

　　同时，中国是一个诗歌比较发达的国度，曲论家历来把戏曲看作诗的演变与分支，西方戏剧发展史上戏剧大家都极为深刻地把握着戏剧的诗的本质。无论是中国早期话剧中，中国对西方浪漫主义戏剧产生的兴趣；还是80年代以后，中国戏剧家所追求的“写意”戏剧观念，都显现中国对戏剧诗意的注重。

　　中国戏剧家的剧作，诗化内涵体现在观察和表现生活的诗意视界中，着意从人的感情世界透视人生现实，特别是达到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又往往有对理想的憧憬。如中国著名剧作家曹禺（1910-1996年）代表作《雷雨》中的蘩漪、剧作家田汉创作的关汉卿等人物，都是诗意抒情化了的形象。中国戏剧家追求由此及彼的联想效果，追求言外之音、韵外之旨，已然超越了西方写实主义美学范畴。

　　浓郁的民族特色

　　中国话剧取材于中国的历史、现实、生活，表达的是中华民族的性格和文化品格，其表现形式也是现代意识和民族美学精神长期融合、积淀的结果。历史上出现的中国优秀话剧，首先是其作者具有良好的民族文化素养，其次是其剧作反映了中国人普遍的伦理道德和持久性的社会正义。

　　在长期发展中，中国话剧还形成了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在话剧所反映的生活视阈中，东北黑土地上的粗犷豪放、色彩浓郁的生活，西北黄土高坡上慷慨激越、浑朴苍凉的意蕴，上海都市题材中鲜明的现代特色，京腔京韵的北京戏剧中雍容大气、悠然自得的神韵，让了解中国的人一眼即知。

　　中国话剧的民族特色，不在于它多大程度地融入了传统戏曲的外在表现手法，尽管这是“话剧民族化”的有效途径之一，而更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契合了民族精神和美学神韵，即从骨子里流露出“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也可以说，中国的戏剧家，以民族的艺术精神、诗学内涵以及它特有的艺术方法和手段，沟通了同西方戏剧，包括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乃至现代主义戏剧的审美精神。从人物塑造、情境设置、戏剧冲突，直到戏剧语言，都实现了民族独创性的转化。

　　百年话剧发展史证明，在发展前提下，发扬中华传统精华，吸纳外来经验，是中国话剧不断前进的动力。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