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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变化的时代 不变的担当

2018-01-10      撰文 本刊记者 莫倩;摄影 本刊记者 秦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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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20年代,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人员在校对书稿。 视觉中国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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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年,商务印书馆外国哲学编辑室,正在工作的编辑们。 本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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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文史编辑室主任陈洁(右二)及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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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全体同人合影(1927) 商务印书馆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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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部分) 商务印书馆 供图

  • 4.新华字典.jpg

    《新华字典》,已出版至第11版,全球发行量超过5.67亿册。 商务印书馆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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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殿利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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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副总经理王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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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中心编审刘一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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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出版中心主任孙述学(右一)及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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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栏的话〗中华老字号,是物质存在,更是文化记忆。它是优秀民族品牌和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老字号呵护着自己的文化基因,更能抓住机遇,唤醒沉淀在基因里的新活力。“中华老字号”专栏,就是为了展示老字号背后的文化底蕴和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创新。


  使命:昌明教育开启民智

  宗旨:服务教育引领学术

     担当文化引领潮流

  核心价值观:

     品质责任创新合作

  核心经营理念:

     在商言商文化当先

     创意无疆品牌至上


  1932年,“一·二八”事变的次日,位于上海宝山路的商务印书馆遭到轰炸。浓烟弥漫。

  当时,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幸一如此表示:“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才永远不能恢复。”

  商务印书馆被炸后,正在上海率部抗战的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电告国民政府,称“此为战中最大之损失”。而《时事新报》发表社评,称“欲陷我于至愚至穷之境”。

  这话,并非危言耸听。

  商务印书馆自1897年建馆,至20世纪30年代,至新中国成立,直至今日,在不同的时代里它都秉持冷静的出版思想与出版主张,影响和塑造着时代精神和文化。

  世间一商务

  19世纪,发生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十里洋场的上海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作为晚清第一批通商口岸,上海在开埠通商后成为了西学东渐的桥头堡。

  对于商务印书馆的建立,创始人之一高凤池在《本馆创业史》中表示:“甲午失败之后,痛定思痛,变法自强,废科举、兴学校,差不多是朝野一致的主张。正是维新时代,小印书坊设得也很多,机会极好,所以说商务的成功半由人事半由机会。”

  1897年,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及高凤池四人集资3750银元,租下三间小屋,买下两台印刷机,效仿美国人的美华印书馆,商务便在上海开张了。在经营过程中,商务的“元老们”感觉到了从事出版业的不易,以及文人对出版业的重要性。继而他们希望聘请有学识之人,使商务印书馆获得更大发展。1903年,在夏瑞芳的诚挚邀请下,翰林出身的张元济加入。之后,商务印书馆开办学校,编纂教材,建立对公众开放的东方图书馆,创办杂志,推出一系列领风气之先的图书产品,实现精神文化、教育、出版的结合。从商务始,现代出版事业开始自觉介入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得以贯彻于中国现代出版事业之中,形成中国现代的出版文化。商务印书馆也从一个简陋的印刷作坊发展成了现代出版企业,开启了中国教育与出版的新篇章,也由此吸引和影响了一大批近代文化名人。著名作家冰心表示,其启蒙的第一本书,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文教科书》,其第一本小说集《超人》和第一本诗集《繁星》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著名作家巴金曾说自己是通过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走上文坛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陈云曾感慨:“如果我没有来到上海,如果没有进商务印书馆,就没有我后来的革命道路。”

  国故与西学并重

  19世纪末及整个20世纪,社会转型与文化交汇成为中国学人绕不开的话题。商务印书馆整理国故与引介西学并重,打通了古今、中西之间的界限,也使得不同的文化碎片获得了“仓储化”保存。

  1898年,商务印书馆的第一本书—英文教科书《华英初阶》出版。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说,在当时的中国,学习英文成为必然趋势,商务印书馆出版英文教科书,就是希望帮助国人了解西方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华英初阶》获得了良好的市场反馈,这也促使商务印书馆紧接着出版了《华英进阶》。这两本书,对晚清学子学习与理解西方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胡适、梁漱溟、叶圣陶等人都曾通过它们学习英文。叶圣陶曾说:“我的情况绝非个别的,本世纪(注:20世纪)初的青年学生大抵如此。”

  在帮助国人学习西方语言的同时,商务印书馆也一直行走在介绍与传播他国优秀文化的路上。早在1905年,商务印书馆便出版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著),随后还系列出版了其翻译的《原富》(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著)、《群学肄言》(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著)、《法意》(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著)等作品。“严译系列”全面介绍了进化论、唯物论、经验论,以及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法学与政治学理论,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开创了新纪元。而同时,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法国作家小仲马原著)等“林译小说”,也为国人了解西方世界提供了渠道。

  1982年,“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一辑问世,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总编辑的陈原为此套丛书撰写发刊词时说:“通过这些著作,人们有可能接触到迄今为止人类已经达到过的精神世界。”如今,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形而上学》、黑格尔的《美学》等闪耀着人类思想史上光辉名字的经典著作,都被囊括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汝信先生说,这些重要的外国学术著作,影响了中国几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它们对于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完全不亚于一个社会科学的大学。

  在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同时,商务印书馆始终坚守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整理古籍,推出教科书,出版工具书。《百衲本二十四史》《四库全书》等古籍的整理、校刊与影印,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得以良好保存与延续。在晚清废科举、办新学之际出版的《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民国甫经成立便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等教科书,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1915年,被誉为中国第一部百科全书的《辞源》的出版,奠定了现代汉语辞书的编纂体例和基本格局;新中国成立后,《新华字典》《新华词典》《现代汉语词典》等工具书,则成为新时代国人开蒙识字与汉语学习的读物。

  于殿利说,传统文化与外来的先进文化需要并重,两者偏一不可。传统文化是根脉,应该坚守,同时也不应忘记吸收外来的先进思想与文化。

  符合国家之需、民族之需与时代之需的大市场观

  120年中商务印书馆赚了多少钱,恐怕没有人记得,但人们记得的是,商务印书馆在哪个时代出了哪些好书,这些好书对国家对人类的思想文化意味着什么。”于殿利说,“我们一直在说市场,商务印书馆心中的市场,是一种大市场,即符合国家之需、民族之需与时代之需。”

  对于这一点,商务印书馆原副总经理王维新也做了相似表述。他说,出版最根本的是为了传播文化、积累文化,而不是为了赚钱,“国家需要做的工作,我们就应该去做。”

  商务印书馆已出版的80个语种的词典,其中包括普什图语、豪萨语、乌尔都语、波斯语、僧伽罗语、斯瓦西里语等许多小语种。小语种词典的出版似乎并不符合企业市场盈利的要求。然而,在当今时代的发展与交流中,它们是中国拥抱世界所必需的基础工程建设。于殿利说,它们有助于文化的传承积累与学术研究,所以即使是赔钱,也要赔得有价值。“你有了这样的文化担当,才会得到社会的支持。不求回报的时候,反而回报会很大。”

  这也就不难解释商务印书馆为什么能走过120年。不管是在晚清、民国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建设时期,商务印书馆都不追求一时猎奇,而是选择与传播时代先进思想与文化,不被经济利益、商业利益所左右。然而这份冷静与执着,反而获得了市场的青睐,也帮助其获得了良好的社会认同与声誉。

  商务印书馆汉语中心编审刘一玲在回忆初来工作时的心情时说:“我们都是用商务印书馆的字典、词典成长起来的。出于对商务印书馆的敬慕,再加上自己喜欢读书,愿意做编辑,就来了。”学术中心文史编辑室主任陈洁直言,对于一心向学的她来说,能到商务工作是一件很骄傲的事。实际上,很多选择来商务印书馆工作的人,或多或少都有着对它的仰慕之情。这也是王维新所说的“感谢过去的商务印书馆”的原因之一。

  商务印书馆向来对编辑有着较高要求。于殿利说,对造物应该有一种敬重,甚至是一种信仰。刘一玲责编了《现代汉语词典》第四版至第七版,据她介绍,大家都严格按照商务印书馆对辞书的品质要求,认真细致地审读书稿,与编者深入沟通讨论,提出很多好的意见建议,并得到采纳和肯定。排校方面商务的要求也很严苛,例如,《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第六版,都达到了10个以上的校次,而一般图书是3个校次。“因为我们必须对得起先贤前辈给我们留下的这份智慧和心血之作,对得起我们打造维护了这么多年的优秀品牌,对得起读者。”王维新说,在其1978年正式调入商务印书馆工作之时,商务印书馆对编辑的学历就要求至少为大学本科。在其工作期间,商务印书馆不仅要求编辑专业能力过硬,而且要成为“社会活动家”,要做社会调查,要清晰目标人群,要真正了解读者的需要。与此同时,商务印书馆推崇和培养学者型编辑。文史编辑室,正在做“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大师文集”等书籍。他们需要对相关领域的知识进行深入了解及研究,从而顺畅地与书籍“对话”,与作译者“对话”,出版“立得住”的书籍。

  在纸质书全面发力之时,受互联网大潮的推动,商务印书馆自21世纪初便开启了全媒体出版的探索。对于新技术推动的变革,于殿利认为出版业应该感到高兴,因为新的技术为价值创新与价值传播提供了更便捷的手段,要去适应,而非漠视或无视。

  如今,商务印书馆的数字化已经完成了百种精品工具书数据库,以《新华字典》手机应用(APP)、《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手机应用(APP)、《辞源》优盘版为代表的数字产品的设计与研发,目前正朝着提供知识服务的道路迈进。“你的竞争对手是时代。”数字出版中心主任孙述学说。

  正如商务掌门人于殿利所说,向知识和道德进化,是人类的方向,出版有如方向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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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变化的时代 不变的担当

2018-01-10      撰文 本刊记者 莫倩;摄影 本刊记者 秦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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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20年代,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人员在校对书稿。 视觉中国 供图

  • 20060111117006395610980020571_p.jpg

    1982年,商务印书馆外国哲学编辑室,正在工作的编辑们。 本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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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文史编辑室主任陈洁(右二)及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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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全体同人合影(1927) 商务印书馆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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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部分) 商务印书馆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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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字典》,已出版至第11版,全球发行量超过5.67亿册。 商务印书馆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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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殿利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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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副总经理王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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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中心编审刘一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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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出版中心主任孙述学(右一)及其团队

  〖开栏的话〗中华老字号,是物质存在,更是文化记忆。它是优秀民族品牌和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老字号呵护着自己的文化基因,更能抓住机遇,唤醒沉淀在基因里的新活力。“中华老字号”专栏,就是为了展示老字号背后的文化底蕴和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创新。


  使命:昌明教育开启民智

  宗旨:服务教育引领学术

     担当文化引领潮流

  核心价值观:

     品质责任创新合作

  核心经营理念:

     在商言商文化当先

     创意无疆品牌至上


  1932年,“一·二八”事变的次日,位于上海宝山路的商务印书馆遭到轰炸。浓烟弥漫。

  当时,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幸一如此表示:“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才永远不能恢复。”

  商务印书馆被炸后,正在上海率部抗战的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电告国民政府,称“此为战中最大之损失”。而《时事新报》发表社评,称“欲陷我于至愚至穷之境”。

  这话,并非危言耸听。

  商务印书馆自1897年建馆,至20世纪30年代,至新中国成立,直至今日,在不同的时代里它都秉持冷静的出版思想与出版主张,影响和塑造着时代精神和文化。

  世间一商务

  19世纪,发生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十里洋场的上海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作为晚清第一批通商口岸,上海在开埠通商后成为了西学东渐的桥头堡。

  对于商务印书馆的建立,创始人之一高凤池在《本馆创业史》中表示:“甲午失败之后,痛定思痛,变法自强,废科举、兴学校,差不多是朝野一致的主张。正是维新时代,小印书坊设得也很多,机会极好,所以说商务的成功半由人事半由机会。”

  1897年,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及高凤池四人集资3750银元,租下三间小屋,买下两台印刷机,效仿美国人的美华印书馆,商务便在上海开张了。在经营过程中,商务的“元老们”感觉到了从事出版业的不易,以及文人对出版业的重要性。继而他们希望聘请有学识之人,使商务印书馆获得更大发展。1903年,在夏瑞芳的诚挚邀请下,翰林出身的张元济加入。之后,商务印书馆开办学校,编纂教材,建立对公众开放的东方图书馆,创办杂志,推出一系列领风气之先的图书产品,实现精神文化、教育、出版的结合。从商务始,现代出版事业开始自觉介入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得以贯彻于中国现代出版事业之中,形成中国现代的出版文化。商务印书馆也从一个简陋的印刷作坊发展成了现代出版企业,开启了中国教育与出版的新篇章,也由此吸引和影响了一大批近代文化名人。著名作家冰心表示,其启蒙的第一本书,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文教科书》,其第一本小说集《超人》和第一本诗集《繁星》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著名作家巴金曾说自己是通过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走上文坛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陈云曾感慨:“如果我没有来到上海,如果没有进商务印书馆,就没有我后来的革命道路。”

  国故与西学并重

  19世纪末及整个20世纪,社会转型与文化交汇成为中国学人绕不开的话题。商务印书馆整理国故与引介西学并重,打通了古今、中西之间的界限,也使得不同的文化碎片获得了“仓储化”保存。

  1898年,商务印书馆的第一本书—英文教科书《华英初阶》出版。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说,在当时的中国,学习英文成为必然趋势,商务印书馆出版英文教科书,就是希望帮助国人了解西方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华英初阶》获得了良好的市场反馈,这也促使商务印书馆紧接着出版了《华英进阶》。这两本书,对晚清学子学习与理解西方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胡适、梁漱溟、叶圣陶等人都曾通过它们学习英文。叶圣陶曾说:“我的情况绝非个别的,本世纪(注:20世纪)初的青年学生大抵如此。”

  在帮助国人学习西方语言的同时,商务印书馆也一直行走在介绍与传播他国优秀文化的路上。早在1905年,商务印书馆便出版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著),随后还系列出版了其翻译的《原富》(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著)、《群学肄言》(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著)、《法意》(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著)等作品。“严译系列”全面介绍了进化论、唯物论、经验论,以及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法学与政治学理论,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开创了新纪元。而同时,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法国作家小仲马原著)等“林译小说”,也为国人了解西方世界提供了渠道。

  1982年,“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一辑问世,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总编辑的陈原为此套丛书撰写发刊词时说:“通过这些著作,人们有可能接触到迄今为止人类已经达到过的精神世界。”如今,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形而上学》、黑格尔的《美学》等闪耀着人类思想史上光辉名字的经典著作,都被囊括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汝信先生说,这些重要的外国学术著作,影响了中国几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它们对于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完全不亚于一个社会科学的大学。

  在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同时,商务印书馆始终坚守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整理古籍,推出教科书,出版工具书。《百衲本二十四史》《四库全书》等古籍的整理、校刊与影印,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得以良好保存与延续。在晚清废科举、办新学之际出版的《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民国甫经成立便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等教科书,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1915年,被誉为中国第一部百科全书的《辞源》的出版,奠定了现代汉语辞书的编纂体例和基本格局;新中国成立后,《新华字典》《新华词典》《现代汉语词典》等工具书,则成为新时代国人开蒙识字与汉语学习的读物。

  于殿利说,传统文化与外来的先进文化需要并重,两者偏一不可。传统文化是根脉,应该坚守,同时也不应忘记吸收外来的先进思想与文化。

  符合国家之需、民族之需与时代之需的大市场观

  120年中商务印书馆赚了多少钱,恐怕没有人记得,但人们记得的是,商务印书馆在哪个时代出了哪些好书,这些好书对国家对人类的思想文化意味着什么。”于殿利说,“我们一直在说市场,商务印书馆心中的市场,是一种大市场,即符合国家之需、民族之需与时代之需。”

  对于这一点,商务印书馆原副总经理王维新也做了相似表述。他说,出版最根本的是为了传播文化、积累文化,而不是为了赚钱,“国家需要做的工作,我们就应该去做。”

  商务印书馆已出版的80个语种的词典,其中包括普什图语、豪萨语、乌尔都语、波斯语、僧伽罗语、斯瓦西里语等许多小语种。小语种词典的出版似乎并不符合企业市场盈利的要求。然而,在当今时代的发展与交流中,它们是中国拥抱世界所必需的基础工程建设。于殿利说,它们有助于文化的传承积累与学术研究,所以即使是赔钱,也要赔得有价值。“你有了这样的文化担当,才会得到社会的支持。不求回报的时候,反而回报会很大。”

  这也就不难解释商务印书馆为什么能走过120年。不管是在晚清、民国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建设时期,商务印书馆都不追求一时猎奇,而是选择与传播时代先进思想与文化,不被经济利益、商业利益所左右。然而这份冷静与执着,反而获得了市场的青睐,也帮助其获得了良好的社会认同与声誉。

  商务印书馆汉语中心编审刘一玲在回忆初来工作时的心情时说:“我们都是用商务印书馆的字典、词典成长起来的。出于对商务印书馆的敬慕,再加上自己喜欢读书,愿意做编辑,就来了。”学术中心文史编辑室主任陈洁直言,对于一心向学的她来说,能到商务工作是一件很骄傲的事。实际上,很多选择来商务印书馆工作的人,或多或少都有着对它的仰慕之情。这也是王维新所说的“感谢过去的商务印书馆”的原因之一。

  商务印书馆向来对编辑有着较高要求。于殿利说,对造物应该有一种敬重,甚至是一种信仰。刘一玲责编了《现代汉语词典》第四版至第七版,据她介绍,大家都严格按照商务印书馆对辞书的品质要求,认真细致地审读书稿,与编者深入沟通讨论,提出很多好的意见建议,并得到采纳和肯定。排校方面商务的要求也很严苛,例如,《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第六版,都达到了10个以上的校次,而一般图书是3个校次。“因为我们必须对得起先贤前辈给我们留下的这份智慧和心血之作,对得起我们打造维护了这么多年的优秀品牌,对得起读者。”王维新说,在其1978年正式调入商务印书馆工作之时,商务印书馆对编辑的学历就要求至少为大学本科。在其工作期间,商务印书馆不仅要求编辑专业能力过硬,而且要成为“社会活动家”,要做社会调查,要清晰目标人群,要真正了解读者的需要。与此同时,商务印书馆推崇和培养学者型编辑。文史编辑室,正在做“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大师文集”等书籍。他们需要对相关领域的知识进行深入了解及研究,从而顺畅地与书籍“对话”,与作译者“对话”,出版“立得住”的书籍。

  在纸质书全面发力之时,受互联网大潮的推动,商务印书馆自21世纪初便开启了全媒体出版的探索。对于新技术推动的变革,于殿利认为出版业应该感到高兴,因为新的技术为价值创新与价值传播提供了更便捷的手段,要去适应,而非漠视或无视。

  如今,商务印书馆的数字化已经完成了百种精品工具书数据库,以《新华字典》手机应用(APP)、《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手机应用(APP)、《辞源》优盘版为代表的数字产品的设计与研发,目前正朝着提供知识服务的道路迈进。“你的竞争对手是时代。”数字出版中心主任孙述学说。

  正如商务掌门人于殿利所说,向知识和道德进化,是人类的方向,出版有如方向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