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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口沉银 翻开明清历史

2018-09-13      本刊记者 杨云倩

  • 02、“江口沉银”二期挖掘现场(红色部分为露出的河床基岩).jpg

    “江口沉银”二期挖掘现场(红色部分为露出的河床基岩)

  • 河床基岩模型图-2(被江水和砂石卵石覆盖的河床基岩三维结构图).jpg

  • 河床基岩模型图-3(去掉河水和砂石卵石层后的河床基岩三维结构).jpg

    河床基岩模型图

  • 01、发掘区全景.jpg

    发掘区全景

  • IMG_6909.jpg

    彭山江口古镇,江口沉银遗址。 视觉中国 供图

  • 09、探测团队成员在岷江布置水下探测.jpg

    探测团队成员在岷江布置水下探测。

  • 微信图片_20180815145728.jpg

    展场中的沉浸式投影,立体地向观众展示了考 古发掘现场的景象。 摄影 杨云倩/人民画报

  • 1_0017.jpg

    出土的银锭都为明代税银,是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反映。

  • 2016PJIT2822:13.jpg

    “西王赏功”金钱。1644年,明末农民起义军首领张献忠据川时,自称“大西王”,在成都建大西国,铸造了“西王赏功”钱,分金、银、铜三品。

  • 1_0014.jpg

    长沙府“岁供王府”五十两金锭。

  • 2016PJIT1709:8.jpg

    江口古战场遗址出土的金饰品。遗址出土了帽饰、发饰、耳饰、项饰、腕饰、指饰、腰饰等众多精美的金银饰品。

  • 2016PJIT2218:34.jpg

    册封后宫的金册,是张献忠大西政权建立后宫制度的物证。

  • 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 副本.jpg

  • 1_0001.jpg

    金灿灿、沉甸甸的“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是江口古战场遗址发现的核心文物,对考证遗址年代和性质极为关键。此物一出,因金印的年号及大元帅称号,引起了专家学者们对物品所有者的探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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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有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四川当地的童谣已流传数百年,留下疑问无数。童谣到底是不是空穴来风?江口一带究竟是否有“银子万万五”?倘若有,这些沉银又是何面目?

  近日,“江口沉银——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成果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多枚“西王赏功”钱、册封后宫的金册以及錾刻有“大西”年号、税种和四川地名的银锭等500余件张献忠“沉宝”再现世人眼前,这段明清往事也随之浮出水面。

  作为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共发现文物4.2万余件,是明清史领域的重大考古发现。“‘江口沉银’考古项目不仅出水了数量巨大的文物,印证了‘江口沉银’传说,还采用了大量考古新方法,堪称盛世考古的代表。”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谢小铨说。

  “江口沉银”确有其事

  张献忠(1606-1647),与李自成同乡且同年生人。明崇祯三年(1630年),张献忠在米脂参加农民起义。明崇祯九年(1636年),李自成往黄河下游开辟地盘,张献忠则前往南方长江流域,两只农民军分别在北方、南方起义。1644年,张献忠在成都建国,称“大西”,后来兵败四川,大量金银沉入岷江江底。

  虽然已过去300多年,但展览为我们揭开历史面纱的一角。

  展览分为序厅、沉银出水和考古新章三部分,文物涉及地域北至河南,南至两广,西到四川,东到江西,不仅实证张献忠“江口沉银”的真实性,更是明朝中晚期政治、军事、社会生活等方面最直接的展示。

  独立展柜中的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是江口古战场遗址发现的核心文物,对考证遗址年代和性质极为关键。这件罕见的金印首先给所有人提了一个难题:铸造于1643年的它属于李自成还是张献忠? 1644年,李自成建国大顺,年号永昌。张献忠1643年起便自称西王,1644年称帝后,年号为大顺。现身江口的“永昌大元帅”到底指谁?此印又有何来历?此物一出,便引得学界争论不休。

  “永昌大元帅”让人困惑,长沙府“岁贡王府”五十两金锭则最为吸引观众。分量十足的金锭上有錾刻铭文“长沙府天启元年分岁供王府足金伍十两正吏杨旭匠赵”,可知此金锭原为长沙府上供藩王府的岁供黄金。张献忠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占领长沙,至同年冬天,几乎占领湖南全境。占领长沙时,张献忠宣布三年免征税粮,民众欢呼雀跃。

  明末农民起义多因明王朝横征暴敛而揭竿起义,免征税粮自是胜利后的题中之义。明代末年,贫者无立锥之地,连不少官军都一贫如洗,而各地藩王府库之中却普遍积金银百万。据了解,这枚金锭即是已知明代金锭中的最大锭型,存世稀少。

  另一件国家一级文物为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武冈州“都水司正银”,一百两银锭为明代武冈州征收的、供工部都水司使用的税银,明代存世银锭多为五十两形制,一百两官银极为罕见。此次展出的出土遗物中,近150枚银锭都是明代税银,“粮银”“饷银”“禄银”“行税银”,税银地域涉及河南、湖广、四川、江西、两广等广大地域,成为张献忠行军路线的佐证和在四川活动范围的证据。

  江口古战场遗址出水了大批反映明代封藩制度和社会生活的文物,对研究明代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物质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大量银锭正是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反映,对于了解明代财政史及明代中后期的财政制度变革极为重要;展出的各种金册中,既有明朝册封藩王及妃嫔的,也有张献忠册封后宫的两件金册,形制相似,等级极高,成为张献忠大西政权建立后宫制度的物证;清代文献中,就有张献忠用木鞘藏银以转移财宝的说法,以木鞘盛装,便于整理运输,展览中展出的藏银木鞘便证实了张献忠“木鞘藏银”的传说;而展出的帽饰、发饰、耳饰、腰饰等饰品,充分反映了明代中晚期的审美情趣和精湛的制作工艺,让人得以一窥古人的日常生活……

  发现“江口沉银”

  从川西高原海拔3700多米的岷山南麓,岷江奔涌而下,在都江堰分叉,其中一支流经成都城区,名为府河(又名锦江),府河流经城东,在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再次汇入岷江。江口镇旁的江河交汇处,正是传说中的“江口沉银遗址”核心区域,共计2.5平方公里。

  江口古战场遗址是如何发现的呢?

  挖掘机一铲下去挖出大量金银财宝,抽沙船作业不时抽出几个银锭,一锄头挖出一个金册子,这些故事在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流传,引来大量做财富梦的盗宝者。

  “从20世纪20年代起,陆续有重要文物在江口岷江河道内被发现。”四川省文物局专职副局长濮新透露。2005年以来,岷江彭山江口段河道施工时陆续发现了一些与张献忠有关的文物。

  20161013日,公安部挂牌督办“四川特大盗掘古文化遗址”倒卖文物案宣布告破,警方共计抓获犯罪嫌疑人70名,涉案金额达3亿,追回各类文物千余件,其中包括国宝级文物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这是2016年度破获的全国最大文物盗掘倒卖案。这一案件,让文化遗产的保护者和管理者们坐立难安,抢救性发掘势在必行。

  传闻之中,张献忠钱多是出名的,早在进入四川之前,张献忠在陕西、河南、河北、湖北等地作战时,就搜刮了许多民脂民膏。据说,张献忠曾在成都举办斗宝大会,24间房屋内摆满了奇珍异宝、金锭银锭,财宝之多不计其数。

  然而这钱却“来之不易”。每占领一地,张献忠不但搜刮官府、豪绅的银两,甚至连百姓也不放过。大西国政权建立后,官方公布私藏银钱一两者斩全家,私藏银钱十两者剥皮斩全家。

  张献忠的暴政,自然激起蜀人的剧烈反抗,再加上清军的团团围困,大西政权最终无法在四川立足,选择自成都撤离时,张献忠曾下令“剿洗全城,不留一人”。

  1646年,是清顺治三年,也是大西政权的大顺三年,张献忠率部从成都出发,无法回到同样水深火热的陕西老家,只得再一次出川入楚,沿岷江南下转移。守护川南的是前明参将杨展,得知张献忠乘船南下的消息,决定在成都南大门彭山与张献忠决一死战。当张献忠的军队船只行至彭山江口河段时,遭遇杨展伏击,船只被焚,数千箱金银珠宝也随之沉入岷江之底。八个月后,张献忠被迫向东突围,却在西充被清兵一箭穿胸,他的一生便戛然而止。

  自“江口沉银”发生后,上至清廷、官员、军阀,下至普通百姓,对这笔神秘失踪的宝藏津津乐道乃至垂涎已久,前来寻宝的人更是络绎不绝。历史文献中有许多关于江口之战和沉银打捞的记载,但几百年来,关于张献忠是否沉银、沉银地点,众说纷纭。

  直到2016年,眉山市公安局破获了江口古战场遗址这桩全国最大文物盗掘倒卖案之后,当地文物考古部门才在2017年和2018年对江口古战场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共发现文物4.2万余件。至此,这宗三百多年前的“江口沉银”谜案才算最终解开。

  考古中的新趋势

  发掘这些宝贝实际并不容易,江口战场遗址位于岷江河道内,古代战场遗址面积过大,遗物沉积较深,水下情况复杂,直接采用传统潜水发掘的方法不仅难度较高,水下考古队员数量有限,也难以应对。四川省的考古工作者创造性地采用了围堰考古发掘的方法,即在岷江的枯水季节用砂石造堰,即拦河蓄水大坝,用大功率抽水泵将堰内积水排出,将考古发掘区由水下变为陆上,这样便能利用大型机械提高发掘效率。

  此外,遗址的水文环境复杂,单件文物的几何尺寸较小,文物埋藏于水下的卵石层中,分布零散、规律复杂。遗址考古工作中动用的各项科技装备堪称顶配。水上电阻率成像法、两栖地质雷达、高精度磁法、频率域电磁法……这些“黑科技”和考古发掘就这样在四川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发生了碰撞。展览中还展示了用于探索文物密集区与遗址准确范围的地球物理勘探仪、智能化测绘无人机等先进的科学仪器,使观众感受到考古与现代科技的协同合作。

  据记载,1646年,张献忠在彭山江口突遭伏击,由于防御和应急措施不完备被迫沉船,具体船沉在什么位置,当年谁也说不清楚。

  在本次发掘中,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地学特色研究中心科研团队运用电子信息技术手段,对超过10万平方米的探测区域进行了扫描成像,探测了古河道的位置,为“沉银有利储集区”的划定提供了有力证据。

  本次科技考古研发的两栖探测方法、装备和融合处理与解译平台,是国内复杂水域环境水下探测的一次大规模使用。

  “这次探测工作中所采用的新思路和新技术,对于江河、湖泊、浅海滩涂环境中的地下探测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与推广价值。”电子科技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院长胡光岷教授表示,团队将进一步总结经验,开创“电子信息+考古”的新局面,让“给大地做CT”变得更加简单高效。

  “这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内水考古项目,不仅是四川省内首次水下考古发掘,也是国内首次内水区域水下考古发掘。”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领队刘志岩介绍,为更好地保护遗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眉山市彭山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在2017年和2018年对江口古战场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为今后滩涂考古、浅水埋藏遗址的发掘提供了工作范式和借鉴经验。

  在展厅末尾,除文字、图片展示考古发掘过程,还搭建了四面沉浸式3D投影区域,让观众如同置身发掘现场,直观了解发掘过程——泥土里打滚的考古工作也变得“酷炫”起来。

  而此次工作最堪称道之处,在于它吸纳了大批志愿者的力量——江口古战场遗址还是全国首次志愿者全程参与的考古发掘项目。整个考古过程成为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公众考古实践。“它激发了公众参与考古的热情,拉近了考古与公众的距离,扩大了考古对公众的影响力。让公众在真正了解考古、走进考古、享受考古成果的同时,更多地参与到文化遗产的保护中来,成为守护和延续中华文明的新力量。”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王春法说。

  江口战场放之于泱泱中华大地,不过微微一点。4.2万余件文物,像经历了一场百年轮回:取之于民的宝藏,经历长久的沉默和寻找,又经公众之手再现世间。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但文物能让历史返璞归真。

  (本报道未署名图片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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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口沉银 翻开明清历史

2018-09-13      本刊记者 杨云倩

  • 02、“江口沉银”二期挖掘现场(红色部分为露出的河床基岩).jpg

    “江口沉银”二期挖掘现场(红色部分为露出的河床基岩)

  • 河床基岩模型图-2(被江水和砂石卵石覆盖的河床基岩三维结构图).jpg

  • 河床基岩模型图-3(去掉河水和砂石卵石层后的河床基岩三维结构).jpg

    河床基岩模型图

  • 01、发掘区全景.jpg

    发掘区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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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山江口古镇,江口沉银遗址。 视觉中国 供图

  • 09、探测团队成员在岷江布置水下探测.jpg

    探测团队成员在岷江布置水下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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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场中的沉浸式投影,立体地向观众展示了考 古发掘现场的景象。 摄影 杨云倩/人民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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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土的银锭都为明代税银,是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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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王赏功”金钱。1644年,明末农民起义军首领张献忠据川时,自称“大西王”,在成都建大西国,铸造了“西王赏功”钱,分金、银、铜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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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府“岁供王府”五十两金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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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口古战场遗址出土的金饰品。遗址出土了帽饰、发饰、耳饰、项饰、腕饰、指饰、腰饰等众多精美的金银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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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册封后宫的金册,是张献忠大西政权建立后宫制度的物证。

  • 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 副本.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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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灿灿、沉甸甸的“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是江口古战场遗址发现的核心文物,对考证遗址年代和性质极为关键。此物一出,因金印的年号及大元帅称号,引起了专家学者们对物品所有者的探讨和研究。

  “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有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四川当地的童谣已流传数百年,留下疑问无数。童谣到底是不是空穴来风?江口一带究竟是否有“银子万万五”?倘若有,这些沉银又是何面目?

  近日,“江口沉银——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成果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多枚“西王赏功”钱、册封后宫的金册以及錾刻有“大西”年号、税种和四川地名的银锭等500余件张献忠“沉宝”再现世人眼前,这段明清往事也随之浮出水面。

  作为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共发现文物4.2万余件,是明清史领域的重大考古发现。“‘江口沉银’考古项目不仅出水了数量巨大的文物,印证了‘江口沉银’传说,还采用了大量考古新方法,堪称盛世考古的代表。”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谢小铨说。

  “江口沉银”确有其事

  张献忠(1606-1647),与李自成同乡且同年生人。明崇祯三年(1630年),张献忠在米脂参加农民起义。明崇祯九年(1636年),李自成往黄河下游开辟地盘,张献忠则前往南方长江流域,两只农民军分别在北方、南方起义。1644年,张献忠在成都建国,称“大西”,后来兵败四川,大量金银沉入岷江江底。

  虽然已过去300多年,但展览为我们揭开历史面纱的一角。

  展览分为序厅、沉银出水和考古新章三部分,文物涉及地域北至河南,南至两广,西到四川,东到江西,不仅实证张献忠“江口沉银”的真实性,更是明朝中晚期政治、军事、社会生活等方面最直接的展示。

  独立展柜中的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是江口古战场遗址发现的核心文物,对考证遗址年代和性质极为关键。这件罕见的金印首先给所有人提了一个难题:铸造于1643年的它属于李自成还是张献忠? 1644年,李自成建国大顺,年号永昌。张献忠1643年起便自称西王,1644年称帝后,年号为大顺。现身江口的“永昌大元帅”到底指谁?此印又有何来历?此物一出,便引得学界争论不休。

  “永昌大元帅”让人困惑,长沙府“岁贡王府”五十两金锭则最为吸引观众。分量十足的金锭上有錾刻铭文“长沙府天启元年分岁供王府足金伍十两正吏杨旭匠赵”,可知此金锭原为长沙府上供藩王府的岁供黄金。张献忠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占领长沙,至同年冬天,几乎占领湖南全境。占领长沙时,张献忠宣布三年免征税粮,民众欢呼雀跃。

  明末农民起义多因明王朝横征暴敛而揭竿起义,免征税粮自是胜利后的题中之义。明代末年,贫者无立锥之地,连不少官军都一贫如洗,而各地藩王府库之中却普遍积金银百万。据了解,这枚金锭即是已知明代金锭中的最大锭型,存世稀少。

  另一件国家一级文物为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武冈州“都水司正银”,一百两银锭为明代武冈州征收的、供工部都水司使用的税银,明代存世银锭多为五十两形制,一百两官银极为罕见。此次展出的出土遗物中,近150枚银锭都是明代税银,“粮银”“饷银”“禄银”“行税银”,税银地域涉及河南、湖广、四川、江西、两广等广大地域,成为张献忠行军路线的佐证和在四川活动范围的证据。

  江口古战场遗址出水了大批反映明代封藩制度和社会生活的文物,对研究明代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物质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大量银锭正是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反映,对于了解明代财政史及明代中后期的财政制度变革极为重要;展出的各种金册中,既有明朝册封藩王及妃嫔的,也有张献忠册封后宫的两件金册,形制相似,等级极高,成为张献忠大西政权建立后宫制度的物证;清代文献中,就有张献忠用木鞘藏银以转移财宝的说法,以木鞘盛装,便于整理运输,展览中展出的藏银木鞘便证实了张献忠“木鞘藏银”的传说;而展出的帽饰、发饰、耳饰、腰饰等饰品,充分反映了明代中晚期的审美情趣和精湛的制作工艺,让人得以一窥古人的日常生活……

  发现“江口沉银”

  从川西高原海拔3700多米的岷山南麓,岷江奔涌而下,在都江堰分叉,其中一支流经成都城区,名为府河(又名锦江),府河流经城东,在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再次汇入岷江。江口镇旁的江河交汇处,正是传说中的“江口沉银遗址”核心区域,共计2.5平方公里。

  江口古战场遗址是如何发现的呢?

  挖掘机一铲下去挖出大量金银财宝,抽沙船作业不时抽出几个银锭,一锄头挖出一个金册子,这些故事在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流传,引来大量做财富梦的盗宝者。

  “从20世纪20年代起,陆续有重要文物在江口岷江河道内被发现。”四川省文物局专职副局长濮新透露。2005年以来,岷江彭山江口段河道施工时陆续发现了一些与张献忠有关的文物。

  20161013日,公安部挂牌督办“四川特大盗掘古文化遗址”倒卖文物案宣布告破,警方共计抓获犯罪嫌疑人70名,涉案金额达3亿,追回各类文物千余件,其中包括国宝级文物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这是2016年度破获的全国最大文物盗掘倒卖案。这一案件,让文化遗产的保护者和管理者们坐立难安,抢救性发掘势在必行。

  传闻之中,张献忠钱多是出名的,早在进入四川之前,张献忠在陕西、河南、河北、湖北等地作战时,就搜刮了许多民脂民膏。据说,张献忠曾在成都举办斗宝大会,24间房屋内摆满了奇珍异宝、金锭银锭,财宝之多不计其数。

  然而这钱却“来之不易”。每占领一地,张献忠不但搜刮官府、豪绅的银两,甚至连百姓也不放过。大西国政权建立后,官方公布私藏银钱一两者斩全家,私藏银钱十两者剥皮斩全家。

  张献忠的暴政,自然激起蜀人的剧烈反抗,再加上清军的团团围困,大西政权最终无法在四川立足,选择自成都撤离时,张献忠曾下令“剿洗全城,不留一人”。

  1646年,是清顺治三年,也是大西政权的大顺三年,张献忠率部从成都出发,无法回到同样水深火热的陕西老家,只得再一次出川入楚,沿岷江南下转移。守护川南的是前明参将杨展,得知张献忠乘船南下的消息,决定在成都南大门彭山与张献忠决一死战。当张献忠的军队船只行至彭山江口河段时,遭遇杨展伏击,船只被焚,数千箱金银珠宝也随之沉入岷江之底。八个月后,张献忠被迫向东突围,却在西充被清兵一箭穿胸,他的一生便戛然而止。

  自“江口沉银”发生后,上至清廷、官员、军阀,下至普通百姓,对这笔神秘失踪的宝藏津津乐道乃至垂涎已久,前来寻宝的人更是络绎不绝。历史文献中有许多关于江口之战和沉银打捞的记载,但几百年来,关于张献忠是否沉银、沉银地点,众说纷纭。

  直到2016年,眉山市公安局破获了江口古战场遗址这桩全国最大文物盗掘倒卖案之后,当地文物考古部门才在2017年和2018年对江口古战场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共发现文物4.2万余件。至此,这宗三百多年前的“江口沉银”谜案才算最终解开。

  考古中的新趋势

  发掘这些宝贝实际并不容易,江口战场遗址位于岷江河道内,古代战场遗址面积过大,遗物沉积较深,水下情况复杂,直接采用传统潜水发掘的方法不仅难度较高,水下考古队员数量有限,也难以应对。四川省的考古工作者创造性地采用了围堰考古发掘的方法,即在岷江的枯水季节用砂石造堰,即拦河蓄水大坝,用大功率抽水泵将堰内积水排出,将考古发掘区由水下变为陆上,这样便能利用大型机械提高发掘效率。

  此外,遗址的水文环境复杂,单件文物的几何尺寸较小,文物埋藏于水下的卵石层中,分布零散、规律复杂。遗址考古工作中动用的各项科技装备堪称顶配。水上电阻率成像法、两栖地质雷达、高精度磁法、频率域电磁法……这些“黑科技”和考古发掘就这样在四川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发生了碰撞。展览中还展示了用于探索文物密集区与遗址准确范围的地球物理勘探仪、智能化测绘无人机等先进的科学仪器,使观众感受到考古与现代科技的协同合作。

  据记载,1646年,张献忠在彭山江口突遭伏击,由于防御和应急措施不完备被迫沉船,具体船沉在什么位置,当年谁也说不清楚。

  在本次发掘中,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地学特色研究中心科研团队运用电子信息技术手段,对超过10万平方米的探测区域进行了扫描成像,探测了古河道的位置,为“沉银有利储集区”的划定提供了有力证据。

  本次科技考古研发的两栖探测方法、装备和融合处理与解译平台,是国内复杂水域环境水下探测的一次大规模使用。

  “这次探测工作中所采用的新思路和新技术,对于江河、湖泊、浅海滩涂环境中的地下探测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与推广价值。”电子科技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院长胡光岷教授表示,团队将进一步总结经验,开创“电子信息+考古”的新局面,让“给大地做CT”变得更加简单高效。

  “这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内水考古项目,不仅是四川省内首次水下考古发掘,也是国内首次内水区域水下考古发掘。”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领队刘志岩介绍,为更好地保护遗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眉山市彭山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在2017年和2018年对江口古战场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为今后滩涂考古、浅水埋藏遗址的发掘提供了工作范式和借鉴经验。

  在展厅末尾,除文字、图片展示考古发掘过程,还搭建了四面沉浸式3D投影区域,让观众如同置身发掘现场,直观了解发掘过程——泥土里打滚的考古工作也变得“酷炫”起来。

  而此次工作最堪称道之处,在于它吸纳了大批志愿者的力量——江口古战场遗址还是全国首次志愿者全程参与的考古发掘项目。整个考古过程成为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公众考古实践。“它激发了公众参与考古的热情,拉近了考古与公众的距离,扩大了考古对公众的影响力。让公众在真正了解考古、走进考古、享受考古成果的同时,更多地参与到文化遗产的保护中来,成为守护和延续中华文明的新力量。”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王春法说。

  江口战场放之于泱泱中华大地,不过微微一点。4.2万余件文物,像经历了一场百年轮回:取之于民的宝藏,经历长久的沉默和寻找,又经公众之手再现世间。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但文物能让历史返璞归真。

  (本报道未署名图片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