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化是今天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日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借鉴，值得中国现代社会去重新思考传统文化，真正认识到当今中国文化的源头与价值。

　　近来，随着文化自信的提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也越发深入。一般认为，中国文化臻至成熟的时间点应为宋代。而宋代以来走向成熟的茶禅文化在邻邦日本的接受与演化，又是我们了解中国文化辐射东亚的一个重要维度。

　　对这个问题, 笔者于20世纪末结识的文化学者靳飞有着独到的思考与分析。颇有京城遗少风格的靳飞堪称文化奇人—与梅葆玖、吴祖光、张中行等人是忘年之交，策划过坂东玉三郎版的昆曲《牡丹亭》在北京湖广会馆上演；曾旅居日本，对茶道、香道、花道、能乐、歌舞伎、日本寺庙的知识样样精通。从2002年2月号开始，他在《人民中国》上启动了题为“清风茶话”的文化随笔专栏，最近以《茶禅一味》为名结集出版。从启动专栏至今，20年过去，日本已从平成入令和，中日关系也发生了重大调整。靳飞经过多年思考，在原有栏目基础上加以充实成书，内容更加丰富，思想也更成体系。但基本核心内容并无改变。用靳飞自己的话说：“文化这东西不能随波逐流，有变的一面有不变的一面，在变的时候要讲不变，在不变的时候讲变。” 

　　该书将整个日本中世时期（约11-16世纪）的历史、文化、思想、艺术的发展形成做了思路清晰的梳理与分析，并将他的最新研究与发现融入其中，以鲜明的问题意识导向引领全书，最后落笔于对现代茶道的思考。得益于问题意识引领，靳飞在这本书中的思考没有停留在考据式的学术价值上，而是打通文、史、哲、美各个领域，纵横捭阖，驰骋想象与推理，对以往的研究有所突破，得到了许多观点的、价值的和应用的新发现。

　　通过对小说家川端康成《美丽的日本和我》对现代茶道提出的批评，靳飞悟到“在禅宗里的茶道跟不在禅宗里的茶道不是一回事”。因此他对丰臣秀吉式的茶会和现代茶道中某些舍本求末的做法持否定态度，对于试图刻意地把含有特定精神传统文化与时俱进地进行现代化改造保持警惕，但他并不排斥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性提炼。他认为，赋予茶道以现代性，保证了茶道能生存于今日日本社会。

　　他认为来自中国的南宋文化对日本中世文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他发现，镰仓幕府建立后历史出现大转折，文化亦随之转型。平安朝文化贵族色彩过浓，新兴的武士阶层望尘莫及；新的社会经济制度也呼唤与之相适应的新文化。正当此时，把同时期背景相似的南宋文化移植到日本简直如同天造地设。南宋时期中日间的交流远较北宋更为频繁，正是支持靳飞这一观点的有力证据。正是在中世，日后的各种日本文化最终定型。而其源头可以上溯到荣西将茶与禅西传到日本。靳飞甚至发现，形成于世阿弥的“幽玄”美学，根源也来自临济宗创始人临济义玄禅师。他得出结论说，“宋以后，从荣西到隐元决定了今天日本文化的基础。今天的日本文化就是日本中世文化。”这种观点甚至给日本重要的政治家带来了启迪和影响。

　　为什么茶道根在中国，却没有发生在中国？靳飞认为，在中国禅宗融于理学，“理”很容易被精英阶层接受，但却不易向全社会普及。而西传而来的禅宗在日本衍生出各种“道”，这些“道”是日本了解宋文化的渠道。因此“道”在日本只解释成路。这使得日本在学习中国精深的宋文化过程中搞出一系列贯之以“道”的东西，最后演变成日本独特的形式。形式是日本的，是学习中国文化的途径。这个分析令人豁然开朗。中国的理学是本土原创，主要靠“悟原理”，“理所当然”；日本学习则要借助路径与程式化的仪式，“由道及理”。道理，道理，原来如此！

　　此书击节之处多多，千利休（1522-1591年）一章可谓点睛。在这一章里，靳飞不惜笔墨生动地描写并深刻地分析了日本茶道鼻祖千利休与丰臣秀吉（1537-1598年）的相爱相杀。战国与织丰时代，新的变局正在日本酝酿，日本商品经济发达，新兴城市自治化深化，大名与佛教宗派的关系处于调整期。在靳飞看来，丰臣秀吉以及土豪风格浓厚的安土桃山文化，都不过是为新潮流的商业革命做的一场浩大广告。千利休出生于商贸活跃的堺市，在商品经济高速起步时代，又遭逢统一天下的强权者丰臣秀吉，其生可谓不占天时、地利与人和；但正是这样的逆境成就了他的艺术得以超越时代，永垂不朽。

　　利休和秀吉之间那段剪掉一片只留一朵白色牵牛花插入暗淡的壁龛花瓶的故事，令人感悟茶道活动中禅宗思想对于人生的警醒，以及茶道本身异常丰富的精神世界。这是多么超前的行为艺术和装置艺术啊。

　　利休的想象力还表现在对日常生活场景的借用。据说利休某日乘船，发现船舱的门很小，人们弯着腰出入，利休以为有趣，就将船舱门移到茶室，做成边长约七十几厘米的正方形入口，做法也是仿效船舱门的样子。靳飞以同样丰富的想象力推论，利休一定受了所谓“几世修得同船渡”说法的启发，暗示自此船舱门进去，主客即有“同船”的意味。

　　靳飞认为，在思想层面上，千利休作为最终定型茶道的祖师爷，确立了茶道的基本精神。绝对主观和绝对客观的针锋相对的人，同处陋室共喝一碗茶，他以这种方式否定了二元对立。这在日本文化上代表了一种思想的转变。

　　他还认为，在美学层面上，利休茶道表现为主客观统一，或说超越主客观的审美观。就是说，将人的主观内在的精神理念转化为外在现实，人由此得以在这种外在现实中确认这种精神理念，并由此产生审美；美因此是主客观相互作用的结果。

　　靳飞的这本书不是写给日本读者的，而是写给中国读者的。宋文化是今天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日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借鉴，值得中国现代社会去重新思考传统文化，真正认识到当今中国文化的源头与价值。“要懂得日本文化，先要懂得中国文化；要反思中国传统，应来参照日本文化。”就中日文化走出近代阴影问题，靳飞的建议是：日本重新发现中国，中国真正了解日本。

　　就茶道本身而言，靳飞主张不管时风如何改变，不应随意改动千利休的茶道精神。他看到，在精神世界里，主观的雪月花与客观的雪月花，此喜彼悦，交相辉映。他进而谈及他的文化发展观：无论是传统文化再生，还是新文化的确立，其实都是如茶道之“道”，用日本通常的解释，就是“路”而已。路不是目的，目的是走下去。

　　2021年是鲁迅小说《故乡》创作100周年，小说结尾那句“其实地上本没有路……”正和靳飞的认识异曲同工。面对百年变局，世界迷失了方向，彼此的价值观说服不了彼此，探索以“道”求“理”寻共识，正是今天世人面对的课题。此时此刻，通过这样一本书感悟千利休的智慧，说理谈道话茶禅，无疑会引发我们更多有意义的思考。 

　　（本报道撰文者系日本文化学者、十三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国外文局亚太中心（《人民中国》《中国报道》）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