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籍湖南株洲、现居北京的人文摄影师陈霖，常年奔波于各地。10年前，陈霖在贵州黔东南雷山县偶遇了一场婚礼。新娘身着一袭手工制作的苗族结婚礼服，工艺繁复、精致隆重，据说需耗数年时光精心缝制。然而，站在她身旁的新郎，却是一身笔挺的西装，不见丝毫传统服饰的痕迹。按照苗族习俗，新郎原本也应穿着同样精心刺绣的民族婚服。

　　这种鲜明的对比一下触动了陈霖。他忍不住问新郎为何选择西装。新郎答得坦然，自己5年前去大城市工作后，觉得西装更时尚，也更方便，民族服饰穿起来麻烦还土气。

　　这句无心之言，在陈霖心中激起长久回响。“现代化浪潮下，人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自信似乎在流失。”他担心，那些代代相传的民族印记正在慢慢淡化。正是这份担忧，让陈霖下定决心：用镜头尽可能完整地记录中国的多民族，不是标本式的存档，而是真实地拍下他们此刻的样子—穿什么、站在哪里以及与谁在一起。

　　他的民族影像记录之旅，由此开启。

　　他将镜头对准家庭和个人。“中国人重视血脉亲情。四世同堂，被认为是家族兴盛的象征。但城市化让家人聚齐变得愈发困难，这样的四世同堂全家福也显得更为珍贵了。”他拍摄的四世同堂中，每个人都穿着日常服饰，站在自己生活的环境里—老屋前、田埂边、村口的大树下。年龄的跨度，自然地体现在服装、神态与姿态中。

　　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云南的一户人家：父亲有八个女儿，她们分别生活在云南各地。全家人如果聚齐，足足有五十口人。合影那天，年长的家庭成员穿上亲手缝制的民族传统服饰，年轻一代却多数穿着从市场买来的时装，配着高跟鞋或运动鞋。“如果他们没有穿民族服装，我不会干涉，也不会强求，因为这就是当下最真实的状况，我要记录的，就是这个变迁中的真实切片。”陈霖说。

　　为了寻得合适的主题拍摄对象，他常常驾车数百里山路前往了解和寻找，每年至少两个月在路上，10年累计行程数十万公里。有些村子起初进不去车，他就换摩托车继续往里走。这些年，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给村子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许多偏远村寨的交通已不再是他的困扰。

　　拍摄的过程充满艰辛，但也常有温暖相助。在云南怒江，原本约好的对独龙族一家人的拍摄临时生变。深夜，他发了一条朋友圈求助，北京的一位朋友连夜联系怒江的朋友，两天后，新的拍摄对象便已协调妥当。在海南拍摄一个黎族四世同堂的家庭时，一位收藏家得知后，主动拿出珍藏多年的传统黎锦服饰供他使用。在新疆喀什夜市，一位维吾尔族女士得知他们从北京远道而来拍摄民族题材，把自己点的菜推到陈霖面前：“一起吃，大家都是一家人。”在黔桂交界处，一位百岁水族老人为了拍摄，翻出最漂亮的民族服饰仔细穿戴。陈霖让他先进屋休息，等设备架好再出来，老人摆摆手：“你从北京那么远来都不觉得辛苦，我等一等，不算什么。”

　　陈霖使用的是一台8×10英寸的大画幅技术相机，胶片拍摄成本高，加上冲洗、扫描等费用，每按一次快门便花费数百元。有人问他为何坚持用如此笨重的设备。他说，胶片的保存性优于硬盘，而且大画幅相机能够实现更多技术动作，记录更丰富细腻的质感、更饱和逼真的色彩，让画面呈现效果更好。

　　10年的时间里，陈霖一直致力于中国多民族题材的拍摄。他更在意的，是镜头之外悄然发生的转变—民族自信的回归。

　　“刚开始拍时，很多人不愿意穿民族服装，觉得那是土、是穷。但这几年，尤其是一些民族节日和‘村超’‘村BA’ 火了以后，他们开始主动穿，而且特别自豪。在贵州雷山，‘三月三’时满街都是盛装的苗族姑娘，她们笑着邀请游客一起拍照。”陈霖感慨。在他看来，这10年的快门，按出的不只是影像，更是一个时代里文化自信回归的模样。这种变化，一方面得益于国家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另一方面，民族文化借助新媒体以文旅的方式为当地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当民族服装能换来收入，年轻人就愿意穿，愿意学，愿意传下去。”

　　陈霖说，自己并非单纯记录，更想通过这些影像让更多人看见中国多民族的美。“很多民族，比如达斡尔族、保安族、基诺族，许多人连名字都没听过。我希望照片能成为一个窗口，让人们更好地看到中华民族美美与共、生生不息的时代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