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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为古籍 为大众 为责任

2018-10-11      撰文 本刊记者 莫倩 摄影 本刊记者 董芳

  • 点校本”二十四史“精装本.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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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56年版.jpg

    点校本“二十四史”、《辞海》、《资治通鉴》等经典书籍,均由中华书局出版。 中华书局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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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位于上海澳门路的中华书局总编辑部,正在工作的编辑们。 中华书局 供图

  • 启功题字_二十四史点校同人合影.jpg

    1973年春,点校本“二十四史”部分学者合影(启功先生亲笔标注)。 中华书局 供图

  • 上海总厂2.jpg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华书局在上海的印刷厂,拥有当时最先进的印刷技术。 中华书局 供图

  • 0DF_8486.jpg

    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 摄影 董芳/人民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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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 摄影 董芳/人民画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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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书局编审张忱石 摄影 董芳/人民画报

  • 0DF_8568.jpg

    古籍整理出版中心历史编辑室员工。据悉,编辑室正在进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资治通鉴》修订本、《龙泉司法档案选编》、《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书》等古籍的整理与编辑工作。 摄影 董芳/人民画报

  • 0DF_8655.jpg

    古联公司员工。古联公司致力于打造一个“线上版”的中华书局,其建设和运营的籍合网,累计收录各类古籍文献、研究著作、工具书超过2000种,字数逾10亿字。 摄影 董芳/人民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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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曾这样说:“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是如今中华书局总部的地址。门面不大,没有想象中的恢弘,但古朴、呈书籍翻开状的建筑物外形,又似乎是人们心中中华书局该有的模样。

  这家出版机构深刻地影响了中华大地。梁启超、于右任、范源濂、马君武、田汉、张闻天、潘汉年、徐志摩、钱歌川、陈伯吹、舒新城等中国学界名人,都曾在此云集。

  “行业不大,但对于社会影响很大。这就是文化的作用。”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说。

  乘新风立业

  191211日,中华民国成立,五色旗取代了清朝黄龙旗。同日,中华书局于开风气之先的上海创立,陆费逵是创始人,“中华”是为纪念古老中国转型后的新生。

  在创立宣言中,陆费逵表明了书局的使命:养成共和国国民,取人道主义,重实际教育,融合国粹欧化,“从此,民约之说弥漫昌明;自由之花,矞皇灿烂”。

  奉行“开启民智”的宗旨,创立之初的中华书局将精力放在了各类教科书上。当时,中华书局聚集了梁启超、于右任、王亚南、周作人、沈从文、李劼人等诸多知名作者和舒新城、黎锦熙、田汉、张闻天等一大批专家学者型编辑,出版了大型工具书《中华大字典》《辞海》,中国第一部现代排印本古籍整理丛书《四部备要》,中国现存规模最大、资料最丰富、号称“古代百科全书”的《古今图书集成》等图书,以及500余种新式教科书和40余种影响广泛的刊物。

  中华书局从成立之日,就自觉承担了时代使命,希望中国社会与时俱进,希望中华大众文明开化。这从它出版教科书,到适应社会思潮的《民约论》、“新文化丛书”(含李达翻译的《唯物史观解说》等)、“少年中国学会丛书”等,都可以说明这一点。

  黎锦熙曾说:“出版界总是得风气之先的。”这句话揭示了出版界在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华书局最大的贡献当属教科书的出版,中华书局在近代史上第一次提出“教科书革命”理念,以教育为己任,推出教育与出版相结合的经营范式,它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国民,也深深地滋养和反哺了出版业。

  为古籍

  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总部迁京,经过公私合营,隶属于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书籍多以财经、农业为主。

  1958年,中华书局恢复独立经营,成为文化部领导的出版古籍整理及文史哲研究著作的出版社。自此,中华书局走向专业化道路。

  “19582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确定中华书局以古籍整理、学术著作以及传统文化普及读物作为出版方向。”徐俊说,由此,古籍出版成为中华书局的核心业务。

  195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古典文献专业,为中华书局古籍整理培养人才。19648月,首批古典文献专业毕业生到中华书局报到。中华书局老编审张忱石,是其中一员,也是古籍小组重点规划项目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参与者。

  这一新中国最伟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凝聚了中国百余位文史专家的心血。回忆起当初的工作,张忱石感慨,点校“二十四史”工程繁杂,要从诸多古代版本的“二十四史”中选出最好的一版作为底本,要使用全套标点符号、专名线,要对各种版本进行校勘,收集前人今人校勘成果,写成校勘记长编,然后再从中选择精辟之见,写入校记。点校的过程中,编辑需要有扎实的历史及文学功底,以校正文字讹误、史文失实等问题。同时,校勘记撰写,必须言简意赅、击中要害。“怎么标点,怎么写校勘记,大家也不是天生就会的,在无前例可循的情况下,老先生们只能摸索着进行。”张忱石说。

  从1958年至1978年,耗时20年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完成。如今,点校本《魏书》修订本负责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何德章表示,点校本“二十四史”印行后,研究中国古史的学者,除了特别需要以及专门从事文献学研究的学者外,基本上都是使用点校本。

  此外,在范文澜、顾颉刚、王崇武、聂崇岐、邓广铭、周一良、季羡林、任继愈等各界学者和金灿然、宋云彬、陈乃乾、徐调孚、张静庐、王仲闻、杨伯峻等专家学者型编辑的共同努力下,中华书局编辑出版了《资治通鉴》《全唐诗》《全宋词》《永乐大典》《大唐西域记校注》《孙中山全集》等古代、近代经典文献,以及“新编诸子集成”“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历代史料笔记丛刊”等,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基本典籍。

  “中华书局的突出成就,是坚持住了主业:古籍整理、学术著作及普及传统文化。”徐俊说,固守根本,也是在夯实传统文化出版的群众基础。

  为大众

  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中华经典藏书”与“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是面向普通读者的关于传统文化经典的普及本。据徐俊介绍,两套丛书去年达到了1.5亿元码洋的发货量,“可见读者的需求之大。”

  中华书局既为读者提供成体系的传统文化经典图书,也出版有《正说清朝十二帝》、“中华生活经典”等相对轻松的历史文化解读类图书,还有方便人们携带的“中华经典指掌文库”等口袋本。

  受互联网大潮的推动,中华书局于21世纪初便开始了数字化工作。2014年,中华书局推出大型整理本古籍数据库产品《中华经典古籍库》,经过5期建设,共包含1902种整理本古籍图书,涵盖经、史、子、集各部,保留了图书完整的前言、注释、校勘等整理成果,约10亿字。2015年,中华书局的全资子公司古联(北京)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专注于开发、运营古籍类数字产品。

  洪涛,是古联公司的总经理。据他介绍,古联公司整合现有数字产品,推出了古籍整理与古籍数字化综合服务平台——籍合网。

  打造一个“线上版”的中华书局,是古联公司的目标。目前,古联公司正全力建设一个中华传统文化的大数据中心。

  “我们希望全世界的人,在接触到中华传统文化的时候,能够得到最准确的文本、最精确的解释、最优秀的理念,这是我们的工作。以前不敢有这些梦想,但现在有了数字化,就有望实现。”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说。

  为责任

  中华书局人,不仅把自己的工作作为一种职业,更自觉自愿把复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使命扛在肩上。他们在乎中华书局对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担当。

  9月中旬的一天早晨,中华书局的已经退休的副总编辑熊国桢背着书稿前来“交活”。老先生已退休多年,但至今还在为中华书局审稿。背着包,搭上公交车,把看完的稿子拿到中华书局,如果有新稿子,他再拿走。顾青说,当天自己麻烦老先生帮忙看《中华大藏经》的稿子,并表示要付一些审稿费,“老先生说,他就是喜欢给中华书局干点事,跟钱没关系。”

  中华书局提倡学者型编辑。顾青说,做古籍整理工作,很容易一做就是一辈子。即使拥有深厚的专业功底,编辑们在工作中仍然需要研究与学习,更要不断增强传统文化的素养。他们对自己的工作要求严格,往往会从更长的时间段上看问题。

  “就像我们经常会对唐人、宋人的书籍进行评价一样,编辑们会在意几百年或上千年后子孙后代对中华版古籍的评价,因而做事更加认真。”

  中华书局古籍整理出版中心历史编辑室副主任胡珂,从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毕业后,于2011年来到了书局。

  她说,自己上学时用的书,很多都由中华书局出版,来这儿是心向往之,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中华书局光辉的历史成就,会让走上书局传承之路的她有压力。而这份压力,历史编辑室的李勉也深有同感。

  2014年起,中华书局开始了《海外中文古籍总目》的编辑出版工作,旨在对世界各地所存藏的中文古籍进行摸底调整,并出版高质量的海外所藏善本古籍与学术界共享。如今这一全球合作项目已经开始出版。

  顾青介绍道,一开始这一项目是中华书局自己做的策划,也一直持续做调研。之后,因其巨大的文化价值,项目获得了国家的大力支持,被认定为了国家项目。中华书局希望通过十年或二十年的时间,摸清海外中文古籍的存藏情况,为中文古籍绘制“世界地图”。

  中华书局也在大力推动与落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学校、进课堂。顾青说,中华书局用10年的时间开发了一系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涵盖小学、初中、高中的不同学段,要读经典、传知识、讲义理,从基础教育阶段,就在学生头脑中扎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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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为古籍 为大众 为责任

2018-10-11      撰文 本刊记者 莫倩 摄影 本刊记者 董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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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校本“二十四史”、《辞海》、《资治通鉴》等经典书籍,均由中华书局出版。 中华书局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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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位于上海澳门路的中华书局总编辑部,正在工作的编辑们。 中华书局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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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年春,点校本“二十四史”部分学者合影(启功先生亲笔标注)。 中华书局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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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华书局在上海的印刷厂,拥有当时最先进的印刷技术。 中华书局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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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 摄影 董芳/人民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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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 摄影 董芳/人民画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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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书局编审张忱石 摄影 董芳/人民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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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籍整理出版中心历史编辑室员工。据悉,编辑室正在进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资治通鉴》修订本、《龙泉司法档案选编》、《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书》等古籍的整理与编辑工作。 摄影 董芳/人民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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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联公司员工。古联公司致力于打造一个“线上版”的中华书局,其建设和运营的籍合网,累计收录各类古籍文献、研究著作、工具书超过2000种,字数逾10亿字。 摄影 董芳/人民画报

  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曾这样说:“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是如今中华书局总部的地址。门面不大,没有想象中的恢弘,但古朴、呈书籍翻开状的建筑物外形,又似乎是人们心中中华书局该有的模样。

  这家出版机构深刻地影响了中华大地。梁启超、于右任、范源濂、马君武、田汉、张闻天、潘汉年、徐志摩、钱歌川、陈伯吹、舒新城等中国学界名人,都曾在此云集。

  “行业不大,但对于社会影响很大。这就是文化的作用。”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说。

  乘新风立业

  191211日,中华民国成立,五色旗取代了清朝黄龙旗。同日,中华书局于开风气之先的上海创立,陆费逵是创始人,“中华”是为纪念古老中国转型后的新生。

  在创立宣言中,陆费逵表明了书局的使命:养成共和国国民,取人道主义,重实际教育,融合国粹欧化,“从此,民约之说弥漫昌明;自由之花,矞皇灿烂”。

  奉行“开启民智”的宗旨,创立之初的中华书局将精力放在了各类教科书上。当时,中华书局聚集了梁启超、于右任、王亚南、周作人、沈从文、李劼人等诸多知名作者和舒新城、黎锦熙、田汉、张闻天等一大批专家学者型编辑,出版了大型工具书《中华大字典》《辞海》,中国第一部现代排印本古籍整理丛书《四部备要》,中国现存规模最大、资料最丰富、号称“古代百科全书”的《古今图书集成》等图书,以及500余种新式教科书和40余种影响广泛的刊物。

  中华书局从成立之日,就自觉承担了时代使命,希望中国社会与时俱进,希望中华大众文明开化。这从它出版教科书,到适应社会思潮的《民约论》、“新文化丛书”(含李达翻译的《唯物史观解说》等)、“少年中国学会丛书”等,都可以说明这一点。

  黎锦熙曾说:“出版界总是得风气之先的。”这句话揭示了出版界在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华书局最大的贡献当属教科书的出版,中华书局在近代史上第一次提出“教科书革命”理念,以教育为己任,推出教育与出版相结合的经营范式,它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国民,也深深地滋养和反哺了出版业。

  为古籍

  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总部迁京,经过公私合营,隶属于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书籍多以财经、农业为主。

  1958年,中华书局恢复独立经营,成为文化部领导的出版古籍整理及文史哲研究著作的出版社。自此,中华书局走向专业化道路。

  “19582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确定中华书局以古籍整理、学术著作以及传统文化普及读物作为出版方向。”徐俊说,由此,古籍出版成为中华书局的核心业务。

  195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古典文献专业,为中华书局古籍整理培养人才。19648月,首批古典文献专业毕业生到中华书局报到。中华书局老编审张忱石,是其中一员,也是古籍小组重点规划项目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参与者。

  这一新中国最伟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凝聚了中国百余位文史专家的心血。回忆起当初的工作,张忱石感慨,点校“二十四史”工程繁杂,要从诸多古代版本的“二十四史”中选出最好的一版作为底本,要使用全套标点符号、专名线,要对各种版本进行校勘,收集前人今人校勘成果,写成校勘记长编,然后再从中选择精辟之见,写入校记。点校的过程中,编辑需要有扎实的历史及文学功底,以校正文字讹误、史文失实等问题。同时,校勘记撰写,必须言简意赅、击中要害。“怎么标点,怎么写校勘记,大家也不是天生就会的,在无前例可循的情况下,老先生们只能摸索着进行。”张忱石说。

  从1958年至1978年,耗时20年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完成。如今,点校本《魏书》修订本负责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何德章表示,点校本“二十四史”印行后,研究中国古史的学者,除了特别需要以及专门从事文献学研究的学者外,基本上都是使用点校本。

  此外,在范文澜、顾颉刚、王崇武、聂崇岐、邓广铭、周一良、季羡林、任继愈等各界学者和金灿然、宋云彬、陈乃乾、徐调孚、张静庐、王仲闻、杨伯峻等专家学者型编辑的共同努力下,中华书局编辑出版了《资治通鉴》《全唐诗》《全宋词》《永乐大典》《大唐西域记校注》《孙中山全集》等古代、近代经典文献,以及“新编诸子集成”“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历代史料笔记丛刊”等,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基本典籍。

  “中华书局的突出成就,是坚持住了主业:古籍整理、学术著作及普及传统文化。”徐俊说,固守根本,也是在夯实传统文化出版的群众基础。

  为大众

  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中华经典藏书”与“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是面向普通读者的关于传统文化经典的普及本。据徐俊介绍,两套丛书去年达到了1.5亿元码洋的发货量,“可见读者的需求之大。”

  中华书局既为读者提供成体系的传统文化经典图书,也出版有《正说清朝十二帝》、“中华生活经典”等相对轻松的历史文化解读类图书,还有方便人们携带的“中华经典指掌文库”等口袋本。

  受互联网大潮的推动,中华书局于21世纪初便开始了数字化工作。2014年,中华书局推出大型整理本古籍数据库产品《中华经典古籍库》,经过5期建设,共包含1902种整理本古籍图书,涵盖经、史、子、集各部,保留了图书完整的前言、注释、校勘等整理成果,约10亿字。2015年,中华书局的全资子公司古联(北京)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专注于开发、运营古籍类数字产品。

  洪涛,是古联公司的总经理。据他介绍,古联公司整合现有数字产品,推出了古籍整理与古籍数字化综合服务平台——籍合网。

  打造一个“线上版”的中华书局,是古联公司的目标。目前,古联公司正全力建设一个中华传统文化的大数据中心。

  “我们希望全世界的人,在接触到中华传统文化的时候,能够得到最准确的文本、最精确的解释、最优秀的理念,这是我们的工作。以前不敢有这些梦想,但现在有了数字化,就有望实现。”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说。

  为责任

  中华书局人,不仅把自己的工作作为一种职业,更自觉自愿把复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使命扛在肩上。他们在乎中华书局对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担当。

  9月中旬的一天早晨,中华书局的已经退休的副总编辑熊国桢背着书稿前来“交活”。老先生已退休多年,但至今还在为中华书局审稿。背着包,搭上公交车,把看完的稿子拿到中华书局,如果有新稿子,他再拿走。顾青说,当天自己麻烦老先生帮忙看《中华大藏经》的稿子,并表示要付一些审稿费,“老先生说,他就是喜欢给中华书局干点事,跟钱没关系。”

  中华书局提倡学者型编辑。顾青说,做古籍整理工作,很容易一做就是一辈子。即使拥有深厚的专业功底,编辑们在工作中仍然需要研究与学习,更要不断增强传统文化的素养。他们对自己的工作要求严格,往往会从更长的时间段上看问题。

  “就像我们经常会对唐人、宋人的书籍进行评价一样,编辑们会在意几百年或上千年后子孙后代对中华版古籍的评价,因而做事更加认真。”

  中华书局古籍整理出版中心历史编辑室副主任胡珂,从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毕业后,于2011年来到了书局。

  她说,自己上学时用的书,很多都由中华书局出版,来这儿是心向往之,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中华书局光辉的历史成就,会让走上书局传承之路的她有压力。而这份压力,历史编辑室的李勉也深有同感。

  2014年起,中华书局开始了《海外中文古籍总目》的编辑出版工作,旨在对世界各地所存藏的中文古籍进行摸底调整,并出版高质量的海外所藏善本古籍与学术界共享。如今这一全球合作项目已经开始出版。

  顾青介绍道,一开始这一项目是中华书局自己做的策划,也一直持续做调研。之后,因其巨大的文化价值,项目获得了国家的大力支持,被认定为了国家项目。中华书局希望通过十年或二十年的时间,摸清海外中文古籍的存藏情况,为中文古籍绘制“世界地图”。

  中华书局也在大力推动与落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学校、进课堂。顾青说,中华书局用10年的时间开发了一系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涵盖小学、初中、高中的不同学段,要读经典、传知识、讲义理,从基础教育阶段,就在学生头脑中扎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