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曾这样说：“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是如今中华书局总部的地址。门面不大，没有想象中的恢弘，但古朴、呈书籍翻开状的建筑物外形，又似乎是人们心中中华书局该有的模样。

　　这家出版机构深刻地影响了中华大地。梁启超、于右任、范源濂、马君武、田汉、张闻天、潘汉年、徐志摩、钱歌川、陈伯吹、舒新城等中国学界名人，都曾在此云集。

　　“行业不大，但对于社会影响很大。这就是文化的作用。”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说。

　　乘新风立业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五色旗取代了清朝黄龙旗。同日，中华书局于开风气之先的上海创立，陆费逵是创始人，“中华”是为纪念古老中国转型后的新生。

　　在创立宣言中，陆费逵表明了书局的使命：养成共和国国民，取人道主义，重实际教育，融合国粹欧化，“从此，民约之说弥漫昌明；自由之花，矞皇灿烂”。

　　奉行“开启民智”的宗旨，创立之初的中华书局将精力放在了各类教科书上。当时，中华书局聚集了梁启超、于右任、王亚南、周作人、沈从文、李劼人等诸多知名作者和舒新城、黎锦熙、田汉、张闻天等一大批专家学者型编辑，出版了大型工具书《中华大字典》《辞海》，中国第一部现代排印本古籍整理丛书《四部备要》，中国现存规模最大、资料最丰富、号称“古代百科全书”的《古今图书集成》等图书，以及500余种新式教科书和40余种影响广泛的刊物。

　　中华书局从成立之日，就自觉承担了时代使命，希望中国社会与时俱进，希望中华大众文明开化。这从它出版教科书，到适应社会思潮的《民约论》、“新文化丛书”（含李达翻译的《唯物史观解说》等）、“少年中国学会丛书”等，都可以说明这一点。

　　黎锦熙曾说：“出版界总是得风气之先的。”这句话揭示了出版界在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华书局最大的贡献当属教科书的出版，中华书局在近代史上第一次提出“教科书革命”理念，以教育为己任，推出教育与出版相结合的经营范式，它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国民，也深深地滋养和反哺了出版业。

　　为古籍

　　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总部迁京，经过公私合营，隶属于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书籍多以财经、农业为主。

　　1958年，中华书局恢复独立经营，成为文化部领导的出版古籍整理及文史哲研究著作的出版社。自此，中华书局走向专业化道路。

　　“1958年2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确定中华书局以古籍整理、学术著作以及传统文化普及读物作为出版方向。”徐俊说，由此，古籍出版成为中华书局的核心业务。

　　195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古典文献专业，为中华书局古籍整理培养人才。1964年8月，首批古典文献专业毕业生到中华书局报到。中华书局老编审张忱石，是其中一员，也是古籍小组重点规划项目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参与者。

　　这一新中国最伟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凝聚了中国百余位文史专家的心血。回忆起当初的工作，张忱石感慨，点校“二十四史”工程繁杂，要从诸多古代版本的“二十四史”中选出最好的一版作为底本，要使用全套标点符号、专名线，要对各种版本进行校勘，收集前人今人校勘成果，写成校勘记长编，然后再从中选择精辟之见，写入校记。点校的过程中，编辑需要有扎实的历史及文学功底，以校正文字讹误、史文失实等问题。同时，校勘记撰写，必须言简意赅、击中要害。“怎么标点，怎么写校勘记，大家也不是天生就会的，在无前例可循的情况下，老先生们只能摸索着进行。”张忱石说。

　　从1958年至1978年，耗时20年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完成。如今，点校本《魏书》修订本负责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何德章表示，点校本“二十四史”印行后，研究中国古史的学者，除了特别需要以及专门从事文献学研究的学者外，基本上都是使用点校本。

　　此外，在范文澜、顾颉刚、王崇武、聂崇岐、邓广铭、周一良、季羡林、任继愈等各界学者和金灿然、宋云彬、陈乃乾、徐调孚、张静庐、王仲闻、杨伯峻等专家学者型编辑的共同努力下，中华书局编辑出版了《资治通鉴》《全唐诗》《全宋词》《永乐大典》《大唐西域记校注》《孙中山全集》等古代、近代经典文献，以及“新编诸子集成”“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历代史料笔记丛刊”等，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基本典籍。

　　“中华书局的突出成就，是坚持住了主业：古籍整理、学术著作及普及传统文化。”徐俊说，固守根本，也是在夯实传统文化出版的群众基础。

　　为大众

　　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中华经典藏书”与“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是面向普通读者的关于传统文化经典的普及本。据徐俊介绍，两套丛书去年达到了1.5亿元码洋的发货量，“可见读者的需求之大。”

　　中华书局既为读者提供成体系的传统文化经典图书，也出版有《正说清朝十二帝》、“中华生活经典”等相对轻松的历史文化解读类图书，还有方便人们携带的“中华经典指掌文库”等口袋本。

　　受互联网大潮的推动，中华书局于21世纪初便开始了数字化工作。2014年，中华书局推出大型整理本古籍数据库产品《中华经典古籍库》，经过5期建设，共包含1902种整理本古籍图书，涵盖经、史、子、集各部，保留了图书完整的前言、注释、校勘等整理成果，约10亿字。2015年，中华书局的全资子公司古联（北京）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专注于开发、运营古籍类数字产品。

　　洪涛，是古联公司的总经理。据他介绍，古联公司整合现有数字产品，推出了古籍整理与古籍数字化综合服务平台——籍合网。

　　打造一个“线上版”的中华书局，是古联公司的目标。目前，古联公司正全力建设一个中华传统文化的大数据中心。

　　“我们希望全世界的人，在接触到中华传统文化的时候，能够得到最准确的文本、最精确的解释、最优秀的理念，这是我们的工作。以前不敢有这些梦想，但现在有了数字化，就有望实现。”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说。

　　为责任

　　中华书局人，不仅把自己的工作作为一种职业，更自觉自愿把复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使命扛在肩上。他们在乎中华书局对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担当。

　　9月中旬的一天早晨，中华书局的已经退休的副总编辑熊国桢背着书稿前来“交活”。老先生已退休多年，但至今还在为中华书局审稿。背着包，搭上公交车，把看完的稿子拿到中华书局，如果有新稿子，他再拿走。顾青说，当天自己麻烦老先生帮忙看《中华大藏经》的稿子，并表示要付一些审稿费，“老先生说，他就是喜欢给中华书局干点事，跟钱没关系。”

　　中华书局提倡学者型编辑。顾青说，做古籍整理工作，很容易一做就是一辈子。即使拥有深厚的专业功底，编辑们在工作中仍然需要研究与学习，更要不断增强传统文化的素养。他们对自己的工作要求严格，往往会从更长的时间段上看问题。

　　“就像我们经常会对唐人、宋人的书籍进行评价一样，编辑们会在意几百年或上千年后子孙后代对中华版古籍的评价，因而做事更加认真。”

　　中华书局古籍整理出版中心历史编辑室副主任胡珂，从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毕业后，于2011年来到了书局。

　　她说，自己上学时用的书，很多都由中华书局出版，来这儿是心向往之，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中华书局光辉的历史成就，会让走上书局传承之路的她有压力。而这份压力，历史编辑室的李勉也深有同感。

　　2014年起，中华书局开始了《海外中文古籍总目》的编辑出版工作，旨在对世界各地所存藏的中文古籍进行摸底调整，并出版高质量的海外所藏善本古籍与学术界共享。如今这一全球合作项目已经开始出版。

　　顾青介绍道，一开始这一项目是中华书局自己做的策划，也一直持续做调研。之后，因其巨大的文化价值，项目获得了国家的大力支持，被认定为了国家项目。中华书局希望通过十年或二十年的时间，摸清海外中文古籍的存藏情况，为中文古籍绘制“世界地图”。

　　中华书局也在大力推动与落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学校、进课堂。顾青说，中华书局用10年的时间开发了一系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涵盖小学、初中、高中的不同学段，要读经典、传知识、讲义理，从基础教育阶段，就在学生头脑中扎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