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的贺兰山东麓，寒风如刀，掠过旷野与陵冢。寒风中，人们穿过残存的阙台，沿着中轴线步入月城。石像生台基的残件静立道旁，肃穆威严依稀可见。步入陵城，献殿仅存基址，隆起的鱼脊状墓道封土下是沉睡的地宫。木构建筑尽褪的陵塔，唯余夯土台矗立，印证着明代安塞王朱秩炅所写：“贺兰山下古冢稠，高下有如浮水沤。”

　　这些已不复最初神采的遗存，承载着非凡的历史意义。作为20世纪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之一的西夏陵，让今人得以窥见西夏王朝之历史面貌，也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生动见证。

 

　　公元1038年，党项人李元昊建立了包括党项族、汉族、回鹘族、吐蕃族等在内的多民族王朝—西夏，与两宋、辽、金并立，都城设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鼎盛时疆域约115万平方公里，辖今宁夏大部、甘肃西部、青海东北部、内蒙古西部等地。公元1227年，西夏被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攻灭，王朝从此销声匿迹，西夏陵就此在风霜中沉寂700余年。

　　这片陵墓群的现代发现，始于一次偶然的空中邂逅。 20世纪30年代，德国汉莎航空公司飞行员沃尔夫·卡斯特在飞越宁夏贺兰山时，被山下星罗棋布的圆锥形“土堆”吸引。彼时，卡斯特认为这些“土堆”类似美洲的“白蚁堆”。他拿出相机，从高空定格下眼前的奇景，并收录进《中国飞行》一书。他并不会知道，这张俯瞰图日后将成为20世纪中国一项重大考古发现的首份影像资料。

　　西夏陵距离银川城区仅有35公里，但因毗邻荒芜的贺兰山，人迹罕至。卡斯特的惊鸿一瞥后，风沙裹挟着历史的谜团，西夏陵再次隐入时空，长期未得到世人关注。直到1971年，尘封的历史才重新被揭开。

　　那年冬天，驻地部队在贺兰山施工时，挖出了几块刻满神秘文字的残碑块。上面的文字方方正正，似汉字而非汉字，现场没有人认识。颇有文物保护意识的部队官兵，将残碑块交到了相关管理部门。消息传开，宁夏当地考古工作者闻讯赶往现场。宁夏博物馆原馆长、考古学家钟侃回忆： “它们像‘天书’，我们意识到，这可能是个重大发现。”

　　这样的文字，相关专家曾于1962年在青铜峡一百零八塔的一卷佛经残卷上见过，当时推测为西夏文。此次在贺兰山墓葬群发现的碑文残片文字与之完全一致。同时，通过查阅明代《嘉靖宁夏新志》，钟侃进一步确认了此处为西夏时期的陵墓。

　　1972年，宁夏正式成立专业考古队，对西夏陵进行第一次系统调查和科学发掘。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牛达生是最早参加西夏陵田野考古的人员之一。回想当年春天初见西夏陵的情景，他记忆犹新：站在高处极目望去，星罗棋布的土冢高耸云天、气势宏大；脚下却是一堆堆废墟、一段段残墙、一墩墩夯土台基，俯拾即是的残砖烂瓦，一片破败景象。

　　考古过程远比想象中艰难。戈壁滩上常年风沙不断。冬季寒风刺骨，夏季地表温度可达40℃。考古人员住在临时搭建的简易帐篷里，白天顶着风沙工作，夜晚靠煤油灯照明。“由于缺乏现代测绘工具，他们只能用皮尺测量各类考古数据，所有记录全靠手写完成。”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副研究馆员杨弋说。经过大量艰苦的工作，考古队根据陵墓规模和建筑形制、墙皮敷色区别等，从数百座陵墓中辨认出史书中有明确陵号记载的9座帝陵。然而，这9座帝陵分别归属哪位帝王，迟迟没有定论。

　　1974年，西夏陵迎来了西夏学学家、语言文字专家李范文。他的面前，是堆积如山的残碑碎片：仅7号陵周边就有3270块，最小的只有指甲盖大小，文字还因风化而残缺不全。但李范文深知，这些碎片是解开西夏历史的钥匙。因此，他蹲守西夏陵数载，在寒来暑往中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清洗、编号、比对，试图从破碎的线索中拼出历史的真相。

　　历史性的一刻，终于在1978年到来。一块拼合的关键西夏文碑额上，出现了16个西夏文篆书：“大白高国护城圣德至懿皇帝寿陵志铭”。这印证了7号陵是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宗仁孝的寿陵，而这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座可以确定主人的陵墓。

　　这一发现不仅破解了7号陵的身份之谜，也让西夏陵从“无名墓群”变成有明确纪年的皇家陵园，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关键坐标。

 

　　此后的半个世纪中，西夏陵田野调查和考古发掘工作持续开展，逐步揭开了西夏陵的神秘面纱。其中，1972年到1975年，通过对6号陵地宫的发掘，明确了西夏帝陵的墓葬结构、陵塔与墓室的相对关系等；2000年至2001年，通过对3号陵地面遗迹的清理，探明了陵园的平面结构，出土了大量建筑构件，厘清了陵园的建筑方式；2024年，通过对3处防洪墙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明晰了西夏陵防洪设施的建造方法和类型……随着研究的深入，西夏陵的遗存情况、选址依据、陵园结构、形制布局、陵寝制度等逐渐清晰。

　　西夏陵有9座帝陵、271座陪葬墓、5.03公顷北端建筑遗址、32处防洪工程遗址，划定的遗产保护区近40平方公里，遗产缓冲区超4 0 0平方公里，规模十分宏大。同时，西夏陵继承了唐宋陵园的基本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再创造。西夏陵区管理处副主任张艺明说，西夏陵整体呈现出 “承唐仿宋，同时融汇创新”的特点。

　　在选址上，西夏陵借鉴北宋盛行的《地理新书》中陵墓选址山水形胜观念，西北方依靠贺兰山的雄伟山势，东面远眺当时的都城兴庆府与黄河水系，遵循了“背山面水” 的中原王朝传统选址理念。

　　9座帝陵面积虽大小不一，但陵寝布局遵循着相似的规制：每座帝陵均呈倒“凸”字形平面分布，以陵城为核心结构，陵城四面墙体的中部都设有门阙。陵城内部，献殿、鱼脊状墓道封土、最高达20余米的陵塔等建筑遗存依次排列，并保存了陵城的轴线对称结构。这一布局与中原地区的唐陵、宋陵相似，但在细节上有所差异。“陵城外增设月城，缩短了神道长度；献殿、墓道封土、墓室、陵塔构成北偏西的另一条轴线，融合了党项民族‘鬼神居中’、以避鬼神的传统信仰；墓室不在陵塔之下，在陵塔南10米处；陵塔并非北宋陵园的覆斗式陵台，而是密檐式多层实心高塔。”张艺明说。

　　陵区献殿、陵城南门等建筑遗址的柱洞显示，陵墓建构采用了中原地区传统木结构建筑形式；现存规模最大的3号陵陵城，在城门、角阙等建筑中不仅使用了中原王朝的 “阙”，而且为“天子三出阙”的最高礼制，完全符合中原文化的帝王规制。“陵区的屋面结构显示，它在中原王朝木质建筑的建造基础上，承袭了辽代流行的减柱法和移柱法，使室内更为宽敞。”杨弋说。

　　陵区出土的迦陵频伽，又称妙音鸟，是佛教中的神鸟。在佛经记载中，妙音鸟能给人带来幸福，陕西省唐代法门寺地宫、宋陵中宋太宗永熙陵北的李后陵均有它的身影。迦陵频伽折射出西夏对佛教的推崇。建筑构件绿釉鸱吻，形体高大，既与同时期中原地区的鸱吻相似，又具有龙头比例更大、鱼尾分叉等方面的独创性。雕龙栏柱，柱身三面浅浮雕盘龙戏珠图案，受中原文化影响，西夏陵建筑构件中常见龙的形象，反映了西夏对中原龙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出土的近4000块残碑，碑刻包含西夏的君主世系、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宗教信仰等方面历史信息，碑刻为汉文、西夏文双语，被视为“民族深度融合的铁证”。

　　种类繁多的瓷片，既有产自耀州窑的青釉印花瓷盘，也有景德镇湖田窑的精品瓷器；出土的钱币，充分反映了西夏时期宋夏之间商贸的繁荣。

　　用于驮碑的石雕力士志文支座，不同于中原文化常见的龟砆座，力士面部呈现出颧骨高突、粗眉上翘、双眼圆睁外突的胡人风貌，兼有突厥石人、佛教力士和汉族碑座风格。 3尊泥塑人像，曲发深目、鼻梁略耸，与文献记载的回鹘人形象较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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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夏陵见证了史书对于西夏记载的真实性，也见证了公元11至13世纪我国西北农牧交错地带多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录说。

　　但时至今日，西夏陵仍有许多“据推测”“无法判定”，许多未解之谜等待着后人的探索：剩下的8座帝陵主人分别是谁？北端建筑遗址有什么功能？墓室中是否还有文物？……在西夏陵研究发掘已取得丰硕成绩的当下，未来持续的工作将有助于丰富西夏文物资料，填补历史研究空白，让人更加理解中华文明的灿烂辉煌。

　　陪葬墓是西夏陵的重要组成部分，埋葬着西夏宗室和贵戚重臣。目前已发现271座陪葬墓。

　　一区：共有66座陪葬墓，多集中于1号陵、2号陵的东、西、北三侧约240米—700米范围内。

　　二区：共有67座陪葬墓，多散布在3号陵和1、2号陵之间。

　　三区：陪葬墓数量最多，共有118座，多分布于5、6号陵的东、南、西三侧。

　　四区：共有陪葬墓20座，大部分位于7、8、9号陵的南面。

　　相对于帝陵，陪葬墓的规模较小，形制简单，布局变化多样。

　　*从埋葬方式上看，西夏陵的陪葬墓分为单独埋葬以及两三个墓葬于同一墓城等不同的埋葬形式。单独埋葬的陪葬墓可分为无墓城的“无城一墓”和有墓城的“一城一墓”；同一墓城中还有表现一定主从关系的“一城双墓”或“一城三墓”。

　　*从地面建筑构成上看，可根据陪葬墓的布局结构分为A、B、C三型。

　　A型陪葬墓的布局结构最为复杂，此类型的陪葬墓均有四面围合的墓城，同时在墓城外也有不同的建筑。此型陪葬墓有 “一域一墓”“一域双墓”和“一域三墓”的埋葬形式。

　　B型陪葬墓有墓城，大多有照壁位于墓城南门之北，但无墓城外的建筑。此型陪葬墓有“一城一墓”“一城双墓”和“一城三墓”的埋葬形式。

　　C型陪葬墓无墓城，有墓冢，或亦有墓道封土。此型陪葬墓均为“无城一墓”的埋葬形式。

　　*墓冢依建筑结构和材料不同，又可分为夯土冢、积石冢及黄土夹石冢三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