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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29 摄影 / 董芳 撰文 / 田潇 人民画报
留住 传给下一个千年
今日的莫高窟依山傍水,隔着大泉河与对面的三危山遥遥相对。晨曦的大幕拉开,最先沐浴到阳光的是鸣沙山主峰。当群山亮起,依崖而建的莫高窟九层楼渐次清晰,陡峭的崖壁和一个个洞窟也随阳光倾泻显现。
《翟家碑》碑文描述莫高窟的景色时说:“溪聚道树,遍金地而森林。”唐代以后,敦煌地区沙漠化过程不断加深,公元366年乐僔杖锡行至的林野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干枯的河床和连绵不绝的流沙。 1600多年岁月流逝,饱受风沙侵蚀的莫高窟还在,它蕴含的创新创造基因被不断激活,也在将中华文明历史引向深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代相传。
“好多病害已经修掉了,目前在处理的病害是起甲和空鼓。塑像去年也修完了。”在莫高窟第55窟,敦煌研究院壁画修复师殷志宏说。
10世纪前后,中原大地上战乱不断,地处边陲的敦煌,相对来说比较安定。当时统治这一地区的曹氏家族笃信佛教,在莫高窟开凿了不少规模较大的洞窟,曹氏在敦煌创造了具有独特风格的佛教文化,在莫高窟第55窟,依稀可见当时开窟的盛况。
千余年时光已过,在对第55窟进行保护修复前,此窟内酥碱或空鼓使壁画大片脱落,起甲后的壁画颜料层翻翘成无数的鱼鳞片,原本生动的佛像变得模糊。为了让第55窟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真实长久地传递下去,从2022年开始,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技术服务中心的部分工作人员便沉浸在第55窟的“面壁”作业中。
“现代文物保护奉行的是最小干预原则,莫高窟第55窟的保护修复所用的材料和工艺,都是可逆的,尽量做到修旧如旧,避免‘保护性’破坏,如果技术达不到要求,宁愿先放着。未来可能有更新的材料、更好的修复方法,要为未来的修复留下空间。”殷志宏介绍到,和其他洞窟的保护修复一样,在对莫高窟第55窟实施文物保护之前,严格执行了一套程序。首先要对其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进行全面认知与评估,对壁画保存现状详尽调查与记录,并对其所处环境进行监测,同时要对其制作材料、病害机理进行科学分析,由分析结论指导修复材料及工艺的筛选。从而制定保护修复方案,并实施保护工程。遵循这套文物保护的程序尤其重要。
敦煌壁画展现了丰富细致的内容和复杂宏大的场面。殷志宏表示,对文物要有敬畏之心,只有了解壁画的历史和价值,才能用心保护它。文物不可再生,所以文物的安全是第一位的。
壁画修复步骤
莫高窟壁画地仗层中的可溶盐含量较高,易产生空鼓和酥碱等病害。修复时,先在没有画面层的位置布设灌浆孔,然后对周围有裂缝的地方进行临时性封护,避免浆液透过裂缝漏出污染画面。灌浆后,表面没有漏浆,便可以去除绵纸。之后将脱盐板敷到画面表面,用脱盐架固定画面层,进行吸附脱盐。最表面一层的吸附脱盐材料每天都要进行更换,通过测试脱盐纸张上所吸附的钠离子含量,判断脱盐进度,同时还要测量灌浆区域的温度与周围的温度差来确定内部浆液的凝固程度。之后封闭灌浆口,最后还要进行二次脱盐,因为水分带着盐来到壁画表面时,洗盐板会把大多数盐分和水分吸到脱盐材料上,但还有少量盐分停留在画面层上。
“起甲和酥碱是壁画中最常见的病害。”殷志宏告诉记者,酥碱是在水盐运移作用下地仗层产生的一种病害,轻则引起地仗疏松,严重时会引起地仗层脱落,比较难治理。对于壁画这样脆弱的文物来说,修复极其需要耐心和专注,除非病害面积大,需要两到三人合作完成,更多时间里,大家都在各自的天地里独自“面壁”。
第55窟的一处角落,一位修复师正在修复起甲,只见他将瓶嘴从侧面插进起甲的壁画后面,小心地注入一种由有机硅和丙烯酸混合而成的黏合剂,再用修复刀垫着棉纸把这块壁画回贴压实。
“修起甲的时候心要静,架子尽量别动。心静不下来,打的溶液多了,容易引起壁画颜料层的错位,再想恢复原貌很难。因为壁画已经变软,更甚者会变成粉状。在修复时我们要保留洞窟里所有的历史信息。”殷志宏说。
起甲是常见病害,就算是非常熟练的修复师,一天最多也只能修一块巴掌大小的壁画。修复空鼓则更慢,因为工序更多也更复杂。仅是防护、灌浆和等待干燥就需要花去几天的时间。干燥完成之后,还需要进行脱盐处理。壁画修复师是壁画的医生,面对的是不会说话的“病人”。
“这个过程虽然慢,但是急不来。如果没有把握、没有研究清楚、没有完整的工艺和材料实验结论,贸然去修的话,会出现一系列问题。”殷志宏说。第55窟是敦煌莫高窟大型洞窟之一,壁画面积500余平方米。这样一个洞窟,七八个人的团队可能需要4到5年才能基本完成修复工作。
张瑞瑞刚来莫高窟时便跟着殷志宏学习壁画修复。她说,初当学徒只能在模拟试块上反复练习,先做最基础的训练,达到一定水平后才可以进窟,给师父打下手,观察学习师父如何修复壁画。之后可以在壁画的边缘练手、练眼,因为如果手部的稳定性不足,遇到壁画颜料层胶结老化,修复时,有可能会对壁画造成不可逆的损坏。
“很多壁画的病害很隐蔽,不在表层,肉眼看不见,比如灌注的浆液会流到什么地方,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这是需要丰富的经验才能判断出来,也需要很好的工具。”殷志宏说。
修复师们的百宝箱里琳琅满目,不同的针头、针管治不同的病,有的用于修复起甲,还有的用于地仗层加固;带气囊的针筒是标配之一,是最基础的修复工具;有的修复工具必须由修复师亲手制作,因为每个人的手势习惯、手的大小、力道都不同,自己做的工具才最趁手。
提起壁画修复的意义,殷志宏说:“我们修复过的文物,至少可以再稳定地保存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如此,后人便还可以欣赏到它们的美。”
在敦煌,像殷志宏这样的壁画修复师有100余人。莫高窟现存壁画4.5万平方米,经过近80年的经验积累,敦煌研究院已形成了成套的壁画保护技术和科学流程。莫高窟最大的敌人是时间,而时间也让莫高窟更有价值。让莫高窟保存的长久一些,再久一些,是所有莫高人的初心。
壁画的常见病害类型
酥碱:壁画地仗中的可溶盐在潮湿环境下反复溶解和结晶,导致地仗层结构破坏和酥松粉化,是壁画中最严重、最难治理的病害之一。
空鼓:一种指颜料层空鼓,即壁画颜料层以小疱状鼓起而脱离壁画地仗;另一种是重层壁画空鼓,由于重层壁画之间结合不牢,大范围的互相脱离而空鼓;还有一种是壁画地仗空鼓,即壁画颜料层连同地仗层一起大范围的脱离岩面。
起甲:壁画底色层或颜料层发生龟裂,进而呈鳞片状卷翘,甚至脱落。
变色:颜料一旦变色,就会完全改变壁画本来的艺术效果。同时,颜料一旦变色,无法恢复其本来颜料的颜色。敦煌壁画中的蓝色颜料和绿色颜料都比较稳定,最易变色的是红色颜料中的铅丹。
再造 倾听历史的回响
在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之前的近四百年,莫高窟无人看管维护,莫高窟文物的保存受到多种风险影响和威胁。为了守护光辉灿烂的敦煌文化,除了做好文物本体的保护修复外,敦煌研究院也在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采集、存储、加工敦煌石窟的文物数据,让敦煌文物在数字世界拥有新的生命。
“通过软件控制,这台第四代壁画高保真自动拍摄设备会按照设定的参数和次序分幅拍摄,记录下整个壁面信息。”在莫高窟第341窟,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的张涛说。
拍摄的壁面图像被实时传输至电脑端,一旁,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的余音在屏幕前检查着图像。
“因为要把每张图片放大至100%,所以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洞窟里的细节。像当时画匠在画人物时,可能把手指画粗了,脚趾画得不像,都可以看出来,很有趣。”余音说,“每个洞窟的大小、形制、风格各有特色,不同朝代的审美不同,千佛更有千姿,数据采集工作都是一窟一方案。”
数据采集只是打造数字化莫高窟的第一步。要实现壁画的数字化永生,图像经采集后还要进行拼接。人工一天能拼接大约20张照片,近两个月才能拼出一个壁面,拼接误差要控制在毫米级,就连人物的根根发丝,都要做到“无缝衔接”。之后再进行定位纠正,以确保不会发生形变。
彩塑的三维重建,则可以用海量数据来形容,仅仅是莫高窟第45窟一米多高的主佛雕塑,在电脑软件中重建所用的三角面就有四百多万个;莫高窟第158窟的涅槃像身长15.6米,三维重建该窟耗时两年,三角面达上亿个。
2006年4月,敦煌研究院成立数字中心(后更名为文物数字化研究所),主要承担敦煌石窟及相关文物的数字化技术研究与应用工作,经过持续不断的试验、探索和研究,攻克了如何在复杂洞窟环境中精确地布光、如何针对不同曲率变化的壁画获取高质量的图像、如何控制图像拼接产生的形变等系列技术难题,并最终形成了一整套集合数字图像采集、色彩管理、图像拼接、图像定位纠正和数据存储等的壁画数字化关键技术和工作规范。
千年来,文物每天都在老化。如何实现“永久保存、永续利用”,一直是文保专家所面临的难题。对敦煌研究院来说,文物数字化不是终点,而是开始。或许有一天,石窟壁画等文物会从人类呼吸的世界离开,但一个多元化与智能化相结合的石窟文物数字化资源库,可以让敦煌石窟信息永久保存,让后代永续利用。
在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艺术家们正在重现莫高窟第172窟的盛唐气象。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韩卫盟是莫高窟第172窟复原性临摹项目的负责人,在敦煌研究院的海外展览计划中,复原性临摹的第172窟备受关注。
莫高窟第172窟建于盛唐,南北两壁各有一幅巨型壁画,是大唐盛世壁画艺术的典范之作,但不少壁画内容已经变色模糊,甚至缺失。从2016年开始,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的十多位艺术家联手对其进行整窟复原临摹。这也是敦煌研究院首个整窟复原临摹项目。
临摹,是莫高窟预防性保护的重要举措之一。现状性临摹、整理性临摹、复原性临摹等都是临摹的重要方式。复原性临摹是指再现壁画初绘时期的造型特点、线条形式、色泽面貌的一种临摹方法。1955年,原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完成了第130窟《都督夫人礼佛图》的研究性复原临摹,这成为复原临摹的典范之作。“为了把这幅画临摹好,我做了很多研究对比工作。形象不清处,要从其他相似且保存完整的地方去找根据,并反复考证,再将其补全。总之复原临摹不能随意添补,必须有历史依据,做到物必有证。”段文杰在回忆录里这样写到。段文杰为后人抢救并保存了一幅唐代大幅仕女图,而他总结的壁画临摹方法一直沿用至今。
韩卫盟说:“第172窟复原临摹的难点在于有些壁画颜色已经发黑。”而面对发黑的原作,艺术家们心中自有色彩。“复原临摹是研究的过程,也是和古人对话的过程。在形体准确的基础上,解码色彩的配置,和文献资料相结合,壁画原作的精、气、神会一点点在临摹作品上呈现出来。”
第172窟的西壁佛龛内塑有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付祥波负责的一尊天王塑像也到了着色的阶段。这尊天王原型的头、手臂、手为民国时期后补,颜色也在民国时期重新涂了一遍。
“以前只接触了塑,色彩这块接触得少,所以需要恶补。” 付祥波接触着色仅两个多月,度过了一段煎熬的时间。“在这里,每个人对古人用色都有自己的理解,也都有各自的用色习惯。就像铅丹,有人鼓励用铅丹,有人不太鼓励用铅丹,最终的选择还是要由自己来确定。”他制作色卡,在同时期的石窟里寻找参照,在平板电脑上试色,向同事请教。塑像有单独的空间,付祥波却在壁画临摹室里为塑像上色。
“在这里,他可以看到周围的人如何为壁画着色,也能和大家多一些交流,潜移默化中,颜色的使用会越来越舒服。” 韩卫盟说。
临摹是一个约束自我个性的过程。段文杰曾对敦煌的青年画家们说:“先收起艺术家的浪漫和激情。喝惯这里的水,吃惯这里的饭,临摹十年,再谈创作。”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都沿着这条路一步步进入莫高窟的世界。
2003年,韩卫盟从西安美术学院油画专业毕业后来到敦煌。2012年,韩卫盟去日本留学回来后,才懂得了莫高窟的好。 “我发现日本人还在学唐代中国传过去的技法。所以回来以后,我觉得还是要了解我们古人的技法,读懂我们的壁画,但能多大程度上走近古人,那就看自己的修行了。”
“172窟复原临摹完成后,我们再去洞窟里看,读出来的内容可能会更多,因为每次进窟都有不一样的情感,会触发内心不同的点。”在韩卫盟看来,每次进入洞窟“面壁”,都是观照自我的过程,壁画内容本身也会触动内心,使内心更加平静。临摹,也是与千年前的匠人心意相通的过程。
“毕竟不是最开始画这些壁画的人,所以我们也是在尽可能地接近当时的风格,让整体趋于和谐。”重现第172窟的盛唐气象,是他们共同的期待。
弘扬 让文明得以永恒
清晨短暂的寂静被一辆辆运送游客的大巴车打破,莫高窟的一天又开始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进入洞窟,莫高窟营造的千年时光,在讲解员的讲述中变得鲜活而生动;在“莫高学堂”,游客通过学习矿物颜料的古法研制、壁画修复,体验千年前的古人在莫高窟洞窟中如何“面壁”;在与莫高窟隔河相望的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8个1:1复制窟,留给了观众更多的时间欣赏从北凉到元的石窟艺术。
陈唯是陈列中心的一名讲解员,为游客讲解完专题展后,她在一楼大厅的展柜前边读书边留意着周围游客参观的情况。工作近两年,讲解过程中,陈唯经常会遇到游客提问,她偶尔会回答不上来,所以巡馆或者休息时,她就会抓紧时间学习。“研究院资料中心收藏着丰富的敦煌学图书资料,也有学者们最新的研究成果,总能找到答案。”陈唯说。
以敦煌石窟和藏经洞出土文物等为主要内容的敦煌文化,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是研究我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珍贵史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研究和弘扬敦煌文化,既要深入挖掘敦煌文化和历史遗存背后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要揭示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精神支撑。”
2024年1月,“百卷本”《敦煌石窟全集》第二卷《莫高窟第256、257、259窟考古报告》正式出版。每个壁画人物飘带的形状、每尊彩塑残损的缺口……考古报告记录了洞窟的个细节,而这一卷倾注了考古研究所学者们十三年的心血。万丈高楼平地起。敦煌的学术史中,始终有这样一群人在从事最基础的研究工作。历史赋予他们的学术使命就是铺设研究的地基,犹如为一座城市建造地下工程。今天,涉及历史、考古、艺术、文物保护等多学科的敦煌学已取得规模巨大的研究成果。2024年8月27日,集结了全球范围内敦煌学研究成果和一手资料的敦煌学研究文献库正式上线,这为全球学者搭建了一个开放、共享的学术资源平台,也为全球敦煌学的发展以及敦煌研究院“高地”“典范”的建设注入新的动力。
敦煌学研究文献库是“数字敦煌”的一员。这些年,敦煌研究院为传承弘扬敦煌文化,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运用海量数字资源打造多形式、多内容的数字文化产品,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让文物和文化遗产焕发光彩、永续发展。
登录“数字敦煌”资源库,1∶1实景洞窟三维模型的构建,将远在大漠中的千年瑰宝展现在世人面前;进入“数字藏经洞”,用户可“穿越”至晚唐、北宋、清末等时期;在“寻境敦煌—数字敦煌沉浸展”展厅,游客可以沉浸式感受莫高窟第285窟“万神殿”。
“数字敦煌”已经成为弘扬敦煌文化的重要窗口和品牌。各类艺术展览、学术活动等正走进国内各个城市以及美国、法国、意大利、土耳其等国家和地区,在促进文明交流、增进民心相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久前,“敦煌文化环球连线·走进中华文明(美国、巴哈马专场)”交流活动成功举办。敦煌研究院首次将“数字藏经洞”“寻境敦煌—数字敦煌沉浸展”等创新数字文化产品带到海外展览中,为外国观众带来了别开生面的沉浸式文化体验。
敦煌文化的灿烂,是世界各族文化精粹的融合,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源远流长不断融会贯通的典范,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守护好、研究好、发展好、弘扬好敦煌文化,是人类心之所向。从敦煌出发,把中华文明历史引向深入,让敦煌文化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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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29 摄影 / 董芳 撰文 / 田潇 人民画报
留住 传给下一个千年
今日的莫高窟依山傍水,隔着大泉河与对面的三危山遥遥相对。晨曦的大幕拉开,最先沐浴到阳光的是鸣沙山主峰。当群山亮起,依崖而建的莫高窟九层楼渐次清晰,陡峭的崖壁和一个个洞窟也随阳光倾泻显现。
《翟家碑》碑文描述莫高窟的景色时说:“溪聚道树,遍金地而森林。”唐代以后,敦煌地区沙漠化过程不断加深,公元366年乐僔杖锡行至的林野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干枯的河床和连绵不绝的流沙。 1600多年岁月流逝,饱受风沙侵蚀的莫高窟还在,它蕴含的创新创造基因被不断激活,也在将中华文明历史引向深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代相传。
“好多病害已经修掉了,目前在处理的病害是起甲和空鼓。塑像去年也修完了。”在莫高窟第55窟,敦煌研究院壁画修复师殷志宏说。
10世纪前后,中原大地上战乱不断,地处边陲的敦煌,相对来说比较安定。当时统治这一地区的曹氏家族笃信佛教,在莫高窟开凿了不少规模较大的洞窟,曹氏在敦煌创造了具有独特风格的佛教文化,在莫高窟第55窟,依稀可见当时开窟的盛况。
千余年时光已过,在对第55窟进行保护修复前,此窟内酥碱或空鼓使壁画大片脱落,起甲后的壁画颜料层翻翘成无数的鱼鳞片,原本生动的佛像变得模糊。为了让第55窟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真实长久地传递下去,从2022年开始,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技术服务中心的部分工作人员便沉浸在第55窟的“面壁”作业中。
“现代文物保护奉行的是最小干预原则,莫高窟第55窟的保护修复所用的材料和工艺,都是可逆的,尽量做到修旧如旧,避免‘保护性’破坏,如果技术达不到要求,宁愿先放着。未来可能有更新的材料、更好的修复方法,要为未来的修复留下空间。”殷志宏介绍到,和其他洞窟的保护修复一样,在对莫高窟第55窟实施文物保护之前,严格执行了一套程序。首先要对其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进行全面认知与评估,对壁画保存现状详尽调查与记录,并对其所处环境进行监测,同时要对其制作材料、病害机理进行科学分析,由分析结论指导修复材料及工艺的筛选。从而制定保护修复方案,并实施保护工程。遵循这套文物保护的程序尤其重要。
敦煌壁画展现了丰富细致的内容和复杂宏大的场面。殷志宏表示,对文物要有敬畏之心,只有了解壁画的历史和价值,才能用心保护它。文物不可再生,所以文物的安全是第一位的。
壁画修复步骤
莫高窟壁画地仗层中的可溶盐含量较高,易产生空鼓和酥碱等病害。修复时,先在没有画面层的位置布设灌浆孔,然后对周围有裂缝的地方进行临时性封护,避免浆液透过裂缝漏出污染画面。灌浆后,表面没有漏浆,便可以去除绵纸。之后将脱盐板敷到画面表面,用脱盐架固定画面层,进行吸附脱盐。最表面一层的吸附脱盐材料每天都要进行更换,通过测试脱盐纸张上所吸附的钠离子含量,判断脱盐进度,同时还要测量灌浆区域的温度与周围的温度差来确定内部浆液的凝固程度。之后封闭灌浆口,最后还要进行二次脱盐,因为水分带着盐来到壁画表面时,洗盐板会把大多数盐分和水分吸到脱盐材料上,但还有少量盐分停留在画面层上。
“起甲和酥碱是壁画中最常见的病害。”殷志宏告诉记者,酥碱是在水盐运移作用下地仗层产生的一种病害,轻则引起地仗疏松,严重时会引起地仗层脱落,比较难治理。对于壁画这样脆弱的文物来说,修复极其需要耐心和专注,除非病害面积大,需要两到三人合作完成,更多时间里,大家都在各自的天地里独自“面壁”。
第55窟的一处角落,一位修复师正在修复起甲,只见他将瓶嘴从侧面插进起甲的壁画后面,小心地注入一种由有机硅和丙烯酸混合而成的黏合剂,再用修复刀垫着棉纸把这块壁画回贴压实。
“修起甲的时候心要静,架子尽量别动。心静不下来,打的溶液多了,容易引起壁画颜料层的错位,再想恢复原貌很难。因为壁画已经变软,更甚者会变成粉状。在修复时我们要保留洞窟里所有的历史信息。”殷志宏说。
起甲是常见病害,就算是非常熟练的修复师,一天最多也只能修一块巴掌大小的壁画。修复空鼓则更慢,因为工序更多也更复杂。仅是防护、灌浆和等待干燥就需要花去几天的时间。干燥完成之后,还需要进行脱盐处理。壁画修复师是壁画的医生,面对的是不会说话的“病人”。
“这个过程虽然慢,但是急不来。如果没有把握、没有研究清楚、没有完整的工艺和材料实验结论,贸然去修的话,会出现一系列问题。”殷志宏说。第55窟是敦煌莫高窟大型洞窟之一,壁画面积500余平方米。这样一个洞窟,七八个人的团队可能需要4到5年才能基本完成修复工作。
张瑞瑞刚来莫高窟时便跟着殷志宏学习壁画修复。她说,初当学徒只能在模拟试块上反复练习,先做最基础的训练,达到一定水平后才可以进窟,给师父打下手,观察学习师父如何修复壁画。之后可以在壁画的边缘练手、练眼,因为如果手部的稳定性不足,遇到壁画颜料层胶结老化,修复时,有可能会对壁画造成不可逆的损坏。
“很多壁画的病害很隐蔽,不在表层,肉眼看不见,比如灌注的浆液会流到什么地方,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这是需要丰富的经验才能判断出来,也需要很好的工具。”殷志宏说。
修复师们的百宝箱里琳琅满目,不同的针头、针管治不同的病,有的用于修复起甲,还有的用于地仗层加固;带气囊的针筒是标配之一,是最基础的修复工具;有的修复工具必须由修复师亲手制作,因为每个人的手势习惯、手的大小、力道都不同,自己做的工具才最趁手。
提起壁画修复的意义,殷志宏说:“我们修复过的文物,至少可以再稳定地保存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如此,后人便还可以欣赏到它们的美。”
在敦煌,像殷志宏这样的壁画修复师有100余人。莫高窟现存壁画4.5万平方米,经过近80年的经验积累,敦煌研究院已形成了成套的壁画保护技术和科学流程。莫高窟最大的敌人是时间,而时间也让莫高窟更有价值。让莫高窟保存的长久一些,再久一些,是所有莫高人的初心。
壁画的常见病害类型
酥碱:壁画地仗中的可溶盐在潮湿环境下反复溶解和结晶,导致地仗层结构破坏和酥松粉化,是壁画中最严重、最难治理的病害之一。
空鼓:一种指颜料层空鼓,即壁画颜料层以小疱状鼓起而脱离壁画地仗;另一种是重层壁画空鼓,由于重层壁画之间结合不牢,大范围的互相脱离而空鼓;还有一种是壁画地仗空鼓,即壁画颜料层连同地仗层一起大范围的脱离岩面。
起甲:壁画底色层或颜料层发生龟裂,进而呈鳞片状卷翘,甚至脱落。
变色:颜料一旦变色,就会完全改变壁画本来的艺术效果。同时,颜料一旦变色,无法恢复其本来颜料的颜色。敦煌壁画中的蓝色颜料和绿色颜料都比较稳定,最易变色的是红色颜料中的铅丹。
再造 倾听历史的回响
在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之前的近四百年,莫高窟无人看管维护,莫高窟文物的保存受到多种风险影响和威胁。为了守护光辉灿烂的敦煌文化,除了做好文物本体的保护修复外,敦煌研究院也在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采集、存储、加工敦煌石窟的文物数据,让敦煌文物在数字世界拥有新的生命。
“通过软件控制,这台第四代壁画高保真自动拍摄设备会按照设定的参数和次序分幅拍摄,记录下整个壁面信息。”在莫高窟第341窟,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的张涛说。
拍摄的壁面图像被实时传输至电脑端,一旁,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的余音在屏幕前检查着图像。
“因为要把每张图片放大至100%,所以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洞窟里的细节。像当时画匠在画人物时,可能把手指画粗了,脚趾画得不像,都可以看出来,很有趣。”余音说,“每个洞窟的大小、形制、风格各有特色,不同朝代的审美不同,千佛更有千姿,数据采集工作都是一窟一方案。”
数据采集只是打造数字化莫高窟的第一步。要实现壁画的数字化永生,图像经采集后还要进行拼接。人工一天能拼接大约20张照片,近两个月才能拼出一个壁面,拼接误差要控制在毫米级,就连人物的根根发丝,都要做到“无缝衔接”。之后再进行定位纠正,以确保不会发生形变。
彩塑的三维重建,则可以用海量数据来形容,仅仅是莫高窟第45窟一米多高的主佛雕塑,在电脑软件中重建所用的三角面就有四百多万个;莫高窟第158窟的涅槃像身长15.6米,三维重建该窟耗时两年,三角面达上亿个。
2006年4月,敦煌研究院成立数字中心(后更名为文物数字化研究所),主要承担敦煌石窟及相关文物的数字化技术研究与应用工作,经过持续不断的试验、探索和研究,攻克了如何在复杂洞窟环境中精确地布光、如何针对不同曲率变化的壁画获取高质量的图像、如何控制图像拼接产生的形变等系列技术难题,并最终形成了一整套集合数字图像采集、色彩管理、图像拼接、图像定位纠正和数据存储等的壁画数字化关键技术和工作规范。
千年来,文物每天都在老化。如何实现“永久保存、永续利用”,一直是文保专家所面临的难题。对敦煌研究院来说,文物数字化不是终点,而是开始。或许有一天,石窟壁画等文物会从人类呼吸的世界离开,但一个多元化与智能化相结合的石窟文物数字化资源库,可以让敦煌石窟信息永久保存,让后代永续利用。
在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艺术家们正在重现莫高窟第172窟的盛唐气象。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韩卫盟是莫高窟第172窟复原性临摹项目的负责人,在敦煌研究院的海外展览计划中,复原性临摹的第172窟备受关注。
莫高窟第172窟建于盛唐,南北两壁各有一幅巨型壁画,是大唐盛世壁画艺术的典范之作,但不少壁画内容已经变色模糊,甚至缺失。从2016年开始,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的十多位艺术家联手对其进行整窟复原临摹。这也是敦煌研究院首个整窟复原临摹项目。
临摹,是莫高窟预防性保护的重要举措之一。现状性临摹、整理性临摹、复原性临摹等都是临摹的重要方式。复原性临摹是指再现壁画初绘时期的造型特点、线条形式、色泽面貌的一种临摹方法。1955年,原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完成了第130窟《都督夫人礼佛图》的研究性复原临摹,这成为复原临摹的典范之作。“为了把这幅画临摹好,我做了很多研究对比工作。形象不清处,要从其他相似且保存完整的地方去找根据,并反复考证,再将其补全。总之复原临摹不能随意添补,必须有历史依据,做到物必有证。”段文杰在回忆录里这样写到。段文杰为后人抢救并保存了一幅唐代大幅仕女图,而他总结的壁画临摹方法一直沿用至今。
韩卫盟说:“第172窟复原临摹的难点在于有些壁画颜色已经发黑。”而面对发黑的原作,艺术家们心中自有色彩。“复原临摹是研究的过程,也是和古人对话的过程。在形体准确的基础上,解码色彩的配置,和文献资料相结合,壁画原作的精、气、神会一点点在临摹作品上呈现出来。”
第172窟的西壁佛龛内塑有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付祥波负责的一尊天王塑像也到了着色的阶段。这尊天王原型的头、手臂、手为民国时期后补,颜色也在民国时期重新涂了一遍。
“以前只接触了塑,色彩这块接触得少,所以需要恶补。” 付祥波接触着色仅两个多月,度过了一段煎熬的时间。“在这里,每个人对古人用色都有自己的理解,也都有各自的用色习惯。就像铅丹,有人鼓励用铅丹,有人不太鼓励用铅丹,最终的选择还是要由自己来确定。”他制作色卡,在同时期的石窟里寻找参照,在平板电脑上试色,向同事请教。塑像有单独的空间,付祥波却在壁画临摹室里为塑像上色。
“在这里,他可以看到周围的人如何为壁画着色,也能和大家多一些交流,潜移默化中,颜色的使用会越来越舒服。” 韩卫盟说。
临摹是一个约束自我个性的过程。段文杰曾对敦煌的青年画家们说:“先收起艺术家的浪漫和激情。喝惯这里的水,吃惯这里的饭,临摹十年,再谈创作。”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都沿着这条路一步步进入莫高窟的世界。
2003年,韩卫盟从西安美术学院油画专业毕业后来到敦煌。2012年,韩卫盟去日本留学回来后,才懂得了莫高窟的好。 “我发现日本人还在学唐代中国传过去的技法。所以回来以后,我觉得还是要了解我们古人的技法,读懂我们的壁画,但能多大程度上走近古人,那就看自己的修行了。”
“172窟复原临摹完成后,我们再去洞窟里看,读出来的内容可能会更多,因为每次进窟都有不一样的情感,会触发内心不同的点。”在韩卫盟看来,每次进入洞窟“面壁”,都是观照自我的过程,壁画内容本身也会触动内心,使内心更加平静。临摹,也是与千年前的匠人心意相通的过程。
“毕竟不是最开始画这些壁画的人,所以我们也是在尽可能地接近当时的风格,让整体趋于和谐。”重现第172窟的盛唐气象,是他们共同的期待。
弘扬 让文明得以永恒
清晨短暂的寂静被一辆辆运送游客的大巴车打破,莫高窟的一天又开始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进入洞窟,莫高窟营造的千年时光,在讲解员的讲述中变得鲜活而生动;在“莫高学堂”,游客通过学习矿物颜料的古法研制、壁画修复,体验千年前的古人在莫高窟洞窟中如何“面壁”;在与莫高窟隔河相望的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8个1:1复制窟,留给了观众更多的时间欣赏从北凉到元的石窟艺术。
陈唯是陈列中心的一名讲解员,为游客讲解完专题展后,她在一楼大厅的展柜前边读书边留意着周围游客参观的情况。工作近两年,讲解过程中,陈唯经常会遇到游客提问,她偶尔会回答不上来,所以巡馆或者休息时,她就会抓紧时间学习。“研究院资料中心收藏着丰富的敦煌学图书资料,也有学者们最新的研究成果,总能找到答案。”陈唯说。
以敦煌石窟和藏经洞出土文物等为主要内容的敦煌文化,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是研究我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珍贵史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研究和弘扬敦煌文化,既要深入挖掘敦煌文化和历史遗存背后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要揭示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精神支撑。”
2024年1月,“百卷本”《敦煌石窟全集》第二卷《莫高窟第256、257、259窟考古报告》正式出版。每个壁画人物飘带的形状、每尊彩塑残损的缺口……考古报告记录了洞窟的个细节,而这一卷倾注了考古研究所学者们十三年的心血。万丈高楼平地起。敦煌的学术史中,始终有这样一群人在从事最基础的研究工作。历史赋予他们的学术使命就是铺设研究的地基,犹如为一座城市建造地下工程。今天,涉及历史、考古、艺术、文物保护等多学科的敦煌学已取得规模巨大的研究成果。2024年8月27日,集结了全球范围内敦煌学研究成果和一手资料的敦煌学研究文献库正式上线,这为全球学者搭建了一个开放、共享的学术资源平台,也为全球敦煌学的发展以及敦煌研究院“高地”“典范”的建设注入新的动力。
敦煌学研究文献库是“数字敦煌”的一员。这些年,敦煌研究院为传承弘扬敦煌文化,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运用海量数字资源打造多形式、多内容的数字文化产品,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让文物和文化遗产焕发光彩、永续发展。
登录“数字敦煌”资源库,1∶1实景洞窟三维模型的构建,将远在大漠中的千年瑰宝展现在世人面前;进入“数字藏经洞”,用户可“穿越”至晚唐、北宋、清末等时期;在“寻境敦煌—数字敦煌沉浸展”展厅,游客可以沉浸式感受莫高窟第285窟“万神殿”。
“数字敦煌”已经成为弘扬敦煌文化的重要窗口和品牌。各类艺术展览、学术活动等正走进国内各个城市以及美国、法国、意大利、土耳其等国家和地区,在促进文明交流、增进民心相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久前,“敦煌文化环球连线·走进中华文明(美国、巴哈马专场)”交流活动成功举办。敦煌研究院首次将“数字藏经洞”“寻境敦煌—数字敦煌沉浸展”等创新数字文化产品带到海外展览中,为外国观众带来了别开生面的沉浸式文化体验。
敦煌文化的灿烂,是世界各族文化精粹的融合,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源远流长不断融会贯通的典范,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守护好、研究好、发展好、弘扬好敦煌文化,是人类心之所向。从敦煌出发,把中华文明历史引向深入,让敦煌文化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