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是中国11世纪—13世纪以党项族为主体，以汉族为重要民族构成，同时有回鹘、吐蕃等民族参与的王朝，其疆域涵盖今宁夏、甘肃大部，青海、内蒙古以及陕西的一部分地区。在近两个世纪的发展中，西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继承、效法中原王朝，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社会发展进步很快，在推动中华文明传播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制度和礼制方面，西夏效法中原。

　　早在李元昊建立西夏王朝前，其父李德明便追尊自己的父亲李继迁为太祖应运法天神智仁圣至道广德光孝皇帝，庙号武宗。后李元昊追谥李德明曰光圣皇帝，庙号太宗，墓号嘉陵。这些谥号、庙号和陵号都源自中原王朝。

　　西夏与宋朝的密切来往中，相互吊祭皇帝和太后的丧事成为双方重要的礼仪。据《宋史·夏国传》记载，宋朝皇帝或皇太后去世时，西夏派使臣前往吊祭，西夏皇帝或太后去世时，宋朝也派吊祭起复使等官员到西夏吊唁。

　　西夏的职官制度仿效宋朝，在传统汉文史书已有记载，而西夏陵出土的碑文提供了实物确证：西夏文残碑文中有 “上柱国”的称谓，汉文碑文有“柱国”的称谓，证实西夏设有勋官；西夏文和汉文残碑中都有“金紫光禄大夫”，表明西夏存在阶官制度。这些发现既补充了西夏职官制度的重要内容，也彰显出西夏不仅在职事官体系上承袭中原传统，而且在勋官、阶官设置上同样延续了中原王朝体制。

　　近年来，在陕北和内蒙古交界处出土了一批唐代至宋初党项族贵族的墓志刻石，反映了党项族吸纳了中原地区的丧葬形式：本民族火葬的习俗吸收了中原地区的土葬形式，将土葬和火葬结合，有了家族墓地；葬礼有大量番、汉人员共同参加，表现出不同民族之间密切交往的融洽关系。

　　民族间的交融，更深植于日常的经济生活与社会联系之中。

　　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设有专门条款，规范与宋、辽等朝的贸易活动，如第十九卷“供给驮门”中有关与宋朝、辽朝的贸易条款，规定西夏的皇城司和三司前往宋朝、辽朝贸易者，所用骆驼由群牧司分给。这证明与中原王朝的经贸交流是受西夏法律保障与管理的常态行为。

　　出土的社会文书更为我们揭示了基层社会民族融合的鲜活图景。西夏户籍显示，户主既有党项族，也有汉族，婚姻不乏跨民族婚姻。例如，据一页西夏文草书户籍残卷记载，一个存有30户的户籍，就登记了4户党项族和汉族通婚的家庭：3户家庭中的丈夫是党项族，妻子是汉族；1户家庭的丈夫是汉族，妻子是党项族。这些对西夏社会基层的记录，是西夏社会民族“水乳交融”最为真实、直接的证据。此外，西夏文契约的订立方与参与方，不仅有党项族、汉族，还有契丹族以及回鹘、柔然的后裔，表明他们在日常经济活动中依据共同规则建立了紧密的社会网络。

　　西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尊崇，是民族交融在精神层面的集中体现。

　　西夏文创制的一个重要作用是翻译汉文著述，在西夏传播中华文明的精粹。早在西夏建立之时，李元昊就组织人员把中原的儒家经典翻译成西夏文。出土文献中，中原的儒学著作《论语》《孟子》《孝经》，兵书《孙子兵法》《六韬》《三略》《将苑》，类书《类林》等均被译为西夏文；同时，西夏还编纂了不少仿中原地区的通俗类著作，展现了对中原文化的系统吸纳。西夏的第五代皇帝仁孝更是尊孔子为“文宣帝”，令各州郡皆要立庙祭祀。西夏陵7号陵出土的西夏文残碑中有“夫子”一词，在这里便指孔子。

　　为促进民族交流，西夏还编纂了《番汉合时掌中珠》这

　　一西夏文和汉文对照的词语集，其作者在序言中明确提出：

　　“不学番言则岂合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体现了对民族间加强文化交流的重视。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据其颁律表可知当时还存在汉文本，可见制度层面的多语言应用。

　　不仅如此，西夏对自身文化的溯源更指向了中华民族的共同起源。西夏陵6号陵汉文残碑中有“轩辕”一词，结合西夏文文献《圣立义海》《孙子兵法》等文献中有关黄帝、轩辕的记载，进一步证实西夏崇敬轩辕这位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并在西夏陵这一高等级建筑的碑文中有明确的体现，这不仅反映出西夏在文化溯源上对中华民族共同祖先的认同，还体现出在当时的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大背景下，中原文化的重要元素已深深扎根于西夏文化之中。

　　在多民族艺术融合方面，西夏亦成就斐然。敦煌莫高窟和瓜州榆林窟等河西石窟中，西夏早期壁画，承袭五代及宋风格；中期以后，在学习宋代艺术成就和吸收回鹘壁画风格的同时，逐渐形成本民族的特点；中后期藏传佛教的影响进入洞窟，藏式佛画开始流行，将中国多民族艺术熔于一炉。

　　西夏历史文化充分表明，中华文明的发展史，正是一部各民族相互学习、共同进步的交往交流交融史。西夏以其自身的丰富实践，生动诠释了各民族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凝聚共识，共同塑造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格局。

（撰文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图片由撰文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