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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7-05 特约撰文 陈平原
唐宋前僻居一隅的广东，明代以后方才急起直追，其逐渐崛起的身姿，可作为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的象征来解读。很长一段时间里，岭南在经济与文化上远不及中原地区，可晚清以降，广东人的所作所为实在是可圈可点。梁启超写过一篇《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大意是说：就中国史观之，僻居岭南的广东有如鸡肋；就世界史观之，地处交通要道的广东至关重要。正因与海外交通的便利，广东人养成了剽悍活泼、进取冒险的性格。
岭南文化的特质是什么？我自己更倾向于感性的描述——如注重实用，少讲排场，理性低调，灵活机动，不欣赏吊死在一棵树上，也不追求“不到黄河心不死”。
在十年前，我写的《“三足”能否“鼎立”——都市文化的竞争与对话》文章中，曾谈到穗深港三大城。单就人口规模而言，广州1270万，深圳1035万，香港710万，都是特大型城市；金融实力及人均产值，香港遥遥领先，可三城间的差距正日渐缩小。广深港高铁建成后，从广州经深圳到香港，全长142公里，只需48分钟。集中三座同样有岭南文化基因的国际性大都市，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如此壮观景象，令人满心期待—三城间如何通力合作、携手前行，好戏连台。今天看来，此设想必须修正，加上澳门，这大湾区的图画方才更完美。
所谓共同的方言、习俗与文化记忆，大致指向其同属传统意义上的“岭南文化”。对于岭南文化的特质，我相信十个人会有十种说法，且都有其道理。我自己更倾向于感性的描述——如注重实用，少讲排场，理性低调，灵活机动，不欣赏“在一棵树上吊死”，也不追求“不到黄河心不死”。广州在大一统时代从来不曾做过帝都，对日常生活、经济运作、文化创造起决定性影响的，往往是民间的立场、民间的力量、民间的趣味。
广州人的自信与从容，使其敢于肯定“粤语”作为一种方言的“正能量”。当下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方言都已退出课堂乃至文坛，而只在日常生活中流通的方言，无法参与到日新月异的学术、思想、文化建设中。因为香港、澳门的存在，加上珠三角强大的经济实力，粤语至今还能“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保持其鲜活的状态。从长远来看，这是巨大的财富——“开眼看世界”的同时，能不能“低头思故乡”，这是判断一个城市的文化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这里所说的“故乡”，既包括典籍文化、衣食住行，也包括语言表达、精神状态等。
岭南文化并非活化石，而是在不断蜕变中获取新生。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移民进入广东，尤其是经济发达的珠三角。一个偶然的机会，听一位彝族朋友说，在珠三角打工的来自四川和云南的彝族人有30万，他们基本保留原先的文化及生活方式，还举行了火把节，这真让我大吃一惊。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广东常住人口达到1.26亿人，连续14年居全国首位，占全国人口总量8.93%。广东的流动人口数量也最为庞大，达5206.62万人。
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还有纯正的岭南文化吗？或者说，所谓的“岭南文化”还能不受其他区域文化的影响吗？不说移民城市深圳，普通话早就成了主流语言；以前在大城市广州或我的家乡小城潮州，很多人都不会讲普通话，现在最少也是“识听唔识讲”。至于饮食，更是五花八门，吃辣椒、喝茅台，这些原本不是我们的习惯。名满天下的粤菜、潮菜等，也都在与时俱进—离家几十年，发现家乡人的口味已有很大变化。不能要求家乡成为某一地域文化的博物馆，移步变形中，最好既保留某种基因，又不断增长活力。
学者谈论地域文化时，大都喜欢从远古说起。可在我看来，相对于古代的基因，近代以降的历史进程更值得重视。任何有生命力的“传统”，都具有自我修正、自我更新的能力。
若谈学术研究及文化创造，身处高台却不一定是好事。因一举一动备受关注与挑剔，缺少革新的动力与方向感，更容易因循守旧。回顾晚清以降一百多年历史，广州（及广东）曾多次扮演此类引领风气的关键角色。为何广东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大潮中能“杀出一条血路”，除了中央的精彩布局，也与此地历来条条框框较少，故可“放手一搏”有关。
粤港澳三地的教育各有长处，也各有短板，若能取长补短，可成为中国基础教育及高等教育的高地。
时代变了，任何区域文化都不可能墨守成规。外来文化引进，移民大量加入，岭南文化只能是“苟日新，日日新”——这就说到衣食住行之外，学术文化的重要性。
在我看来，谈岭南文化，饮食、服饰、工艺、建筑、方言及地方戏曲都很重要，但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必须上去，才能有足够的学术视野与话语权。教育是百年大计，对政治、经济、科技的影响力不可低估。分开来看，粤港澳三地的教育各有长处，也各有短板，若能取长补短，可成为中国基础教育及高等教育的高地。不要说国内，放在国际上，也很有竞争力。鉴于此，若能成立粤港澳大湾区教育联盟，联合三地优质教育资源，注重沟通与对话，强调合作与良性竞争，便能整体提升大湾区的教育水准。若能在此过程中，逐步消弭意识形态隔阂，促进三地的社会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则功莫大焉。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是高瞻远瞩大战略，不仅瞩目于当下三地的经济互补、政制对话、文化融合，更是代表中华民族参与国际竞争。比起以经济协作为主的“京津冀一体化”或“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来，粤港澳大湾区因体制不同，政情复杂，文化多元，操作难度更大，发展蓝图也更宏伟。因此，应着眼长远，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来思考与落笔。
（本报道撰文者系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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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7-05 特约撰文 陈平原
唐宋前僻居一隅的广东，明代以后方才急起直追，其逐渐崛起的身姿，可作为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的象征来解读。很长一段时间里，岭南在经济与文化上远不及中原地区，可晚清以降，广东人的所作所为实在是可圈可点。梁启超写过一篇《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大意是说：就中国史观之，僻居岭南的广东有如鸡肋；就世界史观之，地处交通要道的广东至关重要。正因与海外交通的便利，广东人养成了剽悍活泼、进取冒险的性格。
岭南文化的特质是什么？我自己更倾向于感性的描述——如注重实用，少讲排场，理性低调，灵活机动，不欣赏吊死在一棵树上，也不追求“不到黄河心不死”。
在十年前，我写的《“三足”能否“鼎立”——都市文化的竞争与对话》文章中，曾谈到穗深港三大城。单就人口规模而言，广州1270万，深圳1035万，香港710万，都是特大型城市；金融实力及人均产值，香港遥遥领先，可三城间的差距正日渐缩小。广深港高铁建成后，从广州经深圳到香港，全长142公里，只需48分钟。集中三座同样有岭南文化基因的国际性大都市，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如此壮观景象，令人满心期待—三城间如何通力合作、携手前行，好戏连台。今天看来，此设想必须修正，加上澳门，这大湾区的图画方才更完美。
所谓共同的方言、习俗与文化记忆，大致指向其同属传统意义上的“岭南文化”。对于岭南文化的特质，我相信十个人会有十种说法，且都有其道理。我自己更倾向于感性的描述——如注重实用，少讲排场，理性低调，灵活机动，不欣赏“在一棵树上吊死”，也不追求“不到黄河心不死”。广州在大一统时代从来不曾做过帝都，对日常生活、经济运作、文化创造起决定性影响的，往往是民间的立场、民间的力量、民间的趣味。
广州人的自信与从容，使其敢于肯定“粤语”作为一种方言的“正能量”。当下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方言都已退出课堂乃至文坛，而只在日常生活中流通的方言，无法参与到日新月异的学术、思想、文化建设中。因为香港、澳门的存在，加上珠三角强大的经济实力，粤语至今还能“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保持其鲜活的状态。从长远来看，这是巨大的财富——“开眼看世界”的同时，能不能“低头思故乡”，这是判断一个城市的文化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这里所说的“故乡”，既包括典籍文化、衣食住行，也包括语言表达、精神状态等。
岭南文化并非活化石，而是在不断蜕变中获取新生。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移民进入广东，尤其是经济发达的珠三角。一个偶然的机会，听一位彝族朋友说，在珠三角打工的来自四川和云南的彝族人有30万，他们基本保留原先的文化及生活方式，还举行了火把节，这真让我大吃一惊。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广东常住人口达到1.26亿人，连续14年居全国首位，占全国人口总量8.93%。广东的流动人口数量也最为庞大，达5206.62万人。
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还有纯正的岭南文化吗？或者说，所谓的“岭南文化”还能不受其他区域文化的影响吗？不说移民城市深圳，普通话早就成了主流语言；以前在大城市广州或我的家乡小城潮州，很多人都不会讲普通话，现在最少也是“识听唔识讲”。至于饮食，更是五花八门，吃辣椒、喝茅台，这些原本不是我们的习惯。名满天下的粤菜、潮菜等，也都在与时俱进—离家几十年，发现家乡人的口味已有很大变化。不能要求家乡成为某一地域文化的博物馆，移步变形中，最好既保留某种基因，又不断增长活力。
学者谈论地域文化时，大都喜欢从远古说起。可在我看来，相对于古代的基因，近代以降的历史进程更值得重视。任何有生命力的“传统”，都具有自我修正、自我更新的能力。
若谈学术研究及文化创造，身处高台却不一定是好事。因一举一动备受关注与挑剔，缺少革新的动力与方向感，更容易因循守旧。回顾晚清以降一百多年历史，广州（及广东）曾多次扮演此类引领风气的关键角色。为何广东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大潮中能“杀出一条血路”，除了中央的精彩布局，也与此地历来条条框框较少，故可“放手一搏”有关。
粤港澳三地的教育各有长处，也各有短板，若能取长补短，可成为中国基础教育及高等教育的高地。
时代变了，任何区域文化都不可能墨守成规。外来文化引进，移民大量加入，岭南文化只能是“苟日新，日日新”——这就说到衣食住行之外，学术文化的重要性。
在我看来，谈岭南文化，饮食、服饰、工艺、建筑、方言及地方戏曲都很重要，但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必须上去，才能有足够的学术视野与话语权。教育是百年大计，对政治、经济、科技的影响力不可低估。分开来看，粤港澳三地的教育各有长处，也各有短板，若能取长补短，可成为中国基础教育及高等教育的高地。不要说国内，放在国际上，也很有竞争力。鉴于此，若能成立粤港澳大湾区教育联盟，联合三地优质教育资源，注重沟通与对话，强调合作与良性竞争，便能整体提升大湾区的教育水准。若能在此过程中，逐步消弭意识形态隔阂，促进三地的社会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则功莫大焉。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是高瞻远瞩大战略，不仅瞩目于当下三地的经济互补、政制对话、文化融合，更是代表中华民族参与国际竞争。比起以经济协作为主的“京津冀一体化”或“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来，粤港澳大湾区因体制不同，政情复杂，文化多元，操作难度更大，发展蓝图也更宏伟。因此，应着眼长远，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来思考与落笔。
（本报道撰文者系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