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司岙窑址考古，揭开了秘色瓷“哪里造”“怎么造”的“千古之谜”。

　　群山环抱的上林湖，位于浙江省慈溪市桥头镇，是明嘉靖《余姚县志》记载的秘色瓷产地。后司岙唐五代秘色瓷窑址（下称“后司岙窑址”），是上林湖越窑遗址中最核心的窑址。

　　2015年10月至2017年1月，考古学家进行后司岙窑址发掘，总面积达到约1100平方米。让包括龙窑炉、房址等在内的丰富作坊遗迹，以及秘色瓷等大量晚唐五代时期越窑青瓷精品得以面世。

　　“后司岙窑址是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从窑场的意义和影响力、制作水平和烧造质量来看，大概没有一个窑场能超得过它。”后司岙窑址考古项目负责人沈岳明这样说。

　　一抹“秘色”

　　秘色瓷是越窑青瓷中的精品。因无产品流传于世，千百年来，它产自何处、如何烧制，一直众说纷纭。1987年，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地宫遗址的考古中，秘色瓷实物首次出土，世人才得以知晓秘色瓷的真面目。

　　从1990年开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合作，组织了一支考古队，对上林湖越窑窑址群进行了详细调查。作为领队，沈岳明与同事们在后司岙窑址附近采集到相关秘色瓷器物。但由于当时各方面条件的制约，后司岙窑址的发掘工作被暂时搁置。

　　2015年10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联合组队，对后司岙窑址及后司岙水域实施了主动性田野考古发掘和水下考古调查。沈岳明说：“这次考古远远超出了预期，我们发掘了很多以前想都不敢想的秘色瓷文物，非常成功。” 

　　这次考古发掘了大量的秘色瓷，包括碗、盘、钵、盏、盒……考古团队还在清理的地层中发现了带有唐代“大中”“咸通”“中和”年款的窑具。根据地层判断，后司岙窑场在唐大中年间前后开始生产秘色瓷，一直持续至五代中期左右，五代后期质量下降。这次考古，最终揭开了秘色瓷“哪里造”“怎么造”的“千古之谜”。

　　后司岙窑址出土的秘色瓷，与唐法门寺地宫以及吴越国钱氏家族墓中出土的秘色瓷在器形、胎釉特征上十分接近，且装烧方法几乎完全相同。其中，八棱净瓶目前仅见于后司岙窑址中。这就可以确定，越窑中的秘色瓷就是以后司岙为代表的窑场烧制的。

　　沈岳明说：“后司岙的标本之所以精美，与瓷质匣钵使用比例高也有关。”匣钵是专门焙烧器坯的容器，烧制陶瓷器的过程中，还防止器坯粘连、污损。一般匣钵为耐火泥料制成，可反复使用。但瓷质匣钵不同，其并非陶质，其胎料与瓷器胎料基本一致，极细腻坚致，且需使用釉密封。烧成后的瓷器需要人工打破外面的瓷质匣钵取出，而这样烧制的瓷器最终呈现天青色或青绿色，也就是所谓的“秘色”。

　　一个标杆

　　在后司岙窑址的考古过程中，考古队对所有的标本进行统计与采集，并运用数字技术，对包括废品堆积区在内的整个窑场的发掘过程进行三维扫描，在三维立体图上对重要的标本定位编号。考古过程中还大量使用包括低空无人遥感等多种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全方位三维记录。“考古发掘是一项不可逆的工作，但利用这些科技手段，可以使其可逆、可还原。”沈岳明说。

　　值得一提的是，考古过程中使用了九宫格方法清理与采集标本。沈岳明介绍，由于越窑遗址的堆积比较厚，堆积疏松，这一类型的窑址发掘一般以10×10米的规格进行。但如此大的探方（发掘区划的若干相等正方格）可能会遗失一些文物分布的重要信息，因此，考古队将每个探方又划分成九格，每一小格独立采集标本。这样做是为了能更准确、更完整地反映窑址内的烧造信息。“既然我们要做窑址考古，那就把它做细做透。产品在窑炉里烧制时，不同的产品对应的位置各异。《天工开物》里也讲到，大的器物放哪里、小的放哪里，都是有讲究的。我们也想通过窑址考古尝试验证文献记载当中的事实。”

　　据沈岳明介绍，中国南方土质相对疏松，因此探方在垂直方向上很难做到标准。“北方探方壁都很（垂）直，我们不行，尤其是搞窑址考古的，有可能我们辛辛苦苦刚做好，风一刮，可能整个壁面就塌下来了。”沈岳明说，虽然探方坍塌对窑址内文物不会造成多大伤害，但是窑址地层被破坏了，这对考古人来说一样很揪心。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考古人员一般在较下的位置时并不使用工具，而是用手把带土的瓷片、匣钵轻轻拿下来。

　　此次对后司岙瓷窑址发掘，考古队还使用了田野考古工地数字化管理平台，并水陆考古相结合。无论是在考古学方法上还是窑场自身，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沈岳明说：“过程中进行了许多新的尝试，取得了理想的成果。其实就是想做好，想在陶瓷考古工作中立一个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