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众一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外文局亚太传播中心总编辑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69年前创刊的日文版《人民中国》见证了两国邦交从民到官乃至实现正常化的全过程。中国外文局亚太传播中心总编辑王众一认真梳理《人民中国》日文版从创刊到见证中日邦交正常化关键节点的重要版面，以独特的视角展示了时代发展演进过程中大国博弈因素和日本政府因素对“以民促官”“官民互动”直至实现邦交正常化历史进程的影响，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既坚持原则又积极灵活掌握主动开展对日工作的主要脉络。对于这些珍贵的历史文本所反映的“邦交正常化前史”的总结，既是对50年前这一重大历史转折的特殊纪念，也是对《人民中国》办刊初心的再确认，对于面向未来“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思考如何“温故创新”不无裨益。

　　日文版《人民中国》是在英文版《人民中国》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1950年，为了让世界人民了解新中国，英文半月刊《人民中国》创刊了。当时正值毛泽东主席访苏前夕，创刊号上刊登了毛主席撰写的文章《斯大林，中国人民的朋友》。

　　英文版《人民中国》创刊不久，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宣告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冷战下对立的两大阵营，在远东的朝鲜半岛展开了局部热战。1951年9月8日日本和美西方国家片面签订旧金山和约，中国政府不予承认。1952年4月28日，日本和占据台湾的蒋介石集团签订“日蒋条约”，更是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在这种背景下，深入开展针对日本的国际传播工作提到日程上来。

　　就在《人民中国》日文版紧锣密鼓地筹划过程当中，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东方阵营内部出现了新变化，朝鲜战争停战也见端倪。这年6月，日文版《人民中国》不失时机地创刊了。

　　与英文版不同，创刊号的封面使用了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少先队员献花的照片，增加了刊物的亲和力。日文版的创刊时机，体现了新形势下我国聚焦东方，重点耕耘日本的战略思路。在日本友好团体、友好书店的协助下，《人民中国》在日本公开发行，读者对象遍及日本各阶层，为打开中日民间交流渠道，在日本公众中传播中国声音发挥了独特作用。

　　从创刊号上郭沫若撰写的发刊词中的一些表述可以了解日文版《人民中国》的办刊宗旨及杂志定位。

　　“《人民中国》的日文版，其宗旨是向能看懂日文文章的读者，主要是日本人民，传达了当今中国国家建设事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活动等涉及各个领域的事业的实际面貌，从而使读者准确、迅速地，并随着事业的发展不断地对中国有比较全面的理解。这对促进中日两国人民友谊和维护远东和平都是重要的。”

　　“我们都知道，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才是维护国际间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但各国人民要想实现友好合作，首先要全力促进相互理解，只有相互理解，才能相互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才能到达真正的友好合作阶段。”

　　“中日两国人民由于历史上的久交和地理上的毗邻，关系密切。在日本，汉字还是作为构成日本文字的一个要素使用的。另外，日本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感情传统上与中国人民相似。相互理解应该比较容易进行。”

　　“人与人之间往往用‘知己’表示亲密的关系。这个词在日本也常用。在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中，我也希望能建立‘知己’的关系。我们深知日本人民与日本统治阶层是完全不同的。日本人民渴望了解中国的实际面貌，也希望在贸易和文化上与我们结下深厚的友谊。这实际上对本杂志的发行也是强有力的激励。”

　　50年代草创初期，《人民中国》日文版政论性文章偏多，且大多转自英文版稿件，翻译痕迹生硬，语言思维也是英语式的。参与《人民中国》创办工作的前文化部副部长刘德有回忆：

　　创刊后不久，在杂志的编辑方针上开始注意加强针对性，采取与英文版、俄文版大同小异的方针。从1963年改版以后，更加明确和加强了对日本的针对性，有些稿件采取了“编译合一”的办法。同时，有的就直接用日文写;或者请日本人直接写稿(也有中国人，如廖承志和其姉廖梦醒)当然，初期还要译回中文审稿，后来，就直接用日文定稿了。这样，使日文版更具有自己的特色，大大地提高了传播效果，受到读者的好评。

　　创办之初，日文版《人民中国》就肩负起向日本公众介绍新中国，通过民间力量促进、推动两国关系向正常化迈进的使命。

　　1954年底，主张对中苏接近的鸠山一郎民主党内阁(1954.12-1956.12)成立，中国和苏联也开始提出与日本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呼吁。

　　1955年最早见诸杂志的有关呼吁邦交正常化的文章是庄涛撰写的《恢复中日两国正常关系》。该篇文章披露，中国政府最早提出中日邦交正常化呼吁的，是1954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第二届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一段表述。“我国希望与日本建立正常关系。如果日本政府有同样的愿望，或采取措施予以响应，中国政府准备设法推进中国和日本实现关系正常化。中国政府主张，与日本在平等互惠的原则下广泛发展贸易关系，同时与日本在文化方面建立起密切的联系。”

　　鸠山一郎特别重视与中国的关系。尽管由于政治形势所限，当时未能实现邦交正常化的突破，但在第一次鸠山内阁(1954.12-1955.3)期间，通过其亲信部下石桥湛三的努力，达成了中日之间发展民间贸易的协议，这为中日关系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955年起《人民中国》以别册附录的形式随刊赠送读者20余册反映中国政府立场的声明、政府工作报告、对外政策解读的小册子。其中与日本有关的内容占比较大，如德田球一追悼会、中日贸易协定、周总理回答日本记者团提问、外交部提议中日关系正常化等小册子。

　　1957年2月，取代石桥湛三内阁(1956.12-1957.2)的岸信介内阁(1957.2-1960.7)采取敌华亲美政策，邦交正常化议题暂时搁置，但以民促官的力量进一步壮大，这在《人民中国》的版面上得到充分反映。

　　1958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国内掀起建设高潮。为加强对“大跃进”等中国道路探索的宣传，英文版《北京周报》在上半年创刊。同年，印尼文版《人民中国》创刊，在印尼共产党和印尼群众中扩大了中国主张的影响。又经过5年，随着中苏论战升级，中央决定强化对日时政评论报道，1963年《北京周报》日文版创刊，原来随刊赠送小册子的功能和时政评论功能大部分转至周报。

　　1963年2月，廖承志对《人民中国》日文版作出指示， “《北京周报》如果出了日文版，《人民中国》杂志就要办得更大胆……”(《廖承志文集》第436页，《日文版<人民中国>要逐步向真正综合性月刊方向发展》1963.2.22)。

　　当年6月4日，当时的外文出版社(相当于今天的外文局)社长罗俊率团经广州、香港转机，6月14日抵达东京，赴日调研一个半月，在东京参加了纪念创刊十周年日本会场的活动之后，遍访了广岛、宇部、北九州、福冈、云仙、熊本、松山、大阪、神户、和歌山、京都、名古屋、热海、箱根、山形、仙台、青森、札幌、旭川、函馆、小樽、泊村等30多处城市与乡村，7月29日从东京回国。逗留期间，代表团举办了100多场座谈会，与《人民中国》热心读者和各界人士进行了深入交流，广泛听取了意见。

　　该团回国后对《人民中国》编辑方针作出重大调整，明确了综合杂志的定位，反映社会、文化、历史、少数民族生活等人文方面生动有趣的软性内容得到增强，像赵朴初访日等带有对日佛教界统战性质活动的报道、中国电影人赵丹与日本著名电影演员高峰秀子等人日本电影人座谈会等内容越来越多地见诸《人民中国》版面，反映普通中国人市井生活的社会报道也多了起来。这种好感外宣在媒体报道相对隔绝的时代使得《人民中国》成为日本民众全面了解新中国的最佳窗口，杂志在日本各社会阶层中得到广泛普及，在日发行量也创下新高。

　　同在6月，外文社代表团还在访日途中时，在北京人民政协礼堂，举办了隆重的纪念日文版《人民中国》创刊10周年、印尼文版《人民中国》创刊5周年的纪念招待会，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出席招待会，高度评价两刊取得的成就，并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池田勇人内阁(1960.7-1964.11)时期，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中日民间贸易重开，“半官半民”的LT贸易渠道，为邦交正常化进一步奠定了基础。自1958年到1965年，《人民中国》版面上独具特色的中国物产广告充分说明了当年中日贸易的繁荣。1965年，此类广告量达到顶点。

　　1965年是对日报道的高峰年。此前对日工作积累了深厚的以民促官的基础，通过人民友好推动邦交正常化再次提上日程。8月号《人民中国》策划“中日战后20年”特辑，座谈会嘉宾张香山、赵安博、张化东、王晓云、林林等对日工作骨干向日本方面传递了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积极信号和改善中日关系的前提条件;梅汝璈撰文专门讨论了邦交正常化障碍所在，特别提及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

　　1965年一个重要的民间交往活动就是中日青年大联欢。《人民中国》全程报道了这场为期一个月的大型活动。来自日本20多个代表团300余人，在北京活动一周之后，分三路参观了自力更生发展经济的东北、以延安为中心的西北革命圣地，以及以毛主席故乡韶山为中心的南方。

　　这次青年交流的主题一如纪念邮票上的口号，“中日两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中日青年团结起来”。这套纪念邮票中象征中日青年团结的一张出现日文标语“沖縄を返せ(还我冲绳)”，这是日文假名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出现在中国邮票上。此次活动在日本影响深远，为两国邦交正常化奠定了广泛的人民基础，许多参加活动的人成为推动人民友好，促进邦交正常化的骨干。

　　由于1966年文革爆发，许多对日工作骨干受到冲击，这一波推动邦交正常化的势头转弱，加之佐藤荣作内阁(1964.11-1972.7)的反华、反共、支持台独等立场，邦交正常化只能另寻合适时机。

　　1969年3月在黑龙江珍宝岛和8月在新疆铁列克提发生两次非常严重中苏边境武装冲突，中苏关系滑向战争边缘。《人民中国》在这一年用大量篇幅刊载了中国政府的抗议和事实报道与评论文章。中苏冲突升级倒逼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迅速调整。

　　进入70年代以后，中国外交取得重大突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毛主席“三个世界”理论划分也为中美接触和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创造了水到渠成的条件。

　　这一期间《人民中国》继续深入关注日本民间反对日美勾结的社会运动。中国重返联合国前夕，美日签订《归还冲绳协定》，人为地制造了钓鱼岛问题。1971年9月号《人民中国》载文《冲绳归还的骗局》指出，“我们要揭露日本反动派借冲绳归还骗局侵吞我国领土钓鱼岛等岛屿，不法占据我国浅海海域的狼子野心。……正告美日反动派，不管你们玩弄怎样的伎俩，都无法改变钓鱼岛及周边岛屿是中国神圣不可分领土这样一个事实。”

　　1972年，中美接触促成了尼克松访华，改变世界格局的大国外交拉开帷幕。《人民中国》2月号对此做了及时充分的报道。为了强调中美接触体现了中美人民的友好，《人民中国》还刊载了图片报道《中国人民的朋友埃德加･斯诺》。

　　而就在1月号上，仿佛与1965年“中日战后20年”那场座谈会形成呼应，由日本友好人士发起的座谈会“迎接日中友好运动的新高潮”出现在杂志版面上，预示着1972年在中日关系史上必将成为不平凡的一年。

　　《芭蕾结友情》《三访中国的松山芭蕾舞团》等预示着芭蕾外交即将展开的文章高调亮相。在7月号上用较大篇幅介绍了上海芭蕾舞团的情况，为已经启程访日的上海舞剧团访日团做背景介绍。

　　同时，针对佐藤政府鼓励‘台独’的举动以及岸信介撰写《满洲回忆录》所代表的日本右翼对侵略历史所抱有的“乡愁”，《人民中国》刊载了评论文章《揭露佐藤之流的台独阴谋》《评战犯的<乡愁>》，在台湾问题和历史问题上再次旗帜鲜明地传递了中国声音。

　　1972年4月在上海和平饭店举办的“日中友好与针刺麻醉”座谈会也是这一年杂志报道的亮点之一。通过东方传统医学交流促进人民友好，也为迎来邦交正常化的一年增加了积极气氛。

　　除此之外，介绍西双版纳近况和当时轰动一时的“捕象记”，重温“鲁迅与内山完造”的友谊，以及北京“老天桥的变化”“天津栗子”等轻松话题，再次体现了1963年调整的编辑方针的回归，烘托了好感外宣的效果。

　　在重重铺垫之下，这一年“芭蕾外交”的故事终于登上杂志。1972年7月7日，佐藤荣作内阁解散，田中角荣内阁成立之后第三天，以孙平化为团长的上海舞剧团访日团便降落在羽田机场，开始了为期36天的访日活动。跟随孙平化访日的上海舞剧团演员、芭蕾舞喜儿的扮演者茅惠芳和白毛女的扮演者石钟琴撰写的访日手记《被浓浓的友情所拥簇》和松山芭蕾舞团清水正夫撰写的《和上海舞剧团的朋友们朝夕相处的日子》披露了负有特殊使命的访日团在日艺术交流活动。

　　11月号的《人民中国》等来了这一年的高光时刻，也迎来了创刊19年来的收获季节。11月号杂志和同期随刊赠送的别册同时将周总理和田中角荣列在封面上。正刊报道之外，别册用超规格篇幅介绍了田中访华的全过程，是一份见证邦交正常化历史时刻的珍贵文本。

　　文内跨页是大家熟悉的毛主席向田中角荣内阁总理大臣赠送《楚辞集注》的经典照片，接下来是毛主席和大平外相、二阶堂进官房长官握手，以及送别田中角荣内阁总理大臣的较为罕见的照片。毛主席在书房会见田中内阁总理大臣的照片说明特别注明翻译林丽韫、王效贤参加会见。

　　别册全文刊载了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人民日报》社论《中日关系史的新篇章》、周总理、田中角荣首相在欢迎宴会和答谢宴会上的祝酒辞全文。还刊载了外务大臣大平正芳记者招待会的相关报道。祝酒辞全文中可以看到中日双方对历史认识的落差。田中首相所谓“添了麻烦”的表述以及大平外相记者招待会上关于“日蒋条约”自然终止的叙述都可以找到出处。

　　1972年12月号，有一篇较大篇幅的文章《中日友好播种人》，回顾了邦交正常化走过的艰辛历程，以及各个时期作出重要贡献的日本友人。文章指出“饮水不忘挖井人”，强调了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表示了对日本各界人士多年付出的努力感激之意。这篇文章与同年1月号日本友好人士座谈会形成首尾呼应。

　　此后在整个70年代，《人民中国》报道了大量这一时期两国友好交往的故事，直到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中日关系的积极发展全过程见诸《人民中国》70年代的版面。从创刊到见证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人民中国》在19年成长中走向成熟，见证了中日关系修成正果。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明年《人民中国》将迎来创刊70周年。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两国休戚50载，发展中有峰有谷，《人民中国》守望，见证了全过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守人民友好，坚持守正创新，《人民中国》将继续守望中日关系史掀开新的历史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