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四川大学三星堆遗址考古队进入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展开五、六、七号坑的考古工作。他们的到来， 为千年遗址的考古工作注入新血液、带来新气象。 摄影 余嘉
1927年，四川广汉的农民在淘浚沟渠时发现玉石器，揭开了三星堆的神秘面纱，三星堆“横空出世”。此后，葛维汉、林名均、冯汉骥、霍巍等一代代四川大学考古学人努力拨开历史的迷雾、唤醒沉睡的文明。
从三星堆被偶然发现，到几代考古先驱的深耕，再到 “90后”青年力量、“00后”考古“新兵”的陆续接棒，三星堆遗址的发掘是一场跨越世纪的文明接力。面对“中华文明探源”的新使命，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考古队员走进三星堆遗址。他们的到来，也为千年遗址的考古工作注入新血液、带来新气象。
科技考古，薪火相传
2020年10月，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开启了正式发掘。这次考古集结了全国30多家考古和科研单位，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也派出了精兵强将全程参与，组成三星堆遗址考古队。这些年轻的身影不光在考古发掘现场留下了一幕幕生动的画面，更为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五、六、七号坑的考古新发现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队伍的带头人是35岁的黎海超，如今，他是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最年轻的教授。2020年起，他被任命为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五、六、七号坑发掘负责人，负责统筹管理考古发掘的所有工作。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五号坑的黄金面具，以及七号坑的龟背形网格状器和200余根象牙，都是他和团队一寸寸剥离出来的。在黎海超的主持下，团队于2021年立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三星堆文化与中国文明研究”。今年2月，黎海超的论文《从资源互动网络看三星堆文明崛起》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5年中国考古新成果”。
“我一个人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要更准确地认识三星堆，希望一代又一代人能够持续做下去。”黎海超说，三星堆发掘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在他更长远的设想里，让三星堆的历史面貌更加清晰，是一项需要交接的工作。
如今，接过这根接力棒的，正是黎海超带领的一批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研究生。他们接过的不仅是前辈的学术薪火，更是这个时代赋予考古学的新技术与新视野。
事实上，一代代考古学者探索三星堆文明的步伐从未停歇。随着科技的赋能，今天的考古工作条件早已今非昔比。1986年，考古工作者们在露天的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一、二号坑中使用普通工具发掘；而40年后的今天，在大型发掘舱体旁，有机实验室、无机实验室、应急分析实验室、微痕应急保护实验室等一字排开，文物出土后能在现场进行实验和保护，实现无缝衔接。同时，祭祀坑上方搭建的考古方舱，还能将发掘现场与实验室合二为一，大型仪器可以直接吊入坑底操作。
这种“把实验室搬到田野”的模式，让刚进入黎海超团队的年轻人第一次直观感受到“科技考古”的分量。来自重庆的黄萍，本科在太原理工大学文物保护专业就读，因为一部三星堆纪录片被深深吸引，决意跨校考研来到川大。至今，她仍清晰记得第一次走进考古方舱时的激动。“方舱里全是大型仪器，人可以站在台架上被吊到坑底操作。”方舱内恒温恒湿的环境，隔绝了外界的日晒雨淋，也为坑内文物筑起了“保护罩”。那一刻她明白，自己即将参与的，不是传统的田野发掘，而是一场多学科交叉的科技攻坚战。
在泥土里寻找答案
虽然有科技的助力，但考古工作不是影视剧中“小刷子一刷，文物就出来”那般轻松，而是日复一日的枯燥与艰辛。
“到了考古现场才发现，文物上附着的土是那种用指甲都抠不动的胶泥，根本不是用刷子能解决的。”“半路出家” 的王楠骏对此深有感触。王楠骏本科专业是理工科方向，工作几年后辞职回到校园，成为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一名学生。回忆起自己第一次参与考古的经历，他记忆犹新。
在正式发掘文物之前，他和考古队的同学先与工地上的农民工一起除草，持续了一两周后，他们才正式开始布设探方。他在自己负责的探方里，一层层往下挖，发现别人的方在50厘米深处都见到了陶器堆积或者房址，而他这一方却 “怎么挖都跟别人不一样”。直到挖到地下4米多深，他才确认，这下面是一条巨大的壕沟。
“发掘前完全看不出来，只能一层层往下深入，最后才能看清。”也是在这个时候，他真正体会到了考古工作的不易。“即使在多个工地发掘，也未必能拼凑出一件完整的陶杯。这使我深刻意识到，博物馆里陈列的每一件文物，背后都是无数考古人的心血。”王楠骏说。
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坑底，布满了陶器、金器、青铜器和象牙残片。 摄影 余嘉
在重复的田野劳动中找到乐趣，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本科在河南大学文物与博物馆专业就读的广东姑娘李珈熹，找寻乐趣的方式是转换视角：“我会把一个探方当作一个案件，把自己当作侦探。遗迹和遗物都是线索，串联起来再思考。”这种侦探式的思维方式，让李珈熹不仅找到了考古工作的驱动力，还使她对考古学中的叠压关系、打破关系有了直观判断。“考古不能只看眼前这一部分，还要整体观察。” 这是她进入研究生阶段最大的思维转变。
如今，在黎海超的“师门”里，学生们有各自研究的领域：金器、银器、象牙、海贝……黎海超从不给学生们规定课题，只说“你想做什么，先去试着做”。定期的组会上，研究金器的与研究石器的同学会就同一个问题展开讨论—古人究竟用什么样的工具，钻出了那些毫米级的小孔。这种自由而严谨的学术氛围，让每个年轻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研究路径。
四川大学三星堆遗址考古队队员在三星堆遗址祭祀坑进行考古发掘工作。 摄影 余嘉
接过师兄师姐的接力棒
2020年12月11日，以“90后”“00后”为主体的四川大学三星堆遗址考古队正式进驻三星堆遗址。在象牙提取阶段，尽管运用了大量高科技设备，但基本清理和发掘仍需人工。那个阶段，队员们每天加班加点，经常工作到后半夜。为避免污染，每次作业时队员们都需身着厚重的防护服，长时间保持蹲跪姿势，他们却毫无怨言。因为象牙历经数千年磨蚀，叠压状态复杂，提取时间越长，破坏风险越大。队员们都有着共同的目标：即使再辛苦，也要给文物更好的保护。
“防护服里其实特别热。”王楠骏听师兄师姐讲过当年参与祭祀坑发掘的细节，“他们就在防护服上写各种激励标语、画各种涂鸦，苦中作乐。”刘槃在防护服上画过身穿水手服的美少女战士，又画了一根钓竿，把五号坑的金面具“钓”了上来，李梓嫣的后背则写着“请叫我红领巾”……可一旦下坑作业，这群年轻人便立刻切换到“专业模式”，发掘、取样、摄影、数据录入，分工明确、有条不紊。
在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五、六、七号坑的发掘中，四川大学三星堆遗址考古队累计工作两年多，共7000多个小时，发掘出土数千件珍贵文物，在《考古》《文物》等权威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面向全国青少年举办数十场三星堆科普讲座。2023年5月3日，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颁授第27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四川大学三星堆遗址考古队获得集体奖。这是属于新时代考古人的高光时刻。他们用行动证明，年轻的 “挖土人”，正在重新定义考古。
新一批四川大学三星堆遗址考古队队员合影。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供图
对于2024年才加入团队的黄萍、李珈熹、王楠骏来说，他们虽然错过了那段参与祭祀坑发掘的时光，但如今，每个人都在各自的考古项目中找到了方向—有人想在考古与材料分析之间寻找结合点，有人打算毕业后去博物馆继续深耕，也有人希望能进入考古院所，沿着科技考古的路一直走下去。
“仅仅心怀热爱是不够的。”黄萍说，“日复一日的考古工作，需要让自己更耐心、更专注，才能坚持下去。”
一代代考古人前赴后继，使文明探寻的脚步从未中断。新一代考古人不再只是历史的发掘者，他们在泥土里寻找答案，也在方舱中仰望星空。三星堆遗址的每一寸土、每一片陶、每一根象牙，都见证着这群年轻人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回答一个古老而常新的命题：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将向何处去。现在，这场接力，还在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