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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6
2016年一系列“民”的行为,有着大致相同的现实背景:全球经济增长低迷,中东局势混乱,恐怖主义猖獗,出现大批难民和移民。“民”的行为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事件,它导引出对全球民生、民主、民粹/民族主义的质疑与思考。
民生: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施蒂格利茨看来,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共和党初选给了这样的教训:对大多数民众来说,他们的日子过得并不好。从过去40年来新自由主义方案中获益的可能是1%的最顶端的人。而那些上了年纪的蓝领工人和乡村居民,随着制造业的衰退丢掉工作;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得救的是罪魁祸首—银行,而拯救中产阶级的房子和就业岗位的资金却不足,中产阶级被掏空。他们成为充满愤怒的选民。施蒂格利茨一直预言,经济的停滞最终会带来政治上的后果。在2016年,这一天到来了。
施蒂格利茨相信,在管理得当的情况下,自由贸易可以带来更大的共同富裕;但如果管理失当,它将令很多人(可能是多数)的生活质量下降。他谴责民主制度下大洋两岸的政治当权派对于民生的极端漠视。呼吁每个欧盟成员国政府必须将改善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作为其最优先的目标。
前美国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萨默斯称:政府的根本责任在于尽量提高公民的福利,而不是追求某种抽象的世界范围的善。
民生问题既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全球化和自由经济作为手段,只有在对民众生活有责任担当的执政者手中才能发挥正面的作用。这应该是2016年世界民生景况给人们的启示。
民主:2016年,无论是英国“脱欧”公投还是美国大选,无不传递出这样的讯息:这是一个政治危机的年代,政治中只有利益,没有原则;从政者不以道德和治理方略取胜,而以厚黑学和博取大众好感获得选票;制度被操纵以及执政者贪污腐化的程度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这一切使得人们对政治家的变革能力或意愿彻底失望。
西方的民主制度受到严重质疑,认为西方是被自己的民主、宽容、政治正确的理念和价值观所削弱的人不在少数。甚至有人呼唤特朗普成为凯撒那样的专制者,以挽救日渐衰落的美国。
这一切并不是对民主的冒犯,而是民主的产物,因为这样的民主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受到柏拉图的质疑,视其为“坏民主”。《犹太复国主义的危机》一书的作者彼得·贝纳特(PeterBeinart)撰文称,美国的民主并不仅仅是服从于直接投票的民主,而是自由的民主,它的内含包括: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和法治,而这三者恰恰是对柏拉图所言的“坏民主”的约束。
俄罗斯《报纸报》网站在题为《权力的游戏》的文章中称:“我们完全没有考虑西方生活中的某些因素,如价值观,以为这只是墨守成规者的杜撰。”文章给出的结论是:在那些拥有真正的而非舶来体制、价值观的地方,问题的解决会非常成功,社会将继续向前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民主在信息时代表现出的两面性。其益处是信息公开,草根更容易出头,揭露不公正更加容易。然而,“社交媒体兴起后的互联网是个众声喧哗的巨大空间。社交媒体平台强化了‘我们vs你们’的叙事方式,使容易受影响的人暴露在病毒一样的意识形态面前,甚至会引发沉睡已久的仇恨。它们制造出巨大的‘公众意见风潮’,而这种风潮几乎是无法预测或控制的。”
有学者断言:英国“脱欧”是数字化民主凌驾于代议制民主之上造成的首次重大事故。如此说来,美国大选何尝不是呢。
民粹/民族主义:人们普遍认为,英国“脱欧”与特朗普胜选是民粹主义胜利的标志,与此同时一股民族主义浪潮横扫英美、波兰、匈牙利、法国、荷兰和北欧。民粹主义政客在欧美得势,这或许是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元区危机应对不利的后果。
几十年前,欧美主要政治力量推崇的经济自由开放理念,促进了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使西方社会变得更加繁荣、开放和全球化。发展中国家也通过向富国市场出口商品,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
然而,近年来全球的经济衰退,使得自由经济政策的推崇者在选举中被民粹主义政党取代。他们多数是极右翼政党,敌视多元文化和自由价值观。他们不仅是排外主义者,还利用社会各阶层对于经济衰退和社会不公平的愤怒情绪博取支持,对现实存在的问题则缺乏有效和理性的解决方案。
言及如何消除民粹/民族主义的影响,前美国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萨默斯主张负责任地接纳民族主义。他说:“现在需要的是负责任的民族主义——这种态度认识到各国应该把本国公民的经济福祉作为主要目标,而各国影响他国公民利益的能力应该受到限制……本能的国际主义需要让步于负责任的民族主义,否则我们只会看到更多令人苦恼的公投和民粹主义煽动家竞争高位。”
西班牙皇家埃尔卡诺研究所研究员费德里科·施泰因贝格认为,如果经济问题是民粹主义盛行的关键,就应该通过完善分配政策,尤其是教育,来更好地分配全球化的收益。相反,如果仇外心理是关键,就应该向敌对者解释开放社会所能带来的好处,并强化西方价值观。
根据美国大选后的民调结果:45岁以上者支持特朗普的占多数,而年轻人更多地支持希拉里。英国《金融时报》网站文章据此推论:2016年的民粹主义浪潮并非一种新的反动阶级的崛起,更多的是一个将要消失的阶层的苟延残喘。因为年轻人的态度表明,时间是站在自由、开放的社会一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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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 2016——民•中国 |
民 • 2016——民 • 意愿 |
2017-01-06
2016年一系列“民”的行为,有着大致相同的现实背景:全球经济增长低迷,中东局势混乱,恐怖主义猖獗,出现大批难民和移民。“民”的行为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事件,它导引出对全球民生、民主、民粹/民族主义的质疑与思考。
民生: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施蒂格利茨看来,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共和党初选给了这样的教训:对大多数民众来说,他们的日子过得并不好。从过去40年来新自由主义方案中获益的可能是1%的最顶端的人。而那些上了年纪的蓝领工人和乡村居民,随着制造业的衰退丢掉工作;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得救的是罪魁祸首—银行,而拯救中产阶级的房子和就业岗位的资金却不足,中产阶级被掏空。他们成为充满愤怒的选民。施蒂格利茨一直预言,经济的停滞最终会带来政治上的后果。在2016年,这一天到来了。
施蒂格利茨相信,在管理得当的情况下,自由贸易可以带来更大的共同富裕;但如果管理失当,它将令很多人(可能是多数)的生活质量下降。他谴责民主制度下大洋两岸的政治当权派对于民生的极端漠视。呼吁每个欧盟成员国政府必须将改善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作为其最优先的目标。
前美国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萨默斯称:政府的根本责任在于尽量提高公民的福利,而不是追求某种抽象的世界范围的善。
民生问题既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全球化和自由经济作为手段,只有在对民众生活有责任担当的执政者手中才能发挥正面的作用。这应该是2016年世界民生景况给人们的启示。
民主:2016年,无论是英国“脱欧”公投还是美国大选,无不传递出这样的讯息:这是一个政治危机的年代,政治中只有利益,没有原则;从政者不以道德和治理方略取胜,而以厚黑学和博取大众好感获得选票;制度被操纵以及执政者贪污腐化的程度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这一切使得人们对政治家的变革能力或意愿彻底失望。
西方的民主制度受到严重质疑,认为西方是被自己的民主、宽容、政治正确的理念和价值观所削弱的人不在少数。甚至有人呼唤特朗普成为凯撒那样的专制者,以挽救日渐衰落的美国。
这一切并不是对民主的冒犯,而是民主的产物,因为这样的民主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受到柏拉图的质疑,视其为“坏民主”。《犹太复国主义的危机》一书的作者彼得·贝纳特(PeterBeinart)撰文称,美国的民主并不仅仅是服从于直接投票的民主,而是自由的民主,它的内含包括: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和法治,而这三者恰恰是对柏拉图所言的“坏民主”的约束。
俄罗斯《报纸报》网站在题为《权力的游戏》的文章中称:“我们完全没有考虑西方生活中的某些因素,如价值观,以为这只是墨守成规者的杜撰。”文章给出的结论是:在那些拥有真正的而非舶来体制、价值观的地方,问题的解决会非常成功,社会将继续向前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民主在信息时代表现出的两面性。其益处是信息公开,草根更容易出头,揭露不公正更加容易。然而,“社交媒体兴起后的互联网是个众声喧哗的巨大空间。社交媒体平台强化了‘我们vs你们’的叙事方式,使容易受影响的人暴露在病毒一样的意识形态面前,甚至会引发沉睡已久的仇恨。它们制造出巨大的‘公众意见风潮’,而这种风潮几乎是无法预测或控制的。”
有学者断言:英国“脱欧”是数字化民主凌驾于代议制民主之上造成的首次重大事故。如此说来,美国大选何尝不是呢。
民粹/民族主义:人们普遍认为,英国“脱欧”与特朗普胜选是民粹主义胜利的标志,与此同时一股民族主义浪潮横扫英美、波兰、匈牙利、法国、荷兰和北欧。民粹主义政客在欧美得势,这或许是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元区危机应对不利的后果。
几十年前,欧美主要政治力量推崇的经济自由开放理念,促进了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使西方社会变得更加繁荣、开放和全球化。发展中国家也通过向富国市场出口商品,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
然而,近年来全球的经济衰退,使得自由经济政策的推崇者在选举中被民粹主义政党取代。他们多数是极右翼政党,敌视多元文化和自由价值观。他们不仅是排外主义者,还利用社会各阶层对于经济衰退和社会不公平的愤怒情绪博取支持,对现实存在的问题则缺乏有效和理性的解决方案。
言及如何消除民粹/民族主义的影响,前美国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萨默斯主张负责任地接纳民族主义。他说:“现在需要的是负责任的民族主义——这种态度认识到各国应该把本国公民的经济福祉作为主要目标,而各国影响他国公民利益的能力应该受到限制……本能的国际主义需要让步于负责任的民族主义,否则我们只会看到更多令人苦恼的公投和民粹主义煽动家竞争高位。”
西班牙皇家埃尔卡诺研究所研究员费德里科·施泰因贝格认为,如果经济问题是民粹主义盛行的关键,就应该通过完善分配政策,尤其是教育,来更好地分配全球化的收益。相反,如果仇外心理是关键,就应该向敌对者解释开放社会所能带来的好处,并强化西方价值观。
根据美国大选后的民调结果:45岁以上者支持特朗普的占多数,而年轻人更多地支持希拉里。英国《金融时报》网站文章据此推论:2016年的民粹主义浪潮并非一种新的反动阶级的崛起,更多的是一个将要消失的阶层的苟延残喘。因为年轻人的态度表明,时间是站在自由、开放的社会一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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