嫦娥舒袖神话浪漫，但太空探索何其艰难。对于当时科技工业基础相当薄弱的新中国来说，“东方红一号”的每一步都充满坎坷。

　　50年过去了，开启了中国人进入太空时代的“东方红一号”早已停止工作，但仍在围绕地球飞行。

　　如今，中国航天事业已在浩瀚宇宙树下丰碑，但人们依然会仰望星空寻找50年前“东方红一号”的身影，去了解中国航天事业来时的路。

　　新中国人的仰望星空

　　“东方红一号”的诞生，与人类社会走进太空时代、中国科学家立志报效祖国、探索浩瀚宇宙的伟大梦想密不可分。

　　1957年10月4日，人类第一颗卫星—前苏联的“斯普特尼克一号”发射升空，标志着人类社会步入了太空时代。1958年1月31日，美国首颗人造卫星“探索者一号”发射，发现了后来被命名为范·阿伦辐射带的地球辐射带，并渐次打开了利用电磁波全谱段观测宇宙、认知地球家园的新窗口……这或许都震撼着新中国缔造者的内心。

　　与此同时，新中国也拥有了第一批海归，竺可桢、钱学森、赵九章、任新民、屠守锷、黄纬禄、梁守槃、孙家栋……

　　有科学家在报刊上谈论人造卫星的意义和用途，建议开展中国的卫星研究工作。而他们也为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

　　1958年5月17日，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向与会代表宣布：“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之后，全国科技界迅速行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聂荣臻马上指示中国科学院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加以落实。人造卫星项目被列为1958年头号重点科研项目，代称为“581”。钱学森受命担任“581”组组长，副组长是赵九章、卫一清。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坐标原点诞生。

　　胡其正，是当年“5 81”组总体组的成员。据他回忆，“581”组搞环境试验时，将一个旱厕改造成了一个振动实验室。而在最后画卫星方案图的椭圆时，他和其他人一起用笔戳在一个点，栓根绳，按椭圆的基本定义，描出一个大的椭圆。

　　最后画成，向国家汇报。当时的科研条件着实艰苦。

　　1965年，“581”计划”更名为“651”计划。7年过去了，人造卫星项目依然是当时中国最重视的头号重点科研项目。

　　周恩来总理强调，只要是“651”计划需要的，全国的人力、财力、物力，不管是哪个地方、哪个单位的，一律放行，全面绿灯。

　　时任“东方红一号”卫星总体设计组副组长潘厚任回忆，中央拨了两亿元人民币，“两亿人民币在那个时候，真是不容易的。”1958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只不过1300多亿元。

　　“开荒，种麦子”

　　即便如此，“东方红一号”的科研条件依然艰难。

　　对于卫星研制人员来说，不要说完整的资料，就是卫星样品也没看到过，基本的研制条件更不具备。卫星所需生产、加工设备不足，测试、试验设备不齐，资源、人员短缺，西方国家在元器件、技术上对中国实行封锁，前苏联也和中国技术断交。

　　时任中国科学院“东方红一号”卫星总体副组长的潘厚任说，“东方红一号”是从零开始的。“比如你想要吃馒头，馒头买不到，面粉也买不到，小麦也买不到，你得开荒、种麦子。”

　　卫星上天需要的大量计算，是靠人工一点一点算出来的。当时比较先进的计算设备是自动计算器，更多的是半自动手摇计算器，任务急的时候连算盘都用上。据时任七机部某研究院卫星轨道组组长李颐黎介绍，算一条轨道，三班倒，每班8小时，两个人对着算，保证质量。就这样，手摇计算器的哗哗声、拨弄算盘的叭叭声响了整整一年。

　　因为没有试验场，技术人员在厕所里隔出来一个面积不到5平方米的小天井，技术人员在这个狭小又满是异味的空间里，进行某型火箭的推进剂供应系统试验装备液流试验。除此之外，做低温要靠木头盒子放干冰，声震要靠高音大喇叭使劲响，发电机绑棒子转就是那个时代的离心机，海军后勤部冷库是低温实验室……这就是当时“东方红一号”的科研条件。

　　为解决“长征一号”火箭高频不稳定燃烧问题，钱学森等科研人员用了2年零10个月的时间，进行了100余次的发动机试车，从燃烧实验室差点造成火灾、到四台100吨推力的发动机并联点火，团队经历了反反复复的实验，最终获得了技术上的成功。

　　与此同时，专家们通过“两结合”方案，用中远程导弹作为第一级和第二级，利用探空火箭技术研制第三级，将卫星送入近地点高度439公里、远地点高度2384公里的椭圆轨道，让它“上得去”；通过重建卫星测轨方程式，破解卫星测轨方程式的谜题，使卫星在太空中的位置可以被随时监测到，做到“抓得住”；通过“借光”的办法，在第三级火箭上安装一圈增加亮度的观测裙，解决“看得见”的问题。

　　在各项技术难题中，“听得见”的解决令人印象深刻。当时，科研人员制作了专门的乐音装置，用电子乐音的方式模拟出《东方红》乐曲，并让乐音装置在40秒内播送乐曲的前8个小节，用接下来20秒进行遥测信号的传递。然而，从乐音装置里传出的声音让科研人员始料未及：乐曲变调了。小组成员刘承熙很是着急，专门到上海找到国光口琴厂的老师傅询问如何解决，老师傅告诉他要加上谐波（声学名词），这样声音就会抑扬顿挫，就会好听了。

　　最终，研制人员以高稳定度的6个音源振荡器代替“音键”，用程控线路产生的节拍来控制发音，经过上百次试验，终于确保“东方红一号”奏出了准确、动听的《东方红》乐曲。

　　之后，科研人员又用“接力传递”的方法让人们听到了来自太空的乐曲。“乐曲需要通过卫星的天线发送、地面站接收并解码，再由电台转播。”“东方红一号”卫星技术负责人之一的戚发轫回忆。

　　拉起中国航天队伍

　　1970年4月24日21时48分，“东方红一号”发射场上空的高音喇叭里传出测控系统报告：“星箭分离，卫星入轨。”同时，国家广播事业局报告，收到了卫星播送的《东方红》乐曲，声音清晰洪亮。

　　一天后的傍晚，新华社发布了一条震惊世界的消息：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卫星运行轨道的近地点高度439公里、远地点高度2384公里，轨道平面与地球赤道平面夹角68.5度，绕地球一圈114分钟。卫星重173公斤，用20.009兆周的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

　　“那个激动的心情确实没办法说，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候中国的条件，能把第一颗卫星在那个年代弄到天上去。确实是一个螺丝钉都是中国自己搞的。真是感觉扬眉吐气。”“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总体设计者孙家栋曾经这样说。

　　“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成功，使中国成为全世界第五个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成功发射卫星的国家，大大提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威望，也树立起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东方红一号”卫星出色地完成了当时预定的任务，也为中国航天事业后来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胡其正说，它为后续的发展技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摸索出了一套卫星研制的工艺流程，更培养锻炼了一批航天队伍。

　　“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总体设计者孙家栋，后来成为中国首任探月工程总设计师；时任卫星技术负责人之一的戚发轫，后来执掌了神舟飞船总设计师“帅印”；主持“东方红一号”测控系统总体设计的陈芳允，则成为“北斗”导航卫星的创始人……无数在“东方红一号”事业中历练成才的航天人，开创了中国航天一个个新的伟大事业。

　　2019年7月的一天，“东方红一号”卫星和“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在距离地球约400千米的轨道不期而遇。这场相遇，两方在空间上相隔仅40多公里，时间上却跨越了40多年。这场相遇，仿佛是一种致敬，也仿佛是一次精神接力。无论我们在征途星辰大海中走向多远，那艰难迈出的第一步都将是我们不竭的动力源泉。

（本报道未署名图片由国家航天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