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届遗产大会期间，田学军（左）会见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主席加拉耶夫。 摄影 申玉彪

　　世界遗产日益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

　　世界遗产是我们在新时代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可持续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平台。

　　自1985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也称《世界遗产公约》），中国的申遗之路已走过30余年。如今，随着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和中国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55处，与意大利并列世界第一。

　　作为世界遗产大国的中国，参与了越来越多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也在世界遗产保护的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就在前不久，第4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世界遗产大会）宣布下一届世界遗产大会将于2020年由中国在福建省福州市承办。

　　中国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事业的现状如何？中国为世界遗产工作贡献了哪些方面的经验？如何彰显中国作为世界遗产大国的贡献和担当？为此，《人民画报》专访了第4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席、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任、教育部副部长田学军。

　　人民画报：在前不久的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新增两处世界遗产。请问在本届大会上，中国代表团还有何收获？

　　田学军：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就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生态文明建设、文明交流互鉴等发表重要论述，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积极参与世界遗产相关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会同国内相关主管部门，积极参与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推动“良渚古城遗址”和“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并积极参与世界遗产全球治理。

　　“良渚古城遗址”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东亚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的空缺，更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能够帮助世人更加深刻地认识和了解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的贡献，更好地推动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中国滨海湿地类型遗产空白，成为全球第二块潮间带湿地遗产，而且也是中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首项自然遗产，彰显了中国政府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决心，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理念、成就的充分认可。

　　同时，世界遗产委员会是世界遗产领域最重要的治理机构，中国作为委员国积极履行职责、发挥作用。在这次大会上，委员会一致决定由中国承办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世界遗产工作进入“中国时间”。我们希望抓住承办世界遗产大会的契机，推动世界遗产全球战略的实施，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和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人民画报：如今，全球世界遗产事业快速发展，世界遗产事业的目标已不再是单纯的遗产保护，而是要推动跨文化对话，保护文化多样性，助力可持续发展。对此，我们需要怎样认识？

　　田学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使命是通过推动各国在教育、科学、文化、传播与信息领域开展国际合作，构建持久和平、实现可持续发展。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7届大会通过《世界遗产公约》，从此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遗产保护事业。

　　《世界遗产公约》现有193个缔约国，是全球范围内缔约国最多、影响力最广泛的公约之一。全球167个国家的1121处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先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人类共有的宝贵财富。这些遗产地面积相加，超过370万平方公里。

　　世界遗产凝结了大自然亿万年的神奇造化和人类文明几千年的丰厚积淀。以今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为例，既包括中国“良渚古城遗址”、伊拉克“巴比伦遗址”、布基纳法索“古冶铁遗址”等考古遗址项目，也包括澳大利亚“布吉必姆文化景观”、加拿大“阿伊斯奈皮石刻”等体现土著文化传统的项目，还包括“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法属南部领地和领海”等对全球生物多样性至关重要的项目。

　　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旗舰项目，世界遗产已成为连接全球不同地理环境、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历史源流、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和人民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对保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明确要求“进一步努力保护和捍卫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世界遗产也日益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世界遗产是我们在新时代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可持续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平台。

　　人民画报：我们要如何看待世界遗产研究、保护、利用三者关系？

　　田学军：世界遗产研究、保护和利用三者密不可分、互为支撑。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重要演讲时深刻指出：“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良渚古城遗址的重要批示也指出：“文物遗存的保护是考古学研究的前提，考古学研究是文化遗产合理利用的学术基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要统筹安排，申报项目要有利于突出中华文明历史文化价值，有利于体现中华民族精神追求，有利于向世人展示全面真实的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

　　简言之，世界遗产研究是保护和利用的基础，保护是研究和利用的前提，利用为研究和保护提供可持续的动力和保障。下一步，探索如何让遗产“活起来”，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何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实现遗产的可持续保护和传承，是我们努力的重要方向。

　　人民画报：世界遗产体系如何推动了中国遗产保护工作？与此同时，中国为世界遗产工作贡献了哪些方面的经验？

　　田学军：中国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遗产公约》已成为全球范围内缔约国最多、影响力最广泛的公约之一，其构建的世界遗产工作体系在发展中不断完善，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遗产主题和类型，较为完整的世界遗产评价标准、保护要求、保育措施、阐释展示理念，为中国的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国际视野、国际标准、国际范例、国际交流平台以及国际技术支持，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遗产保护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世界遗产相关工作取得长足进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遗产保护、管理监测、研究和能力建设体系，遗产保护和管理状况持续改善，遗产研究水平不断提升，遗产保护教育普遍开展，保护和传承遗产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截至2019年7月，中国共拥有55处世界遗产，为全球的世界遗产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较为系统的世界遗产工作体系，拥有较为完备的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和监测体系，建立起较为完备的遗产研究和能力建设体系，遗产研究和保护水平不断提升，遗产保护和管理状况持续改善，在全球范围内树立了典范；

　　中国是30年来全球世界遗产数量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在有效保护遗产资源的同时，也有力地支撑了世界遗产核心价值理念的传播；

　　中国为《世界遗产名录》的平衡性与代表性做出了积极探索。中国的自然与文化混合遗产、文化景观遗产所体现的自然与人文和谐交融，象征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丰富了世界遗产的科学价值和人文内涵。此外，中国是拥有世界自然遗产最多的国家，展示了我们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就；

　　中国在数十年间不断探索活态遗产保护方法，建立了“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名录制度等有效保护机制，推动了国际社会有关“乡村景观”遗产的研究、保护和开发工作；

　　此外，中国还积极落实教科文组织在遗产领域的全球战略。

　　与教科文组织共同设立二类中心为缔约国提供能力建设和遗产地监测服务，为柬埔寨等国遗产保护和修复工作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教科文组织在遗产领域落实“非洲优先”战略，开展能力建设务实合作。

　　人民画报：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将于2020年在福建省福州市召开，这次大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在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领域承办的最高规格的国际会议。作为大会的主席，您认为它将从哪些方面呈现中国对世界的担当与贡献？

　　田学军：世界遗产的保护传承工作，是中国文化强国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世界遗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旗舰项目，受到所有成员国和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也是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的重点领域。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的举办，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彰显了中国作为世界遗产大国的贡献和担当，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的普遍赞赏。世界遗产大会是世界遗产领域的年度盛会，备受全球瞩目。

　　当今，世界遗产全球治理处于重要的十字路口。《世界遗产名录》代表性失衡，非洲、阿拉伯和拉美地区发展中国家遗产数量偏少；自然遗产在遗产总数中占比偏低，不足五分之一；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不同程度存在“重申报、轻管理”的现象；遗产地旅游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突出，冲突地区遗产保护工作面临挑战。从中国自身需要而言，如何通过举办世界遗产大会在全社会进一步牢固树立文化自信与生态文明意识，促进中国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事业健康发展；如何进一步提升中国对世界遗产全球治理的贡献度，向世界广泛展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理念与成就，贡献中国智慧、共享中国经验，是我们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们提出承办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的重要考虑之一。

　　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举办地福州市有2200多年的悠久历史，文化底蕴丰富，生态环境优美，基础设施完备，经济充满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曾长期主政福州市和福建省，期间提出一系列保护遗产的重要论述，实施了许多重要的政策举措，给这座城市留下了丰厚的人文遗产和优美的生态环境。

　　我作为大会主席，将与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委员国、咨询机构保持密切沟通，会同国内相关主管部门和福建省、福州市有关方面，一起努力、共同办好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

2019年6月30日至7月10日，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 摄影 M. Ragimo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