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在国际比较视野下，中国式减贫和西方过去所推行的传统减贫模式有何异同？中国的减贫经验对自身乃至国际社会能够提供哪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中国取得巨大减贫成就的秘诀究竟是什么？那就是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制度与国家治理方略——它们是中国打赢扶贫攻坚战的有力保障。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实事求是”意味着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中国的减贫实践注重从中国的传统和实际出发，把生存权作为最基本的人权，采取恰当的政策措施。几千年来，中国都有着“以人为本”的治理传统。我们把生存权当作最基本的人权，而以保障生存、改善民生为指针的减贫事业自然成为中国人权事业最核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贫困，尤其是赤贫，不仅无法保障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尊严和基本权利，而且会让整个中华民族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上述认知，在最近十多年来，正赢得全世界越来越多国家的追随和效仿。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在今天探讨人权问题时也开始承认：贫困问题不仅是对人类基本人权的侵犯，而且还滋生了许多社会和国际问题，诸如仇恨、冲突、非法移民、恐怖主义等。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公有与私有之间的关系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奇迹，一条鲜明的经验就是，中国既不一味依赖政府而排斥市场，也不盲目迷信市场、排斥政府，而是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产生了“1+1>2”的效果。

　　像中国这样短时间内实现大规模经济跃迁的案例，显然是无法被西方所流行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所解释的。因为中国既没有教条地执行“进口替代”战略，也没有跟在“华盛顿共识”身后亦步亦趋。对前者，中国可以说是“反其道而行之”，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发展规模小的、传统的、技术落后但能出口的服装、制鞋、电子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积累资金，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升科技水平。对后者，中国政府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不仅从未如“华盛顿共识”所期望的那样“缺席”“退出”，反而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顶层设计、总揽全局的关键作用。

　　中国不认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就必然水火不容。恰恰相反，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关怀下，在各自所擅长、侧重的领域发挥专长、蓬勃发展，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实现高水平的公私相济、协同作战，共同为经济发展、人民脱贫致富贡献力量，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目标。这种经济模式使中国政府在推动减贫行动时，既能利用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以获得高效率，又能够借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宏观规划能力和调节能力，进行顶层设计，有效管控市场风险，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平稳快速发展。

　　精准扶贫助力脱贫

　　中国党和政府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不失时机地实施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向贫困之顽疾发起总攻。2013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他强调：“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随之，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印发《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并出台《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作方案》，从而将“精准扶贫”从战略理念向顶层设计、总体布局和工作机制层层推进，并在全国范围全面开展。从此，“精准扶贫”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减贫发展工作的指导思想，对中国的减贫工作以及国际发展援助等行为都产生深远影响。

　　2015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云南考察时进一步指出：“要以更加明确的目标、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有效的行动，深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项目安排和资金使用都要提高精准度，扶到点上、根上，让贫困群众真正得到实惠。”2015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贵州考察期间明确提出了六个精准的要求，即“扶持对象要精准、项目安排要精准、资金使用要精准、措施到位要精准、因村派人要精准、脱贫成效要精准”。在2015年10月16日的“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主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将精准扶贫作为中国扶贫的基本方略和主要抓手。

　　相对于过去低效率的“粗放扶贫”“精准扶贫”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就扶贫对象而言，在传统扶贫模式下，的确存在不同程度的“滥竽充数”“冒领国家资金”的情况，也就是那些并不十分贫困，相对并不那么需要国家扶持的人和地区，冒领了宝贵的国家资源，从而使那些真正陷于贫困、亟待帮扶的对象无资源可用。而在“精准扶贫”模式下，谁贫困谁被扶持，从而确保好钢用在刀刃上，资源投放到真正需要它的人。

　　综上所述，精准扶贫的特色就是找到“贫根”，对症下药，靶向治疗。在这一战略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构建了省-市-县-乡-村五级体系，打造出“齐心协力抓扶贫，层层落实责任制”的治理格局。展望未来，我们有信心、有把握在2020年顺利完成“使中国现有标准下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的宏伟目标，为全球减贫事业的纵深推进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