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之初，随着经济基础领域一系列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中国正经历着社会的巨大转型，突出表现为城乡二元结构之下的两大社会阶层的崛起——中等收入群体和新工人群体。

　　首先是中国已经产生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占总人口近三成。对于农村发展来说，这个群体是多面性的。

　　世界中等收入群体的共性是既重视食品安全，又热衷资源环境保护和历史文化传承。而中国的中等收入者更是新时期愿意“下乡进村”、兴利除弊、促进城乡融合的社会群体。特别是新冠疫情影响下，很多人在反思麇集于大城市的风险，更看重乡村宜居的自然资源条件。

9月22日，农历秋分，以“庆丰收、迎小康”为主题的第三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于上午9时在运城正式启幕，这是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主场首次走出北京，走进山西。摄影 陈建/人民画报 

　　下得去的条件是“搭便车”。因为这些年国家投资的新农村建设已经在农村基本上完成了“五通”，98%以上的行政村通了路、电、水、宽带和电话，个别有条件的村又开展了“四化三清一气”和“四清四改四建”。这意味着乡村发展中小企业的基础设施条件具备。

　　这时候市民下乡照样通过网络进行微信群沟通和分散化的交易。这些东西慢慢会渗透进乡土社会，村民就可以“鸡犬之声相闻，微信群里往来”。

　　可见，国家大量基础建设投资所形成的对空间生态资源开发的搭便车机会，恰好把城市的中等收入群体能够与村民之间共同参与的社会资源开发出来，这就有了农业向4. 0版本演化的条件。

　　中国现在强调的农业产业化，很大部分的内容是指工业方式改造农业形成二产化，即要在规模化和集约经营的基础上拉长产业链，形成农业的增值收益。这应该叫作农业的2.0版本。

　　但即使在美国，这个产业链收益能留在农民手里的一般不到10%。在中国，农业产业链中农民得到的收益恐怕 8% 都达不到。

后土祠景区内，百名书法家现场共写秋风辞。摄影 秦斌/人民画报 

　　二产化农业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生产过剩。中国农业大宗产品的产量很多世界第一：我们生产全球 70% 左右的淡水产品，67% 的蔬菜，51% 的生猪，40% 的大宗果品，这些大宗产品都发生相对过剩。中国现在的粮食属于“紧平衡”——产量占世界的 21% ，人口占世界的 19% ，还有很小的余量。

　　此外，农业二产化还对资源和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现在农业造成的面源污染大大超过工业和城市，是面源污染贡献率最高的领域。

　　农业3.0版，是中国多年来提倡的以综合性农协为载体的第三产业化农业。因为第三产业的单位面积收益率一般都高于二产；由此而使农民得到三产化对劳动力和农村资源的“再定价”收益。比如，养生农业就会把空气、水、林木绿化等环境因素再定价，农家乐也会使被外部劳动力市场排斥的农村中老年妇女得到高于农业就业的收益。

　　第三产业和小农经济直接结合的可能性有丰富经验，但也有政策障碍。我们二十几年的基层试验表明，靠3.0版的农业三产化来解决“三农”问题，农民得到的好处并不很大。

图为黄河农耕文明博览园会场举行的群众联欢活动。摄影 陈建/人民画报

　　农业4.0版是我们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提出的，定名为“社会化生态农业”。传统社会、特别是亚洲这种原住民社会，农业从一万年前开始的时候就是多样化的原生农业；当代强调可持续发展，也应该是农业3.0+4.0 构成有机结合的社会化生态农业体系。

　　农业4.0版一方面在手段上要借助互联网+，另一方面在理念上要更强调社会化的、城乡合作互动的、生态化的农业。当然，“市民下乡，农业进城”越普遍，农业体现出中央倡导的生态文明战略的内容就越多，这是下一步农业3.0版和农业4.0版要考虑的问题。

　　总之，农业4.0版更大程度是要借助城乡融合的新趋势，利用互联网内在体现的各阶层公平参与，实现市民与农民都能够广泛参与的社会化生态农业，而社会化生态农业本身又是中华文明传承之载体。

　　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主任、福建农林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