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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大书的文明守望 — 记《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的诞生

2026-07-23      撰文 本刊记者 莫倩 摄影 本刊记者 董芳

  2026年5月15日,北京大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所资料室内,全套60册《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整齐陈列,一字排开总长两米有余。翻开书本,每件器物均详细标注其形制、年代、铭文、流转史等信息,实现“一器一档”。

  这部恢弘巨著的背后,是编撰团队14年跨越山海的坚守与求索:寻访10多个国家,调查涉及260多家机构,引用多语种著录文献3000余本(篇),全方位呈现器物图片近5万幅,为2.3万余件海外中国青铜器全面建档、溯源、归册。更重要的是,这一首次系统调查和梳理海外藏中国青铜文物的重要学术成果,将为开展溯源及流转历史研究提供支撑,助力流失海外中国文物回归。

  全球“寻踪”的百年薪火

  百余年来,因各种原因散失海外的大量中国文物中,青铜器一直被各国公私博物馆视为最重要的馆藏之一。“这是因为,中国青铜器不仅有极高的艺术性,更是家族与社会秩序安定、国家政权稳固和古老中华文明的象征。”《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主编朱凤瀚说。不仅如此,大量中国青铜器上铸有铭文,为传承中华文化起到了独特作用。正因如此,为散落世界各地的中国青铜器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图文并茂的档案与信息资料库,始终是文物工作和学术研究关注的课题。

  早在1920年,“甲骨四堂”之一的罗振玉便出版了《海外吉金录》,记录205件青铜器及其铭文、外流方向。此后,古文字学家容庚、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原馆长袁同礼、古文字学家陈梦家、历史学家李学勤等一代代学者接续深耕,投身海外青铜文物建档和溯源。

  2012年,北京大学受国家文物局委托,承担摸清流散海外中国青铜器“家底”的任务。以北京大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所创始所长朱凤瀚为核心,研究团队迅速组建。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副教授张经、上海博物馆青铜研究部研究馆员韦心滢、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李刚、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研究员张浩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刘丽等业界专家,均成为创始元老,共同开启了一场长达14年的全球青铜“寻踪建档”之旅。

  项目启动初期,团队面临资料匮乏、经费有限的双重困境。他们从香港借得了一批海外中国青铜器图录、著作,以及拍卖行和古董行图录。为节省在香港的高额差旅开支,编撰组成员把这批资料带到深圳,在此完成了大批量资料的扫描、拍照、归档工作。

  之后,编撰组除专门前往相关国家和地区进行调查之外,也利用出访、访学、参会等契机,实地考察当地的博物馆、图书馆等机构,调查其所藏中国青铜器并查阅大量资料。据编撰组成员、北京大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所助理教授杨坤介绍,项目启动初期,朱凤瀚等人在国外调查时,从早晨进入博物馆、图书馆,到晚上出来,中间不外出就餐,一直站着不停地拍摄、扫描,饿了就拿出面包对付两口。“经费有限,这样一来可以省钱,二来可以尽可能多地把时间用在工作上。”杨坤说。

  2026年5月15日,北京海淀,《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编撰组成员朱凤瀚(前)、杨坤(后右)、张天宇(后中)与王学森在北京大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所合影。《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由北京大学朱凤瀚教授领衔主编,张经、韦心滢、李刚、张浩平、刘丽、杨坤、张天宇、王学森参与编撰,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摄影 董芳/人民画报

  《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收录了近300种不同类型的青铜器,包括兵器、车马器、工具、杂器等,为海外中国青铜器全面“建档”“归册”,是首次系统调查和梳理海外藏中国青铜文物的重要学术成果,将为开展溯源及流转历史研究提供支撑,助力流失海外中国文物回归。 摄影 董芳/人民画报

  深耕细查 解锁密码

  海量翔实的资料储备,是项目开展的核心根基。项目开展过程中,编撰组依托北京大学丰富的馆藏资源、完善的校际借阅体系,国家图书馆海量文献储备以及委托海外同行、师友补充资料等,持续补齐资料短板,为后续全方位、精细化的文物整理工作打下坚实基础。随着互联网馆藏资源开放升级,2020年起,海外博物馆陆续更新线上馆藏文物信息,为项目开展打开了新的窗口。

  为不漏掉文物线索,编撰组紧盯全球各大博物馆官方平台,筛查新增文物信息。北京大学在读博士生王学森2021年入学后便加入团队,他提到,由于需要频繁而集中地访问海外博物馆网站,他们的网络IP时常被平台判定为异常并被临时封禁。“那就换个博物馆继续登,过几天再回来继续查,毕竟我们需要干的活太多了,不差这几天。”他笑着说。正如王学森所言,编撰组工作繁杂琐碎、维度多元:编撰组成员不仅需要通读海量多语种文献,对核心史料、珍贵文献逐一著录、扫描存档,还需常态化对接海外学界资源、奔赴各地博物馆开展实地调研,同时完成文物影像校对、图片精修等工作……

  几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为打破信息壁垒、拓宽线索来源,编撰组还通过社交媒体来获得线索。编撰组成员、北京大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所助理教授张天宇说,当下文博热度高涨,不少网友通过社交平台分享海外博物馆藏的小众中国青铜器,“如果我们之前并不掌握这些文物的相关信息,就会通过官方渠道进行核实,以让零散的民间线索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补充”。

  在线上全域摸排、线索核验的基础上,编撰组深耕线下实地调研。多年的细致深耕,让团队解锁了诸多尘封千年的青铜密码,不断改写学界既有认知。

  2023年7月28日,法国巴黎,团队成员在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考察。

  铜四足爵 商前期 饕餮纹 法国吉美国立 亚洲艺术博物馆藏

  青铜钺 商代晚期 德国柏林东亚艺术博物馆藏

  2023年,编撰组赴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库房考察。隔着展柜看到1923年山西浑源被盗出土的青铜方鼎时,大家都忍不住凑了上去。“以前只在老照片里见过这件鼎,一直以为它就是普通的炊具,到了现场才发现鼎的中间有个隔断,就像现在的鸳鸯火锅。”张天宇说,这让大家对这件青铜器有了新的认识。

  此前,学界普遍以为吴王夫差鉴藏于国内,仅有一张老旧拓片记录其形制,实物影像、百年流转历程均无任何留存记录。团队在梳理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冬宫博物馆)的馆藏资料时,敏锐地发现一件器物铭文附近的纹路,与国内拓片高度契合。“它的拓片上,左上角铭文的周围有一圈纹路,同博物馆公开发布的照片完全吻合。”张天宇说。他们将照片与国内拓片逐字逐纹精细比对、反复核验,最终确认该器物是吴王夫差鉴,是二战时期苏联红军在柏林缴获的战利品,这填补了它近百年的流转空白。

  这样的惊喜与突破,在14年的编撰过程中数不胜数。诸多下落不明、信息残缺的传世青铜名品,终于被补全了器形样貌、实物影像、现存藏地和流转过程;学界一直以为已经遗失的器物,也在海外小博物馆的库房里被找到;北方式青铜器这类“小物件”以往不被关注,团队也系统梳理了7册相关资料,实证了中原文明与北方草原的文明交流,印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

  源源不断的新发现、新资料,也让丛书编撰工作不断迎来新挑战,团队就此开启了漫长且严苛的编审打磨之路。

  从35册到60册 从一校到五校

  《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最初规划仅35册、1.5万余件器物。历经五轮审校,书稿越改越厚,最终扩充至60册、2.3万余件。这背后是团队超乎寻常的严谨与执着。

  张天宇说,审校过程中,他们面对新资料,内心也很纠结,到底加不加?因为新资料的增加,意味着整套丛书的内容排布需要推倒重来,之前的排版工作相当于白干。

  “当然也可以在出版之后再进行补编,但我们担心项目完结后再组织起来进行补编的话,时间周期和团队力量上都不可控了。”杨坤说。为最大限度保障《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的完整性与学术权威性,团队最终选择添加新资料。

  方鼎 西周早期 凤鸟纹 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

  嵌绿松石罐 战国中晚期 蟠虺纹 美国哈佛艺术博物馆藏

  青铜敦 战国中晚期 勾连雷纹 美国哈佛艺术博物馆藏

  数年中,编撰团队与出版社“极限拉扯”。编撰组每次校对都信誓旦旦地表示“这次真的不再加了”,转头挖到稀缺的流散青铜器资料,又“厚着脸皮”提交新内容;出版社编辑嘴上说着“不能再改了”,但还是接下新资料,陪着团队反复修改。行业常规需三审三校,而《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最终历经五轮正式校对,还不包括编撰组核对电子版文稿的非正式核对修订。到了四校、五校阶段,出版社干脆把编撰组核心成员请到社里集中校对,生怕他们回去又“偷偷” 攒了新资料要加。为了提升校对效率、降低人工误差,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编辑团队自主编写数据校验小程序,实现2.3万余件器物关键词条的快速筛选,为校稿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人力成本。

  2025年12月,《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最终定稿,成书规模从原定的35册增至60册,核心资料收录至2024年底,少量珍贵资料更新至2025年12月,最大限度保证了内容的全面性,为海外流失文物追索提供了学术依据。

  构建中国青铜研究自主话语体系

  这套体量宏大的丛书,在学术领域突破诸多传统局限,从分类体系、年代考证、学术纠错到文明阐释,实现全方位创新,成功构建起中国自主的青铜器研究话语体系。

  朱凤瀚首创图像目录,按照器型、年代、地域特征对2.3万余件器物做了系统分类。张天宇介绍,传统图录仅按器类笼统归类,研究者想要查找特定器物,只能逐页翻阅、耗时费力。图像目录则给同类器物标注了清晰的形制特征和检索区间,使得器物查找的精准度和效率大大提升。与此同时,全书严格遵循考古年代顺序排布,清晰展现出青铜器物的千年演变脉络,将传统研究中可能达到数百年的断代误差大幅缩小。 “这既为专业研究提供了精准支撑,也能让普通读者清晰读懂中华青铜文明的发展脉络。”杨坤说。

  铜象尊 商后期 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藏

  子之弄鸟尊 战国早期 蟠螭纹 美国史密森研究院弗利尔美术馆藏

  铜马 东汉 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藏

  正本清源、纠正百年学术误判,是这套典籍的核心价值之一。1932年,日本学者将一件收藏于日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的青铜豆定为西周晚期器物,这一结论被全球学界沿用近百年。然而,最近有学者撰文指出,法国赛尔努齐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形制完全相同的豆。“铭文上有‘政和八年’,而‘政和’为宋徽宗的年号。由此,我们确认这件豆是宋朝仿西周青铜器而造。”张天宇说。

  尽管丛书核心收录先秦至汉代的青铜器,但这件宋代青铜豆仍被收录并加注说明。“主要对流传近百年的学术误判作正本清源的说明。”王学森说。

  同时,项目的最新研究成果也刷新了学界的一些认识。 1998年,山西一处商代墓地几乎被盗掘一空。后来,少量青铜器被追缴。经盗墓贼供述,这批器物出自上述商代被盗墓地。朱凤瀚回忆,这些青铜器中有好几件带有“先”字铭文,造型精美,令人印象深刻。编撰组比对追缴青铜器的器形特征,判定其属于商代考古分期中的殷墟二期,与安阳殷墟妇好墓属同一时代。

  这一发现证实在晚商妇好所处的殷墟二期,商王朝的势力范围已经延伸至山西地区,回应了海内外学界长期关注的商王朝疆域演变问题。结合同期山西境内发现的多处殷墟二期商文化遗址可推测,当时商人向山西扩张,大概率是为了就近获取运城的盐这一核心战略资源。“商代取盐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远赴东部沿海取盐,二是翻越太行山抵达运城盐池,后者距离商都城安阳更近,资源获取成本更低。” 张天宇说。

  鎏金嵌琉璃铜鐏(局部)西汉 美国纳尔逊-艾金斯艺术博物馆藏

  错银铜壶 战国中晚期 云纹 美国史密森研究院弗利尔美术馆藏

  人形青铜灯 战国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杨坤说,这套集录的价值不止于中国文物溯源研究,更具备全球性参考意义。近代以来,诸多文明古国曾因战乱、侵略、走私面临文物流散海外的困境,缺乏系统完整的文物梳理与溯源体系。“这套丛书的调研方法、溯源逻辑和整理范式,能够为所有遭遇文物流失的文明古国,开展海外流散文物普查、身世考证与溯源取证工作,提供可参考、可借鉴的标准范本。”

  如今,编撰工作暂告一段落,但守护国宝的脚步从未停歇。团队正持续追访遗漏器物,全力搭建海外青铜器数据库,未来将向公众开放,让学术资源普惠大众。那些跨越山海被记录的青铜瑰宝,见证着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也终将等到回家的那一天。

 

  (未署名图片由《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编撰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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