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2-11 策划 本刊编辑部 执行 本刊记者 段崴 莫倩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脉,也是文化自信的重要力量来源。相声是中国民间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2017年,《中国传统相声大全》修订出版,全面涵盖已经挖掘整理的传统相声作品。土生土长的相声,丰富了中国的曲艺形式,充实了大众的闲暇时光,给人们带来欢乐与思考的同时,也实现了自身的成长。
新中国成立以来,以传统作品为基础,作为中国社会生活“风俗画”的相声从“地摊儿”登上了大雅之堂。之后,它经历了大发展,也经历过坎坷与挫折,给人们带来了欢乐,也带来了思考。
相声,“生”于中国,也“长”于中国。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逗笑艺术的滥觞“俳优”,便蕴含了相声讽刺、娱乐等元素。时至唐宋,唐朝参军戏中的类似于对口相声的结构与内容,宋代百戏中“说”“学”“文字游戏”等说唱艺术形式,都能看到相声的影子。在历史的演进中,中国古代喜剧艺术的滋养、艺术流派的细化及艺人的探索,使得中国“热闹”的艺术流派,在清末民初多了相声这样一个行业。
在“相声”出现之前,有“像生”或“象声”的叫法,但这更多的是一种模仿或口技。1870年前后,朱绍文(艺名“穷不怕”)、阿彦涛、沈春和三人在北京各立门户,授徒传艺,将西汉文学家东方朔奉为祖师爷。相声正式成为一门经营行业,开始了师承关系。那个时候,相声艺人“撂地”作艺,逐渐由单口发展为对口,并形成了包含“说”“学”“逗”“唱”的多样艺术形式。1908年,英敛之的《也是集续篇》出版,出现“相声”一词,称相声演员是“滑稽传中特别人才”,并这样写道:“其登场献技并无长篇大论之正文,不过随意将社会中之情态摭拾一二,或形相,或音声,模拟仿效,加以讥评。”
作为市民艺术,相声流传很快。在清末的第三代、第四代艺人时,相声便由北京向外地的大中城市发展。天津的南市、济南的大观园、南京的夫子庙等,都成了市民听相声的场所。相声获得了更大的观众基础。
新中国成立,相声走进了新的发展阶段。作为中国社会生活“风俗画”的相声从“地摊儿”登上了大雅之堂。之后,它经历了大发展,也经历过坎坷与挫折,给人们带来了欢乐,也带来了思考。
侯宝林/郭全宝 《关公战秦琼》
—从“撂地”艺人到人民艺术家
清末民初,相声艺人在北京的茶馆、杂耍园子演出,但更多还是在街头、庙会“撂地”作艺,“俩肩膀扛着一个脑袋,有块地就能演”。他们用白沙子在地上画个大圈,行话叫做“画锅”,就是靠演出吃饭的意思。圆圈内是相声艺人的舞台,圈外面是观众。这时的相声艺人为生活所迫,表演中包含了一些庸俗的东西来取悦观众。也因为这样,相声被很多人认为是“耍贫嘴”。
新中国成立后,相声在国家及曲艺界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获得了发展。国家领导人给予了相声高度的认可和关心。中国广播说唱团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与中期,会定期前往中南海表演,而之前北方相声与南方滑稽之间的艺术交流,也是源自于周恩来总理的首倡。“相声改进小组”的成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都促进了文艺思想的活跃和解放,相声的继承、批判与革新,也使得相声发展迎来了新局面。
传统相声题材,由小市民生活扩大到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国际交往等方面;相声因慰问演出走进了军队、矿山、工厂以及农村地区;同时,相声内容与语言得到净化、队伍得以发展,相声逐渐成为全民性、全国性曲艺种类。艺人的社会地位也由此提高,相声演员从“撂地”艺人变为了新社会的文艺工作者与建设者。马三立、张庆森讽刺马虎作风的《买猴儿》,讽刺教条主义的《开会迷》,侯宝林、郭启儒讽刺官僚主义的《关公战秦琼》,讽刺不遵守交通规则的《夜行记》等相声,受到群众欢迎。其中,《关公战秦琼》这一经典的相声作品,也深得毛泽东主席的喜欢。
1951年,常宝堃(艺名“小蘑菇”)作为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的一员,赴抗美援朝前线进行慰问演出。在顺利完成任务回国途中,遭到敌人飞机的轰炸,壮烈牺牲,年仅29岁。灵柩返回天津,当地参加悼念和送殡的群众达几万人。天津市人民政府授予了他“人民艺术家”的称号,并追认为革命烈士。
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大规模进行,“歌颂型相声”出现。李锦田(艺名“小立本”)、杨海荃的《社会主义好》,常宝华、钟艺兵等歌颂新时代风貌的《昨天》,都是“歌颂型相声”的代表作。歌颂与讽刺、娱乐共同成为相声的三大功能。
从此,相声不再仅仅依赖于传统段子的演绎,开启了新作品创作的时代。
马季/唐杰忠 《友谊颂》—在挫折中前行
1966年,十年动乱由此开始,文艺花苑一片凋零。
刚刚迎来新生的相声重新陷入泥潭。相声被认为“庸俗低级”“耍贫嘴”,演出停止。一些曲艺团体和相声组织被强行解散。一些相声艺术家,成为了“黑线人物”“反动艺术权威”“反革命分子”,被打成“牛鬼蛇神”,遭到批斗与迫害。相声艺术家刘宝瑞遭受严重冲击和迫害,被下放北京房山农场劳动。1968年10月,在受到批斗后逝世。
但是,在 “艺术为政治服务”的大背景下,歌颂类题材的相声也获得一定发展。20世纪70年代初,侯宝林、马季从河南“五七”干校返回北京,与其他陆续回归曲艺团体的艺人,开始小心翼翼恢复相声艺术。那个时候,侯宝林的《银针颂》《种子迷》,马季的《友谊颂》《海燕》《山鹰》等相声,为业余生活一片沉寂的老百姓送去了几许欢乐。马季曾说,在其一生为相声奋斗的过程中,最值得欣慰的事,就是在众所周知的最艰难的年岁中,依然顽强地写了几段相声。
很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还记得《友谊颂》中的斯瓦西里语“夸哈里尼,夸哈里尼”(再见)一词。这段以中国人民帮助修建坦赞铁路为内容的相声,拓展了当时相声艺术的主题,在欢笑中赞扬了中非友谊,成为“文革”中相声的代表作。
姜昆/李文华 《如此照相》
—创作与表演的“黄金时代”
“文革”结束后,相声迎来了重生,也渐渐走进了“黄金时代”。
经过十年浩劫的人们,迫切需要文艺与欢乐。文艺界也进一步明确了文艺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常宝华、常贵田的《帽子工厂》,姜昆、李文华的《如此照相》,杨振华、金炳昶的《假大空》等一批反思“文革”之作,引起人们强烈共鸣。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带动了中国电视产业的发展,相声也由此驶入了快车道。
通过电视这一媒介,邀请赛、大型综艺晚会、曲艺专栏节目、节目录制与再剪辑等方式,相声观众的数量增多,也极大地扩大了相声的影响。相声观众由旧时的数以十计、数以百计、数以千计,一时间变成了电视机前的数以亿计。1984年,马季在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出《宇宙牌香烟》,讽刺了当时一些商家以假乱真做广告、推销劣质产品的行为,大获成功,开启了20世纪80年代的电视相声时代。电视产业的发展,以及人们对当时社会小恶、不文明现象的批判与厌恶,使得一大批优秀相声演员涌现出来,姜昆、唐杰忠、侯耀文、石富宽、牛群、冯巩等便是其中的代表。
当时,相声获得了对外交流的机会,也吸引了很多喜爱相声艺术的外国人的关注。包括侯宝林、郭全宝、常宝华、常贵田、侯耀文、石富宽、马季、唐杰忠、姜昆、李文华等在内的相声演员,以及各类艺术团体,将相声带到了日本、美国、新加坡等国家进行交流;美国密执安大学的莫大伟,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盖玛雅等人,对相声进行了学术研究。加拿大籍相声演员大山更是在这一时期为中国老百姓所熟知。
但是,电视产业在为相声带来“新机遇”之时,也加剧了相声的危机。相声,从诞生之时,就不是单方向的听觉艺术,而是在与观众的交流中推进、加工与反复改善的——这便是相声“一遍拆洗一遍新”的继续创作过程。然而,电视媒介巨大的传播效应,使得作品一旦公开演出,便是创作的终结,相声作品与观众面对面打磨、交流,或者在工作生产第一线和群众直接交流、锻造的过程缺失了。同时,在电视屏幕上,视觉冲击力更强的小品开始获得更多的关注与青睐,很多相声演员转投小品领域一试身手。
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回归剧场的说唱艺术
20世纪90年代后期,相声不再单纯依赖电视,开始回归小剧场,重新实现从创作、演出到不断磨炼的完整过程。
21世纪初,北京、天津、西安等地涌现了一大批跟演员观众面对面的“园子”。逛茶馆、进剧场,听一场相声,逐渐成为了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的消费习惯与休闲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相声依靠广播电视的发展生态,让起于“江湖”的平民艺术再次回归“江湖”。
2003年10月,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成立。这个“小剧场运动”的先驱,设立的初衷是给青年相声演员提供一个临时场地,让那些对高票价影院望而却步的人群走近相声。十几年的时间,一拨拨相声新锐展露,一个个相声新作推出,一场场演出呈现。宋德全是俱乐部的发起人之一,他说,每场演出结束,演员们要列队欢送观众,并直接听取观众的意见。相声,再次与观众直接面对面。
2005年左右,北京德云社获得了市场的巨大认可。它的走红,推动了一大批相声剧社的出现。2008年5月,“80后”相声表演团体嘻哈包袱铺成立,迅速成为了京城相声小剧场的代表之一。他们重视年轻人的相声体验,作品融入流行词汇、新闻事件等元素,并推出舞台相声剧等艺术形式。2007年在西安成立的青曲社、2011年在重庆成立的逗乐坊等相声剧社,都参与并推动了相声的“回归”。
但是,随着市场对小剧场模式的认可,小剧场开始快速扩张,相声演员出现赶场式表演。“市场化”一定程度上伤害了“专业化”,出现了作品质量不高、格调不雅甚至恶性竞争等现象,这也使得相声剧场经历了一波“关停潮”。
李寅飞 李宏烨—说学逗唱新样态
如今,小剧场发展已趋于稳定。而近年来整个社会对传统文化的推崇与回归,使得相声这个中国古老的传统艺术形式,得到了年轻人的青睐,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主动走上了舞台,高校相声社团、民间青年相声社团纷纷建立。
可以说,今天的高校,为相声提供了新生和发展的环境。大学生,有着自己的校园生活,对时事、科技、社会、情感等众多元素有着广泛的触角和天然的敏感度。他们创办相声社团、发起相声活动,吸引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共同参与创作,通过相声艺术,在欢乐中传递科学而优质的思考。清华大学的李寅飞、北京化工大学的李春熠等,都是其中的代表。
2003年,上海交通大学新语相声协会成立,校友李宏烨博士是“元老级”人物。在协会基础上,新语相声俱乐部由李宏烨牵头成立。如今,新语相声活跃在上海、江苏等地的高校校园。十几年中坚持创作,也兼顾理论研究。数百段相声作品、近十台大型相声剧、各地巡演、相声理论专著……一群“非职业”相声演员,“职业”地探索着相声艺术。
很多民间青年相声团体纷纷建立,进行自觉的文化传承与创新。
原创、接地气、不低俗、传递时代思想——如今的青年相声演员正在自觉践行着相声重要的创作与表演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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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艺:从民间来到民间去 |
传统与传承:那么远?这么近! |
2017-12-11 策划 本刊编辑部 执行 本刊记者 段崴 莫倩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脉,也是文化自信的重要力量来源。相声是中国民间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2017年,《中国传统相声大全》修订出版,全面涵盖已经挖掘整理的传统相声作品。土生土长的相声,丰富了中国的曲艺形式,充实了大众的闲暇时光,给人们带来欢乐与思考的同时,也实现了自身的成长。
新中国成立以来,以传统作品为基础,作为中国社会生活“风俗画”的相声从“地摊儿”登上了大雅之堂。之后,它经历了大发展,也经历过坎坷与挫折,给人们带来了欢乐,也带来了思考。
相声,“生”于中国,也“长”于中国。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逗笑艺术的滥觞“俳优”,便蕴含了相声讽刺、娱乐等元素。时至唐宋,唐朝参军戏中的类似于对口相声的结构与内容,宋代百戏中“说”“学”“文字游戏”等说唱艺术形式,都能看到相声的影子。在历史的演进中,中国古代喜剧艺术的滋养、艺术流派的细化及艺人的探索,使得中国“热闹”的艺术流派,在清末民初多了相声这样一个行业。
在“相声”出现之前,有“像生”或“象声”的叫法,但这更多的是一种模仿或口技。1870年前后,朱绍文(艺名“穷不怕”)、阿彦涛、沈春和三人在北京各立门户,授徒传艺,将西汉文学家东方朔奉为祖师爷。相声正式成为一门经营行业,开始了师承关系。那个时候,相声艺人“撂地”作艺,逐渐由单口发展为对口,并形成了包含“说”“学”“逗”“唱”的多样艺术形式。1908年,英敛之的《也是集续篇》出版,出现“相声”一词,称相声演员是“滑稽传中特别人才”,并这样写道:“其登场献技并无长篇大论之正文,不过随意将社会中之情态摭拾一二,或形相,或音声,模拟仿效,加以讥评。”
作为市民艺术,相声流传很快。在清末的第三代、第四代艺人时,相声便由北京向外地的大中城市发展。天津的南市、济南的大观园、南京的夫子庙等,都成了市民听相声的场所。相声获得了更大的观众基础。
新中国成立,相声走进了新的发展阶段。作为中国社会生活“风俗画”的相声从“地摊儿”登上了大雅之堂。之后,它经历了大发展,也经历过坎坷与挫折,给人们带来了欢乐,也带来了思考。
侯宝林/郭全宝 《关公战秦琼》
—从“撂地”艺人到人民艺术家
清末民初,相声艺人在北京的茶馆、杂耍园子演出,但更多还是在街头、庙会“撂地”作艺,“俩肩膀扛着一个脑袋,有块地就能演”。他们用白沙子在地上画个大圈,行话叫做“画锅”,就是靠演出吃饭的意思。圆圈内是相声艺人的舞台,圈外面是观众。这时的相声艺人为生活所迫,表演中包含了一些庸俗的东西来取悦观众。也因为这样,相声被很多人认为是“耍贫嘴”。
新中国成立后,相声在国家及曲艺界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获得了发展。国家领导人给予了相声高度的认可和关心。中国广播说唱团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与中期,会定期前往中南海表演,而之前北方相声与南方滑稽之间的艺术交流,也是源自于周恩来总理的首倡。“相声改进小组”的成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都促进了文艺思想的活跃和解放,相声的继承、批判与革新,也使得相声发展迎来了新局面。
传统相声题材,由小市民生活扩大到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国际交往等方面;相声因慰问演出走进了军队、矿山、工厂以及农村地区;同时,相声内容与语言得到净化、队伍得以发展,相声逐渐成为全民性、全国性曲艺种类。艺人的社会地位也由此提高,相声演员从“撂地”艺人变为了新社会的文艺工作者与建设者。马三立、张庆森讽刺马虎作风的《买猴儿》,讽刺教条主义的《开会迷》,侯宝林、郭启儒讽刺官僚主义的《关公战秦琼》,讽刺不遵守交通规则的《夜行记》等相声,受到群众欢迎。其中,《关公战秦琼》这一经典的相声作品,也深得毛泽东主席的喜欢。
1951年,常宝堃(艺名“小蘑菇”)作为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的一员,赴抗美援朝前线进行慰问演出。在顺利完成任务回国途中,遭到敌人飞机的轰炸,壮烈牺牲,年仅29岁。灵柩返回天津,当地参加悼念和送殡的群众达几万人。天津市人民政府授予了他“人民艺术家”的称号,并追认为革命烈士。
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大规模进行,“歌颂型相声”出现。李锦田(艺名“小立本”)、杨海荃的《社会主义好》,常宝华、钟艺兵等歌颂新时代风貌的《昨天》,都是“歌颂型相声”的代表作。歌颂与讽刺、娱乐共同成为相声的三大功能。
从此,相声不再仅仅依赖于传统段子的演绎,开启了新作品创作的时代。
马季/唐杰忠 《友谊颂》—在挫折中前行
1966年,十年动乱由此开始,文艺花苑一片凋零。
刚刚迎来新生的相声重新陷入泥潭。相声被认为“庸俗低级”“耍贫嘴”,演出停止。一些曲艺团体和相声组织被强行解散。一些相声艺术家,成为了“黑线人物”“反动艺术权威”“反革命分子”,被打成“牛鬼蛇神”,遭到批斗与迫害。相声艺术家刘宝瑞遭受严重冲击和迫害,被下放北京房山农场劳动。1968年10月,在受到批斗后逝世。
但是,在 “艺术为政治服务”的大背景下,歌颂类题材的相声也获得一定发展。20世纪70年代初,侯宝林、马季从河南“五七”干校返回北京,与其他陆续回归曲艺团体的艺人,开始小心翼翼恢复相声艺术。那个时候,侯宝林的《银针颂》《种子迷》,马季的《友谊颂》《海燕》《山鹰》等相声,为业余生活一片沉寂的老百姓送去了几许欢乐。马季曾说,在其一生为相声奋斗的过程中,最值得欣慰的事,就是在众所周知的最艰难的年岁中,依然顽强地写了几段相声。
很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还记得《友谊颂》中的斯瓦西里语“夸哈里尼,夸哈里尼”(再见)一词。这段以中国人民帮助修建坦赞铁路为内容的相声,拓展了当时相声艺术的主题,在欢笑中赞扬了中非友谊,成为“文革”中相声的代表作。
姜昆/李文华 《如此照相》
—创作与表演的“黄金时代”
“文革”结束后,相声迎来了重生,也渐渐走进了“黄金时代”。
经过十年浩劫的人们,迫切需要文艺与欢乐。文艺界也进一步明确了文艺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常宝华、常贵田的《帽子工厂》,姜昆、李文华的《如此照相》,杨振华、金炳昶的《假大空》等一批反思“文革”之作,引起人们强烈共鸣。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带动了中国电视产业的发展,相声也由此驶入了快车道。
通过电视这一媒介,邀请赛、大型综艺晚会、曲艺专栏节目、节目录制与再剪辑等方式,相声观众的数量增多,也极大地扩大了相声的影响。相声观众由旧时的数以十计、数以百计、数以千计,一时间变成了电视机前的数以亿计。1984年,马季在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出《宇宙牌香烟》,讽刺了当时一些商家以假乱真做广告、推销劣质产品的行为,大获成功,开启了20世纪80年代的电视相声时代。电视产业的发展,以及人们对当时社会小恶、不文明现象的批判与厌恶,使得一大批优秀相声演员涌现出来,姜昆、唐杰忠、侯耀文、石富宽、牛群、冯巩等便是其中的代表。
当时,相声获得了对外交流的机会,也吸引了很多喜爱相声艺术的外国人的关注。包括侯宝林、郭全宝、常宝华、常贵田、侯耀文、石富宽、马季、唐杰忠、姜昆、李文华等在内的相声演员,以及各类艺术团体,将相声带到了日本、美国、新加坡等国家进行交流;美国密执安大学的莫大伟,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盖玛雅等人,对相声进行了学术研究。加拿大籍相声演员大山更是在这一时期为中国老百姓所熟知。
但是,电视产业在为相声带来“新机遇”之时,也加剧了相声的危机。相声,从诞生之时,就不是单方向的听觉艺术,而是在与观众的交流中推进、加工与反复改善的——这便是相声“一遍拆洗一遍新”的继续创作过程。然而,电视媒介巨大的传播效应,使得作品一旦公开演出,便是创作的终结,相声作品与观众面对面打磨、交流,或者在工作生产第一线和群众直接交流、锻造的过程缺失了。同时,在电视屏幕上,视觉冲击力更强的小品开始获得更多的关注与青睐,很多相声演员转投小品领域一试身手。
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回归剧场的说唱艺术
20世纪90年代后期,相声不再单纯依赖电视,开始回归小剧场,重新实现从创作、演出到不断磨炼的完整过程。
21世纪初,北京、天津、西安等地涌现了一大批跟演员观众面对面的“园子”。逛茶馆、进剧场,听一场相声,逐渐成为了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的消费习惯与休闲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相声依靠广播电视的发展生态,让起于“江湖”的平民艺术再次回归“江湖”。
2003年10月,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成立。这个“小剧场运动”的先驱,设立的初衷是给青年相声演员提供一个临时场地,让那些对高票价影院望而却步的人群走近相声。十几年的时间,一拨拨相声新锐展露,一个个相声新作推出,一场场演出呈现。宋德全是俱乐部的发起人之一,他说,每场演出结束,演员们要列队欢送观众,并直接听取观众的意见。相声,再次与观众直接面对面。
2005年左右,北京德云社获得了市场的巨大认可。它的走红,推动了一大批相声剧社的出现。2008年5月,“80后”相声表演团体嘻哈包袱铺成立,迅速成为了京城相声小剧场的代表之一。他们重视年轻人的相声体验,作品融入流行词汇、新闻事件等元素,并推出舞台相声剧等艺术形式。2007年在西安成立的青曲社、2011年在重庆成立的逗乐坊等相声剧社,都参与并推动了相声的“回归”。
但是,随着市场对小剧场模式的认可,小剧场开始快速扩张,相声演员出现赶场式表演。“市场化”一定程度上伤害了“专业化”,出现了作品质量不高、格调不雅甚至恶性竞争等现象,这也使得相声剧场经历了一波“关停潮”。
李寅飞 李宏烨—说学逗唱新样态
如今,小剧场发展已趋于稳定。而近年来整个社会对传统文化的推崇与回归,使得相声这个中国古老的传统艺术形式,得到了年轻人的青睐,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主动走上了舞台,高校相声社团、民间青年相声社团纷纷建立。
可以说,今天的高校,为相声提供了新生和发展的环境。大学生,有着自己的校园生活,对时事、科技、社会、情感等众多元素有着广泛的触角和天然的敏感度。他们创办相声社团、发起相声活动,吸引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共同参与创作,通过相声艺术,在欢乐中传递科学而优质的思考。清华大学的李寅飞、北京化工大学的李春熠等,都是其中的代表。
2003年,上海交通大学新语相声协会成立,校友李宏烨博士是“元老级”人物。在协会基础上,新语相声俱乐部由李宏烨牵头成立。如今,新语相声活跃在上海、江苏等地的高校校园。十几年中坚持创作,也兼顾理论研究。数百段相声作品、近十台大型相声剧、各地巡演、相声理论专著……一群“非职业”相声演员,“职业”地探索着相声艺术。
很多民间青年相声团体纷纷建立,进行自觉的文化传承与创新。
原创、接地气、不低俗、传递时代思想——如今的青年相声演员正在自觉践行着相声重要的创作与表演传统。
曲艺:从民间来到民间去 |
传统与传承:那么远?这么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