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的宏观环境

　　经过九年的积淀，“一带一路”给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经济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一带一路”金融合作也离不开各相关国家和地区持续稳定的宏观政策支撑。

　　“一带一路”正在构建一个巨大的经济圈，在基础建设投资开发、商业贸易、环境、能源、产业技术等多领域开展国际经济合作。从外交理念来看，“一带一路”拒绝以军事扩张和危机处理为基础的外交模式，旨在打造21世纪经济社会的双赢伙伴关系，将地区合作的利益最大化。中国强调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强调的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从政策理念来看，“一带一路”以发展为导向，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多元共生环境，目标是解决贫困、恐怖主义等问题。

　　“一带一路”是中国对外开放，构建国内外大市场，推动双循环的政策诉求。近几年的“逆全球化”的趋势，事实上是以美国引领的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受到了挑战。俄乌冲突后，欧洲的安全局势受到严重影响，产生了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的外溢效应，扰乱了全球能源、粮食等方面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使本已十分困难的全球经济雪上加霜，并可能导致一些国家的政治动荡。在“逆全球化”导致风险和不确定因素增加之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及参与经济全球化是稳定的因素。通过以国内大循环和统一大市场为支撑，有效利用全球要素和市场资源，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更好联通，助力在新发展阶段实现新一轮高水平开放，推动世界经济增长。

　　强有力的金融支持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条件。资金融通是促进设施联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等方面互联互通的重要条件。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投融资难的问题长期困扰着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民生发展，因此加强金融合作、构建多元化的投融资体系和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保障。“一带一路”建设九年来，在资金融通建设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参与合作的金融机构类型越来越多，其中包括政策性银行、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商业银行、专项投资基金等，初步形成了多元、包容性的金融合作机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一系列金融机构和制度的设立，有效地缓解了相关国家基础设施融资难的问题。然而，金融领域合作主体的增多也暴露出风险监管、货币政策协商、外汇制度、金融服务等方面的不足。因此，深化“一带一路”金融合作是中国和其他参与“一带一路”国际经济合作的国家共同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带一路”金融合作进展

　　在货币合作方面，中国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使用人民币的规模和范围逐步扩大，本币结算、货币互换合作稳步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建设和完善大大提高了人民币跨境清算效率，为“一带一路”相关贸易和投融资使用人民币结算提供了便利。

　　在投融资方面，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推进以重大项目为驱动力的投融资合作新机制，形成了以开发性金融为主要形态的投融资合作新模式。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跨境直接投资国别覆盖广，行业多元，其中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引领作用明显，国有企业参与力度不断提高。亚投行、丝路基金、中哈产能合作基金等新设立的金融机构以及上海合作组织银行联合体、中国—东盟银联体、中国—中东欧银行联合体等合作机制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在金融服务合作方面，主要包括金融机构互设，与非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美洲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金融机构合作，提供贷款、设立融资基金等。随着金融市场开放步伐不断加快，中国逐步扩大银行、保险、证券等市场准入，支持境外金融机构在华设立子公司和分支机构，中国的金融机构也加强了“走出去”的力度，不断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为“一带一路”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开展经贸合作提供了便利。

　　在金融监管方面，“一带一路”国家金融监管合作和交流持续推进，中国银保监会、证监会与境外多个国家的监管机构签署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加强信息互换，确保资金在“一带一路”国家间高效配置，强化风险管控，为中资金融机构在“一带一路”国家布局创造了良好条件。

　　此外，中国的信用评级机构积极开展“一带一路”国家信用评级研究，开始打破垄断，进入国际市场；跨境征信合作也在积极展开，对于增进沿线国家和企业互信、扩大经贸合作、防范投融资风险具有重要作用。例如，“信用上合”平台的建立就为中国与上合组织国家跨境征信服务提供了便利；中国的保险业积极开展跨境保险产品与创新服务的相关风险支持。例如，中国“一带一路”再保险共同体的保险业务平台的建设，加快了海外服务网络建设，减轻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后顾之忧。

　　“一带一路”金融合作趋势

　　“一带一路”金融合作必然伴随着更多的人民币结算，以减少美元汇率波动带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目前，国际金融合作的全球金融规则体系主要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和建构，主要反映和维护西方国家的利益。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后形成的“核心—外围”国际经济体系的本质是处于核心的美国拥有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特权，外围经济体拥有巨大的贸易顺差，积累大量美元储备，加大了本国的通胀压力。通过美元加息使在新兴市场国家和一些抗压能力较差的经济体中的资本迅速回流至以美国或者是以美元为中心的发达国家。以美元为中心的结算体系，决定了各国贸易、投资和资金的流向以美国为中心。使用美元作为结算货币，不仅加大了汇率风险和结算成本，也降低了外围经济体国家债务偿还能力以及在政治经济层面的抗风险能力。

　　“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的深化，伴随着海外市场研究的深入和境外风险管理的加强。参与“一带一路”国际经济合作的国家许多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具有较高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政治风险和安全风险，合作项目容易因为客观环境变化而被迫中断甚至终止。金融机构在开展海外业务时，需要更加深入地了解“一带一路”国家金融市场的现状，深入了解当地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情况，对于金融合作顺利推进具有积极意义。

　　“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的发展，伴随着金融合作规则、标准、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在“一带一路”金融合作中，各国之间的金融合作规则、金融标准、金融市场法律法规体系也存在差异，金融交易、投资保护、知识产权、劳工保护、环境保护、金融监管等领域仍然存在“法外之地”，需要进行政策协调，制定相关法律以完善金融法律体系，并且建设争端处理机制。

　　“一带一路”金融合作需要建设信息平台，加强金融信息的交换与反馈，吸引多元化主体参与。在数字经济时代，信息数据服务必不可少。中国的股票和债券市场可成为“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重要融资渠道。这要求中国的证券交易所和银行间债券市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本市场进行战略对接，搭建投融资平台，促进信息公开共享，进行资本市场互联互通的框架设计和制度安排。当前，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在投融资方面占据主体地位，民营资本参与度不高。信息平台的搭建有助于信息交换，促进民营资本和企业等多元化主体参与金融合作。

　　“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的推进，伴随着政府间关系的有效协调。深入的金融合作需要建立政府间的信任，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把“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的重点和对象聚焦在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和密切来往的地区和国家，聚焦中国与东盟、中国与金砖国家、中国与上合组织等多边合作、区域合作框架，有助于发挥地区资源优势，提高金融往来的效率，深化区域经济合作。例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就对金融服务、投资、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为中资金融机构海外高质量发展带来新机遇。此外，“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的经济合作体系，如何协调与不同类型国家之间的“一带一路”金融合作关系也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总而言之，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者及相关金融合作的推动者，肩负着“一带一路”区域以及跨国金融合作规则提供者和规则体系重要建构者的责任。包容性与创新性应该成为“一带一路”国家间金融合作规则供给与规则体系构建所追求的目标。可以预见，今后的国际货币体系将向多元竞争的方向发展。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一方面要继续深化与其他国家的货币合作，扩大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另一方面，在适应和融入国际金融合作已经确立的全球性的规则基础上，开展规则体系的创新，加强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的话语权，通过互利共赢的金融合作建立起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