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对接

　　全球气候变化是当今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主要原因是化石燃料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据联合国统计，2017年北大西洋飓风、南亚季风性洪水和非洲干旱等极端天气引发的世界气候危机造成了32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气候变化还导致中亚地区冰川容量减少三分之一，由此加剧了中亚各国水资源危机。在联合国的主导下，国际社会经过长期谈判，达成了各国逐步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协议。

　　正如《新时代的中国绿色发展》白皮书中指出的，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定践行多边主义，提出全球倡议、全球安全倡议，深化务实合作，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共建繁荣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力量。绿色“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恰是中国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的主要实践平台。

　　为了践行绿色“一带一路”理念,中国先后牵头建立了一系列机制和平台：积极推动建立共建“一带一路”绿色低碳发展合作机制，与联合国规划署签署《关于建设绿色“一带一路”的谅解备忘录》，与有关国家及国际组织签署50多份生态环境保护合作文件。与31个共建国家共同建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与32个共建国家共同建立“一带一路”能源伙伴关系。发起建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成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研究院，建设“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实施“绿色丝路使者计划”，帮助共建国家加强绿色人才培养。制定实施《“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推动绿色投资。此外，中国企业还帮助共建国家投资建设了一大批可再生能源工程，实施了清洁能源工程。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向世界承诺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推动绿色转型，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共建互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中国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之路，持续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广泛推行绿色生产方式，逐步完善绿色体制发展机制，基本形成了绿色空间格局，使绿色生活逐渐成为时尚。此外，还广泛开展双多边国际合作，与世界各国携手共建美丽家园。

　　为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世界其他国家也根据本国国情和资源禀赋，以各种形式确定了本国的绿色发展战略目标和侧重点，有的还提出了实现碳中和与碳达峰的具体时间表或者消减二氧化碳排放的指标，核心是发掘本国的可再生能源潜力和提高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这在多方面与中国的绿色发展理念相契合，成为中国与其他国家进行绿色“一带一路”战略对接的基础。

　　完善绿色“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融资机制

　　在制定和实施绿色发展战略的背景下，“一带一路”沿线共建国家一方面应继续开发促进绿色投融资的工具，另一方面应与国际金融机构共同建立各类相互补充的国际绿色投融资体制。

　　共建国家支持社会经济发展的财税与金融政策通常与国家的优先发展方向或者领域有关。在贯彻绿色经济理念过程中，这些国家的财税与金融政策也适当向绿色经济倾斜。尽管发展绿色经济的战略侧重点有区别，但普遍包括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绿色贷款、强制生态险、绿色基金、绿色债券和国际举债以及获取国际绿色投资等。

　　国际金融机构是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绿色经济和包容性增长的支持者，主要针对具体的项目给予技术援助、贷款和赠款等。像亚洲开发银行与成员国在未来几年合作的侧重点转向包容性增长，世界银行重点支持中亚五国发展绿色经济，欧洲复兴银行则以中小企业为重点支持对象。

　　鉴于前期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合作经验，中国应当根据自己的资本输出供给能力，重新定位自身在共建国家绿色融资格局中的地位。

　　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为核心，构建新的绿色融资合作平台。支持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并支持相关国家实现环境和相关发展目标是亚投行的优先方向之一。本着共建共享的理念，中国应进一步推动联合国有关机构、亚洲开发银行、亚投行、新开发银行、全球环境基金、绿色气候基金、国际能源署、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等国际组织在工业、农业、能源、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领域开展绿色低碳技术援助、能力建设和试点项目。

　　推动融资工具多元化并减少直接债务。中国对大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有偿援助工具单一，目前以贷款为主。类似的援助形式在这些国家外债政策调整的情况下空间已经不大,还授予欧美炒作“中国债务陷阱”的口实。今后，要在考虑共建国家现实需求和尽力规避风险的前提下，将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打造成真正实行国际金融开发政策的机构，从以贷款为主转向多种金融工具相互搭配。

　　与沿线国家吸引外国投资的模式相适应。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花费巨额资金，仅靠国家财政无法承担基础设施所需的所有支出。为此，大多数沿线国家近五年来都在酝酿财政机制与金融机制相结合的举措。公私伙伴关系（PPP）模式成为当前许多国家采用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模式之一，这使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成为对外国投资开放的领域。中国的援助应当与这一模式相适应。在公私伙伴关系（PPP）模式框架下，中国可以引导和支持中国私人参与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

　　以绿色融资为契机，提高人民币的周边化和国际化水平。受国际政治因素、宏观经济形势以及汇率机制改革的影响，近年来不少沿线国家在外债、外贸结算、外国投资和货币市场等方面实行了去美元化的政策。随着与中国经贸合作的深入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高，不少沿线国家都将人民币作为本国去美元化政策的选择之一。由此，在共建绿色“一带一路 ”命运共同体中， 绿色融资规模的扩大和机制的完善将进一步提高人民币的周边化和国际化水平。

　　以政府援助引领商业金融机构之间的直接合作。出于债务安全的考虑，未来几年无论是直接贷款还是间接债务，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没有向中国举债的空间。今后，以政府援助引领商业金融机构之间的直接合作应当成为中国对这些国家援助政策的重点。

　　与其他国家或者国际金融机构联合融资。由于确定了外债来源的多元化，共建国家在接受国际援助的大部分项目中逐渐偏向共同融资的模式。在此情况下，中国国有政策银行先前的融资模式无法继续大规模推行。与此同时，中国的援助还面临着欧美的竞争。这方面，中国国有政策银行可以借鉴亚投行的模式，在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项目时，与其他国际金融机构共同融资。

　　孙钰：中国旅居欧亚国家的财经问题研究学者；

　　韩增华：新疆财经大学财税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