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在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上海合作组织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中国为上海合作组织贡献了怎样的中国智慧和方案？其未来发展目标和方向是什么？对这些时代之问，进入第三个十年的上海合作组织必须给出自己的答案。

　　大变局下的机遇和挑战

　　从2001年在上海成立以来，上海合作组织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发展历程，成为一个由26个国家组成的全球最大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及全球和地区治理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2017年，上海合作组织阿斯塔纳元首峰会正式接纳印度、巴基斯坦为新成员，标志着上海合作组织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开启了上海合作组织跨区域融合发展的新征程。

　　当前，地缘政治因素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影响愈加放大。一方面，阿富汗剧变、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等给地区安全带来严峻挑战。另一方面，受内外部多重不利因素刺激，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覆盖地区安全风险升至历史新高，对上海合作组织维护地区安全构成严峻考验。近年来，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下的全球和地区经济持续低迷，一些上合组织国家面临通胀加剧、消费品价格升高、就业困难增大等“燃眉之急”，经济发展明显缺乏后劲，对走出经济困境构成严重拖累。

　　随着上合大家庭不断扩容，内部多样化和差异性更加明显，组织的合作效率和行动力难免不受影响，客观上也要求上海合作组织必须对原有机制制度作出必要调整和改进。但目前各方对此意见并不一致，亟需凝聚共识，增进互信。

　　面对挑战的同时，大变局下的上海合作组织也蕴藏着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面临不可多得的机会之窗。首先，俄乌冲突以来，俄罗斯遭遇美西方极限制裁，面临空前的战略压力，对上海合作组织的战略倚重和现实需求大幅上升，为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提供重要契机。其次，俄乌冲突进一步加剧了地区国家的危机感，开始纷纷寻求新的多边依托，这为上海合作组织扩大影响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会之窗。在此背景下，上海合作组织大力倡导和积极践行的以“上海精神”为核心的新理念的先进性和普适性彰显，不仅为上合成员国、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选择、新路径。第三，新一轮扩容加速，进一步提升了上海合作组织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的分量，为上海合作组织更加有效地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强大信心和底气。在2022年撒马尔罕峰会上，上海合作组织由18个国家迅速扩展为26个国家，由中亚、南亚延伸至中东、西亚地区，使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合作空间大幅拓展，形成更为广阔的巨大市场和能源合作、互联互通空间。与此同时，更多国家不惧美西方压力纷纷要求加入上合大家庭，并把上海合作组织作为多边合作优先方向，期待上海合作组织在重启地区互联互通建设，打造更加立体、丰富、坚韧的跨境运输网络，建立并完善非美元的多元支付体系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以“中国方案”应对时代之变

　　在2018年上合青岛峰会上，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中国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提出了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倡议。这是中国为大变局下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明确地回答了上海合作组织“向何处去”这一时代之问。中国提出的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是国际和地区形势演变的必然产物，也是上海合作组织和中国外交自身发展的现实需要。

　　从全球范围看，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导致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遭受前所未有的剧烈冲击，严酷现实凸显上海合作组织升级换代必要性和紧迫性，以期为世界局势和全球治理增加更多正能量和确定性。中方提出的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倡议，就是对这一时代呼唤的积极回应。

　　从地区层面看，提出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助于协调上海合作组织内部各种治理机制和方案，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凝聚各方共识，寻求最大合作公约数，以促进构建公正合理的地区新秩序。

　　从上海合作组织本身看，新成员的加入使上海合作组织凝聚力、吸引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但其固有模式也面临新的考验。如何破解异质性加大这一现实难题，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倡议就是为此开出的“中国药方”。

　　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重大倡议内涵丰富，主要包含“新五观”“一带一路”“四个典范”“四个共同体”“五条路”等内容。其中，“新五观”指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这是中国对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丰富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堪称“上海精神”的升级版。共建“一带一路”为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实践平台，是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强大推进器。而“四个典范”指把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团结互信、安危共担、互利共赢、互学互鉴的典范；“四个共同体”指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卫生健康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发展共同体、人文共同体；“五条路”指上海合作组织要走团结合作之路、走安危共担之路、走开放融通之路、走互学互鉴之路、走公平正义之路，即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问题，指明了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和方向。

　　以上合意识引领未来发展

　　未来，上海合作组织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积极塑造和培育“上合意识”，确立明确的共同奋斗目标，加大参与全球治理，不断完善决策机制，确保上海合作组织始终沿着正确的轨道不断前行。

　　尽管如今“上海精神”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上合组织的核心价值和行动指南。但其共同价值和集体认同建设仍处在进行时。一方面，随着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内部的差异性更加明显，成员国身份的多重性加大，现有的价值观念与实际合作有待形成有机结合。如何将上海合作组织倡导的先进价值理念和地区实际相结合，统筹推进各项合作并有效解决面临的种种挑战，仍是上海合作组织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另一方面，随着时代变化和组织本身的发展，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之初提出的“上海精神”也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增添新的时代内涵。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上海合作组织正在经历从内向发展向内外并重、从安全合作为主到全方位合作、从区域合作向地区治理的转变，这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共同意识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此背景下，塑造和培育以“上海精神”为核心的“上合意识”，无疑应成为大变局下推进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当务之急。首先，应总结、提炼出一套以“上海精神”为核心的共同价值，为“上合意识”提供价值和理念支持。其次，将以“上海精神”为核心的共同价值制度化，为“上合意识”奠定法律基础。再次，大力普及宣传落实以“上海精神”为核心的共同价值，积极培育推广“上合意识”。最后，明确组织定位，强化集体认同，为形成“上合意识”创造必要前提。

　　与成立初期相比，当前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同时面临的形势也更为复杂，任务更加艰巨，时代要求上海合作组织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和使命。

　　未来，上海合作组织应从成员国的根本利益出发，立足地区，放眼全球，加大参与全球治理，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一是提升全球治理在上海合作组织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与安全、经济、人文三大合作相比，全球治理在上海合作组织中仍是一个相对薄弱、滞后的合作领域，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理当适应形势需要，积极主动挖掘上海合作组织潜藏的巨大优势，努力使全球治理成为上海合作组织合作新的增长点；二是提高自身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当前上海合作组织的实力和影响尚不足以在全球治理中扮演主角，应从实际出发，立足本地区，从区域治理做起，练好内功，进一步释放自身内部潜力；三是着力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和建设。上海合作组织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应该根据形势和自身发展的需要，区分轻重缓急。把发展置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和建设的优先突出位置，落实好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敦促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承诺，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利益和空间。

　　二十多年来，完备的合作制度和机制确保了上海合作组织正常有序运转，但从合作效率来看，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制度和机制尚存不少短板。上海合作组织现有的法律文件对成员国权利与义务的界定模糊，对成员国应履行的义务规定得不够具体和细致，对成员国未履行义务也缺乏惩戒规定，从而导致制度缺乏应有的权威性，严重影响上海合作组织合作效率。应根据扩员后的新情况，对《上海合作组织宪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这两部上海合作组织合作的纲领性文件作出适当补充和修改，增加近年来各方达成的新的共识和认知，对成员国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作出更加明确清晰的界定。还应适时制定出台上海合作组织相关法律文件，明确规定上海合作组织合作的理念、宗旨、原则、任务、目标和方向等，对成员国合作作出规范，使成员国的权利和义务更趋平衡。

　　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进入动荡变革期的时代背景下，上海合作组织面临地缘政治因素凸显、安全和经济风险升高、内部改革压力加大等严峻挑战，但与此同时，大变局也给上海合作组织带来新的历史性机遇，迎来重要的战略“窗口期”。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为上海合作组织应对大变局贡献的“中国方案”，回答了上海合作组织“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指明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方向和奋斗目标。未来，上海合作组织应从构建命运共同体高度着力培育“上合意识”，明确共同奋斗目标、加大参与全球治理，不断提高合作效率。

　　邓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