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社会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治理体系形成了强大冲击，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及相应的霸凌行径对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构成了严重威胁，全球面临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经济全球化向前推进遇到前所未有的阻碍。公平与效率、增长和分配、技术和就业的矛盾变得更加突出，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人们普遍感到焦虑、不安和无助。这些都说明，世界的发展又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西方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许多人都在对近几十年来由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资本主义进行反思，认为以市场原教旨主义为导向的新自由主义已经失灵，必须打造“后疫情时代的资本主义”。有两个人的观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罗马教皇方济各。二是世界经济论坛的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两个人都是直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成长、工作和生活的人。但就在两个月前，教皇又一次大声批判了现行资本主义制度。他说，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证明，市场资本主义的“魔法理论”已经失败。资本主义“这种体系一直让穷人在边缘上挣扎，并使少数人越来越富裕。世界需要一种促进对话和团结、不惜一切代价拒绝战争的新型政治”。全世界的媒体都对教皇这番话作了报道和评论。

　　克劳斯?施瓦布在今年10月的一篇文章中也指出，疫情在促使世界重新审视资本主义。他说，二战以来任何事件产生的全球性影响，都远不及新冠肺炎疫情。对这场危机，我们能做的就是对经济、政治和社会进行一番“大重置”。我们必须重新考虑我们对“资本主义”所作的集体承诺，需要以开放的心态重新评估我们全球经济体系中过时的东西，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因此，必须对深受几十年新自由主义影响的贸易、税收和竞争规则作出修改。

　　教皇方济各和克劳斯?施瓦布的基本观点，都是要对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作出改变。不过他们只是说了什么行不通，而没有说出什么行得通。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中的生产和再生产”。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以及它今天遇到的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矛盾和冲突，不过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和反映。而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根本上说，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这样一个两者相互影响又相互作用的社会历史进程。

　　我们现在都看到的现实情况是，一方面，生产的全球化大大加速了商品、资金、信息和劳动力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加快了知识、技术、文化传播与扩散的速度。产业链、供应链和资金周转链的形成与运转，生产、销售和消费的快捷性与便利性，密切了各民族国家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提高了人类所需的各种物质资源在全球配置使用的效率，也更多地满足了人们对生活的需求。另一方面，主权国家针对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源配置的全球化过程，以及因此而引发的生产和资本的跨国化、国际化，又强烈地要求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架构，加强对全球经济的治理，以解决世界经济秩序的运行机制问题，以尽可能推动实现不断被扭曲、被破坏的公平与公正这一人类最初始的愿望和要求，尽可能减少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

　　应该说，国际社会这些年来一直广泛关注和讨论的问题，比如，是坚持多边主义，还是唯我独尊；是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还是退群毁约；是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基石的多边贸易体制，还是另起一套；等等，其实质都在于如何解决和消除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资本主义给世界带来的各种矛盾和弊端，即如何在全球范围内调整和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

　　金砖国家历史文化不同，基本国情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但我们都清楚资本主义在新自由主义的带动下，对二战以后形成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人类社会的发展造成了多么大的破坏；如果不加遏制任其发展，后果又将如何不堪。也正因为如此，金砖国家的立场和态度十分鲜明，都主张坚持根据正义和国际法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都主张发挥联合国在处理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权威作用，都主张按照通行的国际规则开展自由贸易，都主张维护战略稳定机制和军控体系，都主张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决策中的实质性参与度，都主张在互利合作的基础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管理各自国家的制度体系和管理社会的各个方面，我们也有许多共同点和相似点。比如加强国家立法、提高政府各层级工作效率，比如反对腐败、反对官僚主义，比如应对重大突发事件、应对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防治传染病等。总之，我们都在致力于改变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滞后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态势，致力于将生产关系尽可能调整到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状况上来。

　　刚刚结束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二次会晤以及通过的会晤宣言，再一次向全世界全面系统地阐明了我们作为新兴经济体对当前国际和地区总体形势的基本看法，提出了加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基本思路，强调要继续团结协作并争取更多国家支持，全力克服各种风险挑战。为了落实好这些共识，我们要进一步加强治国理政，并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协调行动。

　　第一，加强国际抗疫合作，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发挥关键领导作用。目前疫情整体形势依然复杂，感染人数还在上升，不少国家出现反复。中国在疫情应对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我们可以运用大数据、智能化开展防控疫情的交流，探索传统医药在新冠肺炎防治方面的作用，加强国际联防联控，加强疫苗研发、试验、建厂、标准互认等方面的合作。要防止新冠疫苗之争演变为新一轮的地缘政治对抗。

　　第二，推动快速实现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发展和增长。要一手抓疫情，一手稳经济，在疫情常态化条件下实现社会经济活动有序开展。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推动落实“人员与货物跨境流动便利化倡议”，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畅通。要利用好疫情催生的新业态新模式，加强科技创新合作，营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第三，要推动国际社会将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置于国际发展合作的核心位置，将消除贫困作为首要目标，让资源更多地向减贫、教育、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倾斜。要支持联合国发挥统筹协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让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广大发展中国家。

　　第四，要捍卫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护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的多边主义，坚持尊重彼此根据自身国情选择的社会制度、经济模式和发展道路。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

　　（作者系中联部原副部长、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