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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呦呦:对抗疟疾的诺奖得主

2016-12-20      

 一位研究医药学的老太太,不是博士,没有留洋经历,也未当选院士,缘何成为第一位荣获诺贝尔奖的中国本土科学家? 

屠呦呦倚靠在自家客厅的米黄色沙发上,脸露倦容。在离她不远处的茶几旁,摆满了五颜六色道贺的花篮。“电话和访客太多,身体吃不消了。”老伴李廷钊有些心疼。

几天前,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布,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一半授予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另一半授予爱尔兰科学家威廉·坎贝尔和日本科学家大村敏,以表彰他们在寄生虫疾病治疗研究方面的成就。屠呦呦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获诺贝尔奖的中国籍科学家和女性,亦是首位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华人。

喜讯一经传出,立刻引爆了互联网社交平台,屠呦呦家的电话响个不停,道贺的亲友、邀访的媒体络绎不绝。但同时,关于屠呦呦的主要获奖成果——发现可有效降低疟疾患者死亡率的青蒿素,能否“归功一人”,争议不断。

屠呦呦本人是在当晚从电视上得知了自己获奖的消息。“没有特别的感觉,有一些意外,但也不是很意外。”此后的若干天,她操着带有江浙口音的普通话,一遍遍不断在不同场合重申这一表态:“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誉,是中国全体科学家的荣誉,大家一起研究了几十年,能够获奖不意外。”

发现青蒿素

中国人的诺奖情结由来已久,几乎每年颁奖前后总会掀起一轮关于中国人为何拿不到诺贝尔奖的议论。在作家莫言获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后,该议题又换成,中国人为什么拿不到诺贝尔科学奖。然而,很少人能料到,改写这个历史的人是屠呦呦。在过去相当长时期,这个名字在中国普通民众中几乎寂寂无闻。

屠呦呦1930年生于浙江宁波,她的父亲是一位开堂坐诊的中医大夫,取《诗经》名句“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来为五个孩子中这个唯一的女儿命名。未料想,在她后来的人生中,“蒿”竟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

因从小受父亲治病救人的耳濡目染,屠呦呦于1951年考入北京医学院(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学习。在大学里,她尤对植物化学、本草学和植物分类学表现出浓厚兴趣。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卫生部直属的中医研究院(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工作,此后再未离开,至今身份仍是这里的终身研究员兼首席研究员。

屠呦呦最优秀的研究工作完成于“文革”期间。当时,引发疟疾的疟原虫对常用特效药奎宁产生了耐药性,导致疟疾疫情再次肆虐。在越南战场上,美越两军因疟疾导致的非战斗减员甚至比战伤减员高出数倍。越南向中国救助,1967年,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关心下,中国政府启动“523项目”,联合全国数十家科研机构、数百名科研人员,集中研发抗疟新药。屠呦呦所在的中医研究院于1969年接到了“中草药抗疟”的研发任务,屠呦呦以科研组长的身份参与其中。

“那时候,整体都在‘搞革命’,工作基本都停止了。能够参与这个项目是很幸运的。但难度是,到底从何着手?”屠呦呦如此回顾起当年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开展研究的情形。

当时,全球都在寻抗疟新法,但究竟从何处找,谁也不确定。此前,国内其他科研人员已筛选了4万余种抗疟疾的化合物和中草药,却未获得满意结果。屠呦呦决定从系统整理历代医籍着手,同时四处走访老中医。她和她的课题组成员共筛选了2000余个中草药方,整理出包括青蒿在内的640味中草药抗疟药方集,并油印成册。

在初期实验中,青蒿的效果并非最好。但当屠呦呦再次翻阅古代中医文献时,东晋葛洪所著《肘后备急方·治寒热诸疟方》中的几句话引起了她的注意:“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原来,青蒿抗疟是通过“绞汁”,而非传统中药常用的“水煎”。她由此悟及,可能是“有忌高温破坏药物效果”。

1971年10月4日,屠呦呦首次成功地使用低沸点溶剂乙醚在摄氏60度下制取了青蒿提取物,并在实验室中观察到这种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惊人的100%。这种提取物就是后来被称为“青蒿素”的物质。

“很难描述自己的心情,特别是在经过了那么多次失败之后,当时自己都怀疑路子是不是走对了。当发现青蒿素正是疟疾克星的时候,那种激动的心情是难以言表的。”屠呦呦回忆说,这个解决问题的转折点,是在经历了190次失败之后才出现的,从青蒿品种、采收季节、药效部位到提取方法,“经过反复试验,才把古人的话变成了我们的试验方案。”

1972年3月,在南京召开的“523项目”工作会议上,屠呦呦以“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抗疟中草药工作”为题报告了研究成果。随后,为尽快付诸临床验证,屠呦呦与科研组两位同事主动以身试服,结果表明青蒿素对人体无毒无害。全国多家科研机构也相继积极投入到青蒿抗疟的有关研究。1973年,青蒿结晶物的抗疟功效在临床试验中得到证实,“523项目”办公室正式将青蒿结晶物命名为青蒿素。几年后,屠呦呦团队与上海科研机构合作确定了青蒿素的化学结构。1984年,青蒿素首次实现人工合成。一种极为有效的抗疟新药由此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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