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差不多”

　　在叶培建的心中，航天成果是比自己还要重要的东西，“如果没有这种责任心，事情是干不好的。”所以在他看来，做事只有“行”与“不行”，没有“差不多”。

　　当年，研制人员对嫦娥一号进行伽马谱仪的测试，测试中发现某个参数发生了变化。但研制人员认为这不是关键参数，所以接下来修一修、处理一下应该就可以了，因而就没有上报。但现场这个细微的变化，没有逃过叶培建的眼睛。“从正常值变得不正常了，那就说明设备肯定是有问题了，那会不会影响到整个卫星？”叶培建说，对航天人来说，如果做100次试验，99次成功，有一次失败了，那要问为什么失败。“进度很重要，但进度一定要服从质量，有一点疑问都不行。”

　　在嫦娥三号的研制过程中，叶培建团队假定了200多个故障。“都进行了风险分析，全部都有预案。”叶培建说，有些故障发生后没有长时间来仔细考虑，必须按照预案有条不紊地及时实施。比如嫦娥三号的着陆，“下降的过程总共不到20分钟，如果发生故障，我们几个人再商量商量？那不行。”如果万一发生了预案中没有的情况，并且时间还允许的情况下，就来得及挽救。“飞行器飞行时，地面也有一套装置，在一比一运行。这时，就要利用地面这套设备，赶快来模拟这个故障。”也是在这种充足准备的基础上，研制团队仅仅用了三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嫦娥一号这样一颗全新卫星的研制，从嫦娥一号至嫦娥三号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

　　“不要让后人怪我们”

　　2007年，嫦娥一号发射成功之后，叶培建还分派一部分人去搞火星探测。而在嫦娥一号的研制过程中，团队还做了一个“备份星”，时任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的孙家栋在发射前问他“备份星干什么用”。那个时候，研制团队就已经想到了探测火星。

　　2016年4月，中国国家航天局宣布中国火星探测任务正式立项。宣告立项那天，叶培建特意“穿上西装，系上领带”。对于接下来的火星探测，叶培建表示，中国第一颗火星探测器将于2020实施发射，按照“一步实现‘绕’‘落’‘巡’，二步实现采样回”实施。国际上第一次火星探测一般“绕”与“落”是分开的，但中国若一次实现“绕”“落”“巡”三个目标，“就能一步走进比较先进的行列。”叶培建说，“同时，我们也在继续论证下一步的小行星探测、木星探测，以及更远的地方。”

　　对于“去火星能对GDP有多大的拉动率，对经济产生什么好处”、“国家还有贫困的地方，为什么花钱去火星”等问题，叶培建回应道：“一个国家的强大、科技的发展与解决民生问题，并没有矛盾。”在叶培建看来，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总要在国际上有些地位。“靠什么有地位？靠每个人有辆小汽车？靠每家有电视机了？不是，靠的是国家实力。”

　　叶培建的手机里，保存有一张月球岩石的照片。他说，30多年前，美国就在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部展出了这片月球岩石，代表自己国家的科研水平。30多年后，当叶培建再次来到日内瓦时，这块石头仍摆放在那里。于是，他拍下了这张照片，保留在了手机中。他说，这就像勾践卧薪尝胆一样，是为了时刻提醒自己。“我经常把这张照片给我们所有探月的人看，告诉他们，这就是世界水平，也是一个国家的象征。30年前的成果，现在放眼全世界，依然是先进的。如果我们不做月球探测，300年后，还是这样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