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宫金石书法组的指导教师是著名的篆刻家刘博琴。苏先生从此得名家指点，向着专业的方向钻研。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市级少年宫算得上中国儿童素质教育的实验基地，各类名师云集，授课活动多样，学生更是千里挑一。常常举办的海内外儿童少年联欢活动中，各种艺术门类的小组各展其长，苏先生所在的金石书法组就是以金石书法篆刻作品示人。少年宫大礼堂经常放映文化名家纪录片，展现齐白石等大师的艺术生涯，对孩子们有很大的激励作用。1965年，成立不久的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举办全国少年书法大赛，刘博琴老师带书法组的孩子们去参加，苏先生获得第三名，从此对书法更是着迷。

　　1966年，“文革”开始。各种标语口号、揭发批判的大字报满布北京的大街小巷、机关工厂、学校乡村。大字报是“文革”中重要的“传播媒介”之一，苏先生的书法专长又一次派上了用场。“红墙上贴大字报的粉纸要九张才能填满，都是用板刷书写。在宽大的空间写字，对于结构的布局安排有很好的训练。”

　　在一次“中日友好书法展览”上，通过刘博琴老师，苏先生结识了启功先生。“当时启功先生60多岁，拄着拐棍，因颈椎不好，戴着一个脖套。启功先生请刘博琴老师刻几方章。刘老师说没问题，刻好我让学生给您送过去。”之后，苏先生到启先生家送印章。于是就有了来往，苏先生常去启先生家求教。书法将这两代人联系到一起，一代教育大家启功成为这位当时还藉藉无名的年轻人的文化和人生导师。

　　著名传记片导演丁荫楠在2015年拍摄了电影《启功》（苏先生是本片的顾问之一），描述资深教育家、书画大师启功先生的生平经历。其中描述“文革”时，北京师范大学的红卫兵命令启功抄写大字报。当启先生执笔书写毛主席诗词时，人们不由自主地围拢上来，被先生书写时淡定的姿态和洒脱的字迹所吸引。红卫兵队长刘雨辰在夜深人静之时偷偷撕下启先生的字迹拿回去临摹，后寻机会上门向启先生求教书法。至“文革”结束，刘雨辰考入大学，毕业后成为了像启先生一样的教育家。《人民中国》杂志社总编辑王众一在展现丁荫楠导演生涯的文章中写道：“‘文革’破坏了文化传承的教育，但传统文化通过书法的魅力依然在浩劫中赢得胜利。这条线索的安排把文化的自信、教育的力量很好地表现了出来。”苏先生与启先生的翰墨缘，恰恰印证了王众一的断言。

　　在中国历史上，书法早已跳脱出汉字和艺术的范围，而与时代、人生发生出密切的关联：

　　商代，人们在器物上镌刻符号以侍奉鬼神，这些符号成为巫术和祭祀仪式的重要内容；

　　西汉初年，书法与仕途相关联，显示了西汉王朝对书法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

　　晋代，帝王大多雅好书法，王羲之父子、陆机、索靖等书法大家频出，与此不无关系；

　　隋代，文帝创科举制，考试科目中书法占有相当比重，“以书取士”，设置“书学博士”等职位，促进了书法艺术发展；

　　唐代，太宗李世民下诏，重金收购王羲之书法，将天下王书收归己有，在东西两京的国子监设六学，其中之一便是书学，专门培养书法人才……

　　启功先生在讲述书法的结字法则时有言：楷书是行书的基础，楷书中的笔画快写而成行书，但快写不等于省却，不可绕过原有的轨道，即笔笔在轨迹上。中国书法的历史以及人的命运何尝不是如此。这其中似有一条时代轨迹与个体人生的暗合，其中的连接物便是书法——足见中国书法独有的魔力和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