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鲁迅诞辰140周年，10月30日新澙总领馆举了以鲁迅和藤野先生为题的中日线上交流会，人民中国杂志社是这次活动的后援支持单位之一。人民中国杂志社总编王众一作为媒体人受邀跻身四位发言嘉宾当中。以下是交流会上的发言正文，作者略有修改。

　　鲁迅先生1926年创作的《藤野先生》，40多年前高中课堂上就学习过。印象深刻，但体会得并不深入。多年以后，当我在《人民中国》从事起中日之间的跨文化交流工作，才对这场可称为鲁迅认识中国与世界原点的经历，以及这篇作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十多年前中日关系遇到困难，上海的日本朋友寄来一本挂历，其中鲁迅和藤野先生的画像就印在上面。这让我意识到，原来中日之间的“惜别与握手”这个话题一直萦绕在中日有识之士的心头！我开始思考这篇作品的历史意义及现实意义。

　　1904年，一名叫做周树人的年轻人来到日本留学，当时正值日俄战争爆发。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土地上打仗，却有中国人卷入其中被杀戮。原本怀着学医梦想来到日本的鲁迅，在课堂的幻灯放映中看到了震撼的一幕：中国人被当作俄方间谍处决，而一大群中国看客居然麻木地围观。反观身边的日本学生，一个个却在高呼万岁。这一刺激让他猛醒：仅仅身体强壮但精神麻木的国民是没有用的,学习医学强健国人的身体,不如启蒙国人的精神。这一经历表明留学生周树人有了民族意识的觉醒，此时他意识到启蒙民智、培育健全人格是第一位的，从医病之志向医国之志的飞跃，奠定了日后鲁迅的思想基础。

　　作为一个来自积贫积弱国家的留学生，周树人在学校里饱受了沙文主义膨胀的日本学生的白眼与污蔑。因此藤野严九郎的出现在周树人眼中自然放射出异彩。他的认真、严谨、宽容与善意，让周树人在日本人中找到可信赖的对象。那张背面写有“惜别 藤野谨呈周君”文字的藤野先生纪念照始终伴随周树人-鲁迅左右，不曾遗弃。这份信任、友情经过20多年的发酵，终于在笔端呈现为一篇不朽的作品。

　　我想，正是由于鲁迅在仙台的经历，使得他有了更加宽阔的胸怀。民族意识觉醒使他成长为一名坚定的爱国者；而学习医学以及与藤野先生的相遇，更使他相信人和人之间存在的美好，而这一点，对于他日后成为一名人道主义者、世界主义者乃至国际主义者，一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我大胆推测，正是这样坚定的信念，使得20多年后鲁迅在备受挫折的日子里，在《藤野先生》的结尾写下“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藤野严九郎后来的情况也恰恰证明，他与鲁迅别后虽未再谋面，但心始终是相通的。《藤野先生》发表后，鲁迅多方打听惜别20多年的恩师的近况，“在我所认为我师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而藤野知道大文豪鲁迅写了自己的故事之后，念于自己的窘境始终没有与鲁迅联系。1936年10月，鲁迅的死讯传到日本。据藤野先生的侄子回忆，看着报上鲁迅的照片，藤野把报纸举过头顶拜了几拜。当得知鲁迅不只把自己的照片挂墙上，写在作品里，而且这些年里一直在寻找他，想见他或他的后人一面时，藤野先生深感懊悔，写了短文《谨忆周树人君》刊发在日本进步杂志上。

　　之所以如此善待留学生鲁迅，藤野先生曾对人说过，“尽管日清战争过去多年，还有很多日本人辱骂中国人为‘辫子和尚’，说中国人坏话。仙台医专也有一伙人白眼看周君，把他当成异己。我在少年时代……学习过汉文，对中国的先贤甚为尊敬，所以要爱惜来自这个国家的人。这就是我对周君感到特别亲切、特别感激的缘故”。

　　藤野先生的正义信念反映在他在战争期间的态度上。1937 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由于军购药品激增，药价暴涨。藤野先生在乡下的诊所有不少存药，但面对药商的高价求购，却推说这些药是为满足当地村民需要所存，一点都没有卖给对方。他对儿子们说，“你们要记着，中国是将文化教给日本的先生”。

　　藤野严九郎就是以这样力所能及的方式抵制了不义的侵华战争。但他却没有活到自己的祖国与他所敬重的国家握手那一天。藤野先生的长子藤野恒弥被迫从军，1945 年 1 月病死在广岛。时年71岁的藤野先生，强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回到诊所重操旧业维持生活。8月11日，在战争结束前四天他因积劳成疾不幸离世。

　　而鲁迅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一年便溘然离世，去世前他一方面深深挂念着抗战局势，一方面仍坚信中日两国总会有“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一天。

　　在不幸历史的大背景下，鲁迅和藤野先生的故事弥足珍贵。这种超越民族偏见，建立在敬重与善意基础之上的个人友谊，为两国的民间友好，人民之间的信任与和解撒播下种子。

　　鲁迅先生毕生结交多达160余名爱好和平、敬重中国、思想进步的日本友人。1931 年，来上海留学的增田涉拜鲁迅为师。鲁迅就像当年藤野先生对待自己那样，格外照顾这位日本学生。增田涉曾回忆说，一次鲁迅拿藤野的照片给他看，对他说“不知道老师现在状况如何。大概……可能……已经去世了？不知道他有没有子女，能找到他的子女也好……”。

　　在上海的人生最后9年里，鲁迅结识了终身信赖的日本朋友内山完造。以内山书店为据点，鲁迅完成了他晚年的许多计划，留下了无数感人的故事。可以说，在上海这段时间里，中国迎来国内和国际各方斗争最为激烈的时期，鲁迅也完成了其思想的最终成型，坚定地站在进步、正义、和平、人民一边，走完了其战斗与呐喊的一生。面对时代变局，他“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面对日本军国主义侵华不断升级，他一面坚定地予以谴责，一面将军国主义分子和日本民众加以区分，相信“日本和中国的大众，本来就是兄弟”；面对生命的终点，他披露心牵人类的广阔胸怀：“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而在此过程中，内山完造给他提供的帮助是大量的和无私的。

　　鲁迅逝世后，内山继续奔波，推广普及鲁迅作品；战争结束回国之后，担任日本中国友好协会首任理事长，为推动民间友好鞠躬尽瘁。内山完造在战后还为鲁迅家人与藤野先生之间的故事续写篇章。1956年，鲁迅遗孀许广平为出席禁止原子弹世界大会访日期间，原本计划在顺访福井时祭拜藤野先生墓。由于连日活动导致过度疲劳,许广平只好委托内山完造代为祭拜。内山不负所托，在藤野的墓地前朗读了许广平的信。这对于没有看到“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鲁迅和念念不忘“中国是将文化教给日本的先生”的藤野严九郎的在天之灵应该是一个极大的籍慰。

　　靠着民间的力量，1960年仙台建立了“鲁迅之碑”，1964年福井县建立了“惜别”碑。

　　靠着民间和政府的双重努力，通过以民促官，两国终于在1972年实现邦交正常化，中日两国领导人的手握在了一起。

　　鲁迅的家人一直没有忘记对藤野先生的纪念和与藤野先生后人的联系。夫人许广平自不必说，长子周海婴也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后来，鲁迅的长孙周令飞接过了接力棒。

　　1980年，在藤野先生出生地芦原下番,建立了周海婴题写的“藤野严九郎碑”。因为这层渊源,藤野先生的故乡芦原町与鲁迅的故乡绍兴市还结为友好城市。鲁迅与藤野先生之间的友情通过这些渠道和形式薪火相传，成为佳话。

　　2009年，在鲁迅写下《藤野先生》的厦门大学，鲁迅的长孙周令飞与藤野严九郎的孙子藤野幸弥的手也紧紧握在了一起。

　　2017年内山书店100周年之际，在上海举办了纪念活动。在上海内山书店旧址前，《人民中国》见证了内山完造的侄子内山篱与鲁迅的长孙周令飞的历史性握手。

　　由鲁迅所开拓的，中日之间的个人友谊在新时代里还在不断地延续，给未来带来希望。

　　重温《藤野先生》在今天有着特别意义。

　　首先，这篇文章开将中日间个人友谊文本化的滥觞。20世纪初叶，许多中国文人东渡，但将与日本有识之士之间的友谊以文字记载下来并激励后人者，鲁迅之外并不多见。

　　其次，鲁迅又是20世纪对外讲述中国故事，讲述中国与世界故事的先驱。鲁迅的小说与散文使得中国现代文化首次被世界所主动介绍，流传，开中国现代文学走出去之先河。

　　第三，鲁迅对“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的关注所体现的人类情怀，以及他和藤野先生之间的惺惺相惜，超越时空，为我们今天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人文高度。

　　中日友好的基础在民间。尽管中日两国之间存在不少问题乃至困难，但人民之间加深了解，守望相助，相向而行的愿望有着深厚的基础。不论是“三一一”大地震时中国人民对福岛灾区的无私帮助，还是在去年新冠疫情初期来自日本“风月同天”“武汉加油”的鼓励，都表明了中日两国同舟共济的可能性。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在即将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时间节点，在构筑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的背景下，鲁迅与藤野先生的故事将激励我们坚定地推进人民友好，满怀信心地开展人文交流，推动中日关系进入全新的境界。

内容来源 | 《人民中国》

撰文 | 王众一